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拼凑”的西南联大，竟走出2位诺贝尔奖、171位院士！|梅贻琦|西南联大|院士

云南昆明，一场急雨。西南联大铁皮覆顶的教室里，密集的雨点声盖过了讲课声，讲台上的先生转身在黑板上写了4个大字：“停课赏雨”——80多年后的今天，同样的铁皮屋顶下，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正在向游客重现这段往事。

这就是西南联大人的风骨：教室破得漏雨，心却大得能装下整个世界。

西南联大旧址（现云南师范大学内）

1938年4月，一所“临时拼凑”的大学在西南边陲艰难复课。没人料到，这个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在校生不过三千的“暂设”大学，日后会被人称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拉开联大校友名录，你会发现什么叫“开了挂”： 2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8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171位两院院士。8000余名毕业生中，还有汪曾祺、许渊冲、何兆武这样的文学大家，有穆旦这样的现代诗歌先驱，有一大批在中国各领域留下深深足迹的人。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均出自联大，6位“两弹一星”功勋也来自联大。

大师济济的西南联大

天上有飞机扔炸弹，地上有师生捡起书本就跑——这就是联大的常态。

先说这条教育史上的“长征”。1937年，三校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不料战火紧逼，千钧一发再迁昆明。最苦的一段：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翻山越岭到昆明。路上风景？闻一多在信里说得实在：“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但吃饭是“一件大苦事”，“云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于是天天忍痛吃淡菜”。清华大三学生查良铮（即后来的诗人穆旦），带着一本英汉词典上路，记住一页撕一页，到昆明时词典已撕光。风吹雨打、与猪牛同屋是家常便饭，但就是这样，路边他们照样办“庆祝台儿庄胜利游行大会”，路上同学还搞起了“竞走”。

到了昆明，条件也没好到哪去。联大教室是土墙铁皮顶，窗户是大窟窿。昆明多暴雨，铁皮噼里啪啦一顿响，老师说话全被压下去——这就是那场“停课赏雨”的来由。学生宿舍是大通铺，40人一间，厕所在外，没洗澡的地方。地面是黄土压实，天长日久磨出一层沙土，踩上去像沙漠。图书馆座位不到两百，学生两三千，每天抢位子成了最热闹的事。于是茶馆成了“第二阅览室”——汪曾祺后来坦白：“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伙食更惨：糙米掺砂子，有同学被石子硌断门牙。朱自清瘦到38.8公斤，他儿子心疼地说：“他不是精神上的老，是生活条件太差了。”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设计，但经费捉襟见肘，梁思成最后只能把设计图一改再改，建成一批茅草房。

但就这么一所要啥没啥的大学，凭什么封神？

西南联大旧址

首先是人。这是梅贻琦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最硬核的注脚。文学院：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钱穆、冯友兰、沈从文、钱钟书……理学院：华罗庚、陈省身、吴大猷、周培源、吴有训……杨振宁的大一国文是跟朱自清、闻一多念的；大二电磁学是吴有训教的；开启他物理生涯的恩师是吴大猷和王竹溪。物理系后来走出了5位“两弹一星”功勋、29位中科院院士。

其次是体制。三校合并之初，“文人相轻”的矛盾一点不少。但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主动让权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张伯苓对梅贻琦说：“我的表你戴着”，意即“你代表我”。梅贻琦推行“教授治校”，把学术事务完全交给教授。华罗庚、陈省身二十多岁当正教授在联大不是稀奇事。杨振宁回忆：“西南联大的师生都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

最后是信仰。支撑一切的是“刚毅坚卓”四个字。联大师生中有1100多人投笔从戎，占总人数14%。陈岱孙晚年说得很透：联大的精神，一是“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二是“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用许渊冲的话说：“联大人的精神靠的是刚毅坚卓，就是要有坚强的意志、果敢的行动、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成就。”中科院院士胡海岩直言：“从纵向比，当今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达到上世纪30—40年代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水平。”

今天，我们的大学高楼林立、经费充足，校长却在为排名焦虑，学生在为绩点内卷。不是说当下的教育不努力，而是我们失去了一些更本质的东西：那份从内心发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