”高考”是张雪峰的关键词之一，这是他的事业主线，也是他改变个人命运的开始。而张雪峰参加高考、填报志愿的2003年，恰是中国高考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

那是大学扩招后的第四年，全国考生613万，1451所高校录取考生382万，整体录取率62%。但这其中本科院校只有639所，全国本科录取率约20%-25%。

所以那时大学（本科）生的含金量还是为社会所认可的。例如当年4月《南方都市报》首次曝光“孙志刚事件”的长篇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开篇第一句话是“孙志刚，男，今年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

孙志刚只是普通本科武汉科技学院（今武汉纺织大学）毕业生，但在世纪之初，大学生身份足以成为一个新闻热点人物的主要标签。

那年高考首次将考试时间提前至6月，但要说张雪峰们因此“少了一个月复习时间”倒也略显牵强——这是2001年11月教育部官宣的消息，并非“突然袭击”。全国各中学当然有办法弥补这一个月时间，懂的都懂。

相比之下，更影响当年考生备考状态的，莫过于突如其来的“非典”。北京、广东的高中突然停课、居家复习。放假自学一个月、失去原有教学节奏、要求高度自律，成了考生成绩分化洗牌的分水岭。

张雪峰所在的黑龙江并非受影响最严重地区，但在“疫情氛围”中学习，考生的心态难免受到干扰。即便不停课，每晚给教室喷洒消毒液、焚烧艾草，考前测量体温，无时不刻给学生传递着信号。

为了避免感染、传染（会进入单独考场甚至被禁止入场），以至于害怕感冒发烧，有同学考前一个月不敢洗澡、洗头。

更夸张的是，炎炎夏日，有些考场不开空调、只放两块冰，只为避免有人发烧。

到了考前一天，一位四川考生盗窃部分高考试卷。坊间传闻，正是这史上首例高考试卷被盗案，导致有关方面紧急启用备用卷，于是迈过“非典”难关的张雪峰们，遭遇了更大的难关——“史上最难”数学卷。

关于2003年数学卷到底有多难，民间“考古学家”们早已晒出原题并做了技术分析（例如江苏卷的全国数学联赛题型和数列+不等式的“完美组合”），认为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地狱模式”，大概只有1984年的数学卷。

考生们的体验则更为真实立体：

有的考生刚打铃交卷，还没走出考场，已经开始嚎啕大哭；

走出考场后，学生抱着家长、学生抱着老师、学生抱着同学、学生抱着自己哭成一片，场景宛若“追悼会”现场；

有的人在考场落笔感慨“明年要复读重考”，有的人出考场后疯了一样撕纸、大笑着流泪，说自己十几年的学白上了......

张雪峰也在回忆往事时说“我们那年数学很难”、“有人考着考着就哭了”。至于张雪峰的数学成绩，据说他曾在演讲中披露89分（比及格少1分），不过并没有原始视频为证。

假如张雪峰真考了89分，那他已算考得相当不错。

当年参加考试的中国新闻网记者回忆，自己考92分已是全班仅有的两个数学及格考生。多数人因被打得措手不及、心态崩溃，模拟考试140多分的考生只考了80多，全国考生数学卷平均分约50-60分。

在考生怨念最深的江苏，“灾难级”的数学卷造就了43分的平均分。

由此，2003年全国考生的总分水平显著降低。至于造成这一切的潜在“罪魁祸首”，那位盗走考卷的考生倒是分数不低：515分，比当年四川省重点线低了7分、但远超普通本科线83分。

他填报了放到今天都算不错的学校——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西南交通大学，但等待他的显然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7年的有期徒刑。

在数学卷的冲击之下，2003年全国各省调档分数线“水降船低”，降幅在20到50分左右，名校录取分数线比往年低30到50分比比皆是。

然而分数低并不意味着考生获益，当年很多考生的情况恰恰相反。考生们挺过了非典、高考的难关后，却可能倒在第三个难关——志愿填报。

与今日截然不同，2003年全国主流的志愿填报机制是：先考后估分、再填报志愿、最后公布成绩；而志愿填报的制度是梯度志愿（平行志愿直至2008年才开始试点、推广）。

从技术层面看，准确估分本就不太现实，不仅要精确记住自己回答所有客观题的选项，并与标准答案核对，还要猜测主观题判卷老师的喜好（比如语文作文题）。

加上考生们纷纷栽在数学上，估分比往届学长学姐们更为保守，结果就是误差更大，估算的分数比实际成绩更低： 原本能上名校的觉得自己够呛过重点线（2003年分为重点线、本科线、专科线三档），能过重点线的觉得自己能否上本科也难说。

加之梯度志愿实施的“志愿优先、按分排序”原则，意味着一旦没有达到第一志愿学校的最低分数线，而同一批次其它学校都已招满，考生就会“滑档”至下一批次学校，甚至可能没有学校录取。

于是，低估分数+保守填报志愿，考生们向下填报、扎堆留在本地。判断失真造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部分地区名校招不满，一些普通学校反而分数线大涨......

有的学霸看到自己的实际成绩和各大学录取分数线后，才后悔自己的“保守选择”，哭得比考数学时更惨。2003年，全国多数省份理工科重点线在460-510分之间；复旦大学在湖北省理科最低录取分数线508分，比该省重点线高6分。

黑龙江理工科考生张雪峰考了488分，比重点线高出12分。同年参加高考、考入985本科的当事人表示：他这个分数不低了。

张雪峰没有说过自己是否估分准确，但他的确基于自己的分数做出了当年多数考生的稳妥选择：

“ 高于一本线十几分其实上不了太好的学校，我就报了个二本院校里排名第一的郑州大学。专业选的是电气、计算机、金融这类热门专业，但分都不够，最后被调剂的专业是给排水。”

19岁的张子彪（本名）生活在信息流动仍不发达的时空环境，不知道自己当时有更好的选择。从他人生唯一一次志愿填报个人实践来看，算不上精彩案例，但也并不失败。

多年以后，张雪峰从考研名师转向高考志愿填报这个蓝海赛道时，不知他是否想起了2003年那个历经重重磨炼、在充满未知与风险中竭力做出最优选择的张子彪。

他说在郑大毕业季帮舍友做考研院校选择，是自己做“考研名师”的缘起。那么属于他本人的高考志愿填报之年，是否是他20年后在这个赛道自立门户的“初心”？

当然，“非典”干扰也好，数学卷的炼狱也好，志愿填报的迷雾也罢，2003年多数考生没有被一次考试定格人生：没有在打击中垮掉，也没有因“剑走偏锋撞大运”而天然走向人生赢家。

如同张雪峰一样，他们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人生与前路的征程并未停歇。

哪怕历经悲欢离合的春与夏，《南方周末》回溯这一年，仍说出了“这梦想，不休不止”，时至今日振聋发聩。经历2003年磨炼的张雪峰们如是，先行者和后来人亦如是。

这无所谓“宏大叙事”、远大理想。 即便没有2003年的夏天，没有后来张雪峰那样的名与利、热度与焦点，他的同行者们一样可以说：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