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9世纪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的这句名言，在2026年的春天，再次回荡在欧洲大陆上空。
2026年4月2日，奥地利国防部发布了一则简短声明，却再次震动了北约。
声明称，奥地利已多次拒绝美国使用其领空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请求，包括运输机和其他后勤支援飞机。
奥方直言，这场由美以发起的战争“损害了奥地利的经济利益及欧洲与世界和平”。
这并非孤立事件。自2026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一场“集体拒绝”正在北约内部蔓延。
从伊比利亚半岛到波罗的海沿岸，多个欧洲盟国以不同形式、不同理由，对华盛顿的军事行动说了“不”。
这不禁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危机——1973年，面对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欧洲同样选择了自身的生存利益，而非对美国的无条件支持。
历史仿佛在轮回，但这一次，裂痕更深，动因更复杂，后果可能也更深远。
一、奥地利拒绝：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
奥地利的拒绝，看似是一个中立国的常规外交决策，实则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作为欧盟成员国和北约的伙伴国，奥地利并非北约正式成员，但其领空位于欧洲心脏地带，是连接南欧与中东、东欧的重要空中走廊。
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不仅增加了美军后勤补给的复杂性与成本，更传递出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即便是与北约关系密切的欧洲国家，也无法认同这场缺乏国际法基础的单边军事行动。
二、七国拒援：北约内部的“集体不服从”
奥地利的拒绝只是冰山一角。一场范围更广、形式更具体的“拒援”行动，早已在北约欧洲成员国中展开。
西班牙的行动最为坚决。
3月30日，西班牙政府决定对参与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飞机关闭领空，并拒绝美国使用其境内的罗塔和莫龙-德拉弗龙特拉军事基地。
西班牙政府明确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单方面发起且违反国际法的战争”，其拒绝是对这一原则立场的直接实践。
法国则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拒绝允许装载军用物资、飞往以色列的飞机飞越其领空。作为欧洲防务自主的旗手，法国的这一举动，与其推动“战略自主”的长期诉求一脉相承。
意大利拒绝了美军飞机在飞往中东前降落在西西里岛锡戈内拉空军基地的请求。
意大利国防部长强调，任何超出既有双边协议框架的军事用途，都必须获得特别许可。
这实际上是对美国“理所当然”使用盟友基地心态的一次程序性回绝。
在装备支援上，波兰的拒绝尤为突出。
面对美国要求其调遣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部署中东的请求，波兰国防部长明确表示，该系统旨在保护波兰领空及北约东翼，部署不会改变。
这表明，面对来自东方的现实安全威胁，欧洲国家已将资源优先用于本土防御，而非域外冒险。
在政治与军事参与层面，两大欧洲领头羊的表态定下了基调。
德国总理默茨直言“这不是北约的战争”，并批评美国在发动打击后通过媒体“喊话”要求军事支持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
英国首相斯塔默同样划清界限，明确表示“英国不会卷入扩大化的战争”。
最终，北约作为一个整体，由秘书长马克·吕特在3月2日宣布，北约不会以集体名义参与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从个体到集体，从南到北，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判断的“集体不服从”已然形成。
三、利益之殇：欧洲拒绝的理性计算
欧洲国家的集体拒绝，绝非意气用事或简单的反美情绪，而是基于冷酷的利益计算。
美以的军事行动，从多个维度直接且严重地损害了欧洲的核心利益。
首先，是直接而剧烈的经济利益冲击。
冲突导致全球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国际油价与天然气价格应声飙升。欧洲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地区之一，首当其冲。
据国际能源署（IEA）及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追踪数据，冲突爆发后，欧盟天然气进口成本短期内上涨约70%，严重加剧了本就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迫使欧洲央行在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间陷入更艰难的政策权衡。
