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疫情印证特朗普卫生政策：向外输出，反噬本土|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卢旺达|卫生政策|唐纳·川普|唐纳德·特朗普|埃博拉出血热|埃博拉疫情|流感|疫苗|病毒

正在持续的埃博拉疫情迅速升级，已被列为历史上第三大规模的疫情暴发——专家表示，美国卫生政策的削弱加剧了这场危机。当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请求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派遣志愿者在机场进行埃博拉病毒筛查时，他们突显了专家所指出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特朗普政府从公共卫生领域的撤退正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而这些影响并不仅仅涉及海外。

周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向其工作人员发布“紧急请求”，要求协助在美国机场进行埃博拉病毒筛查。这一请求是在该机构本月早些时候因疫情恶化而限制从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出发的旅行之后提出的。截至目前，已报告超过1000例病例，其中223人死亡，但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持续冲突影响了准确的数据收集，仅有约125例确诊病例和17例确认死亡。埃博拉病毒的平均致死率约为50%，远高于流感或新冠病毒。目前针对这种特定毒株——本迪布焦病毒——尚无治愈方法或疫苗。

这一情况也发生在美国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卫生投资的背景下。例如，在其第二任期之初，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的协助下，解散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机构曾在此前多次埃博拉疫情中领导国际应对行动。

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埃博拉幸存者克雷格·斯宾塞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任政府对埃博拉疫情的反应与2024年（当时卢旺达暴发了类似疾病马尔堡病毒疫情）相比已大相径庭。

“有一次（2024年）疫情爆发时，我的一个朋友正在现场。她在官方报告之前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得以联系到我在美国政府全球卫生领域的一位熟人，他帮我联系到白宫全球卫生团队的人，”斯宾塞说，“在我与卢旺达的朋友通话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和他们取得了联系，而八天内，实验性治疗方法和疫苗就已抵达当地，这一切都是由美国、白宫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推动的。”

这一情况也发生在美国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卫生投资（尤其是在对外援助相关领域）的背景下。

斯宾塞表示，在不到一周多的时间里，来自美国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就在卢旺达投入使用，他认为正是这种快速反应遏制了疫情，并成功中断了病毒传播。

“卢旺达最终以有记录以来埃博拉或马尔堡应对中最低的死亡率之一结束了那次疫情，”斯宾塞说。

斯宾塞将这一情况与2025年初乌干达发生的另一次埃博拉疫情进行了对比，后者没有得到美国的响应，他认为，与2024年马尔堡疫情相比，乌干达的疫情因此受到更大影响，尽管在他看来，其他全球卫生组织的干预确实帮助遏制了传播。当前的埃博拉疫情已远远超过2025年那次（确诊病例不到100例），而2026年的疫情确诊病例已接近1000例。

达尔豪斯大学舒立克法学院法律与医学教授马修·赫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美国缺乏对该地区应对行动的支持，当前疫情很可能更为严重，而且由于国内外公共卫生投资削减，未来暴发的疫情也可能难以控制。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全球针对传染病及其他公共卫生威胁的生物医学研究最大的资助方，”赫德说，“当你实质上迫使该机构削减所有那些在美国境内开展、同时适用于国外和国内的研究项目时，你就是在削弱我们星球上最大的防备研究资助方。”

赫德解释说，美国不仅在应对这些疫情的紧急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还在建立监测系统（有助于更早发现这些问题）以及培训当地工作人员（以便更好地监测和应对暴发的疫情）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赫德表示，尽管美国从公共卫生领域的撤退正在使当前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变得更糟（尽管影响难以量化），但削减公共和全球卫生投资可能会在暴发传播更快的呼吸道病毒（如新冠病毒或流感）疫情时产生更广泛的后果。

赫德以H5N1为例——这是一种自2022年以来在美国等地野鸟中传播的流感病毒，随后传播到哺乳动物，从熊到家猫、鲸鱼以及少数人类——他指出，如果在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处于当前衰退状态时，这种传染病开始广泛感染人类，就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初，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是他第一任期也曾试图采取的行动。退出世卫组织的法律程序于2026年1月完成。

“那项命令的措辞不仅仅是关于退出，还涉及停止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信息。而世界上追踪流感的最大中心就设在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赫德说，“因此，当这种病毒在美国各地的牲畜、家禽和鲸鱼中传播时，该信息中心却被指示不再与世界其他国家共享信息。”

赫德强调，削减公共卫生投资还包括政府停止对mRNA疫苗研发的财政支持，而mRNA平台是开发流感病毒新疫苗最具适应性的平台之一。赫德表示，这可能会减缓新疫苗的研发和部署。

“目前，美国仍然是一个极其强大的经济行为体，”赫德说，“因此，如果有人未来研发出针对那种病毒的疫苗，他们或许可以利用自己的购买力获取所需剂量来应对——但他们将不会处于防备和监测的前沿，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确保自己拥有满足国内需求的疫苗剂量。”

卡多佐法学院助理教授海云·戴蒙-冯强调，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工作的持续政治化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应对国内公共卫生威胁的能力。

“例如，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要不是一个监管机构。它们主要承担一种知识性功能：收集、监测数据并进行综合分析，而且历史上它们雇佣了大量公共卫生专家和科学家来做这项工作，”戴蒙-冯说，“我们在本届政府上任之初就看到了对这种基础设施的削减。”

这种削减，再加上对像美国国际开发署这样的对外援助项目的削减，使美国在应对国内和全球公共卫生威胁方面处于尤其脆弱的境地。戴蒙-冯也指出，这使得公众更难追究公共卫生官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