德国、意大利等制造业大国已因此下调经济增长预期。这场战争让欧洲家庭和企业的能源账单飞速膨胀，直接掏空了他们的钱包。
其次，是复杂而严峻的安全利益风险。
欧洲的安全议程已经满负荷运转。乌克兰危机仍是欧洲家门口最紧迫的威胁，消耗着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此时卷入另一场中东战争，意味着战略资源的致命分散。
更深远的是，冲突外溢风险极高：可能引发新的大规模难民潮，重演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的噩梦；可能刺激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再度活跃，威胁欧洲本土安全。
支持美以，等于将欧洲置于这些风险的直接打击范围之内。
最后，是根本性的政治与战略利益受损。
美国在行动前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这种“越顶外交”严重侵蚀了跨大西洋互信的基石。
欧洲感到自己不再是平等的伙伴，而是被随意驱使的“工具”。
同时，欧洲多国认为，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军事行动，动摇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是欧洲在二战后竭力构建并赖以维护自身安全与繁荣的基石。
支持这样的行动，无异于自我否定。
四、秘书长的使命：传声筒还是调停者？
在此背景下，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计划于4月初访问美国与特朗普会晤，其角色显得格外微妙且艰难。
他的使命具有双重性，本质上是在传递声音与寻求妥协之间走钢丝。
一方面，他必须成为欧洲集体意志的“传声筒”。他需要向特朗普清晰无误地传达：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认为伊朗冲突“不是欧洲的战争”；欧洲对特朗普频繁质疑北约根基、甚至威胁退出联盟的言论深感忧虑；欧洲的核心安全关切仍在东翼，无力也无意承担中东的战争义务。
另一方面，他更核心的任务是扮演“调停者”，寻求最低限度的妥协以稳住联盟。吕特需要防止“退出北约”从政治威胁变为制度现实。
他必须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保持某种形式的“协调”，同时确保北约整体不被拖入战争。
吕特本人以务实甚至有些“亲美”的风格著称，此前曾因赞赏特朗普的对伊行动而招致欧洲批评。他的访问，最终目标可能是达成一种脆弱的交易：欧洲在口头上或非核心领域满足美国部分要求，以换取美国对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第五条）的再次口头承诺。
然而，这种妥协的空间正在急剧收窄。欧洲的拒绝已从私下抱怨升级为公开行动，美国的单边主义也毫无收敛迹象。
秘书长的穿梭外交，难以弥合日益扩大的战略鸿沟。
五、历史的回响：1973年的石油与2026年的选择
当前北约内部的这场危机，并非没有先例。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期间，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幕曾真实上演。
当时，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突袭。美国为支援以色列，发起了名为“五分钱救援行动”的大规模空运。
然而，除了葡萄牙（允许使用亚速尔群岛的拉日什机场）之外，所有西欧北约成员国——包括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西班牙、希腊——集体拒绝了美国。它们禁止美国运输机飞越其领空、使用其基地或港口为以色列转运物资。
驱动那次“集体不服从”的核心动力简单而致命：石油。
阿拉伯产油国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和减产。
当时欧洲80%以上的石油依赖中东进口。对“经济血液”被切断的恐惧，压倒了对盟友的义务。
欧洲国家为了确保石油供应，不仅拒绝支持美国，甚至在外交上向阿拉伯国家倾斜，要求以色列撤出所占领土。
半个世纪后，驱动欧洲说“不”的逻辑内核依然未变：对核心生存利益的维护。
但2026年的剧本更为复杂。能源安全仍是关键因素，但已与行动合法性危机、战略自主诉求、安全风险外溢、联盟信任破产等多重动因深度交织。
1973年的拒绝，是冷战格局下对单一经济威胁的应激反应；
2026年的拒绝，则是在多极化世界中，一个更加成熟、却也更加焦虑的欧洲，对自身命运的一次综合性战略抉择。
从1973年到2026年，从石油禁运到能源危机与秩序崩塌，欧洲两次在关键时刻选择对美国说“不”
清晰地揭示了国际政治中一个残酷而永恒的真理：联盟的本质是利益的结合，而非价值观的圣盟。当共同威胁消散或利益严重背离时，联盟的裂缝便会显现。
如今，北约正站在这样一个历史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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