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砺石商业评论）
刘学辉/文
就像我在“科学经营”的定义中，将企业经营者的幸福与员工的幸福作为最核心的两个标准。在一个“科学社会”中，无论政府官员还是老百姓，也都应该是自由与幸福的。
很多人会觉得负责社会治理的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一定很幸福。其实并不然，无论古代封建帝制时期，还是近现代民主政治大大提升的时期，这些政府官员虽然拥有一些特权，但他们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东西，也谈不上幸福。例如，当前大量公务员的很多自由都受到巨大限制，得不偿失。而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更难谈得上幸福。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的面临着沉重的生存压力，解决生存问题的又面临着下一代的内卷竞争压力。
而要想既实现政府官员的幸福，又实现老百姓的幸福，核心就在于政府要建立一种科学的治理方式。而科学治理的关键在于，政府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当下社会，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巨大压力，根源其实都是因为执政者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情，该去做的却严重缺位。所以，一个科学社会的根基在于，尽可能多的还自由给大众。商业的自由，教育的自由，医疗的自由，投资的自由，迁徙的自由，买房买车的自由，生儿育女的自由……。
不可否认，在自由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法分子滥用自由的问题，但这还有法律来解决，并不应该成为限制自由的原因。另外，因为自由而带来的一部分问题，相比管制所产生的问题只是九牛一毛。并且，自由才能带来最大程度的公平。因为一旦在什么领域限制自由，这些领域就一定会产生特权与寻租。
在做到自由最大化的前提下，针对那些不法现象，政府应该建立合理、公平、透明的法治体系。法治的目的不是遏制自由，而是遏制那些滥用自由的不法之举，以保护正当的自由。如果法治最终杜绝的是公民的正当自由，那么这样的法治就无异是南辕北辙。
当遵循了自由与法治这两大核心原则之后，任何社会都会实现非常高的经济水平与国民幸福。其他维度的工作，都是在这两个原则基础上的进一步优化，而非破坏原则。
例如，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隆·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提出了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两个概念。其认为，所有繁荣的国家都是源于其采用了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所有贫穷国家都是源于采用了汲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与文化没有必然关系。
包容性制度，主要是指那些能够促进社会公平、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和合作的制度。这些制度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相反，汲取性制度则倾向于剥削民众、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制度会导致社会不公、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很多显而易见的错误都无法得到纠正，这并非是源于政治精英们的无知，而是因为在汲取性制度下，纠正错误带来的创造性破坏，首先会给这些政治精英带来失势，甚至丧命的风险，所以他们不仅不会拥护对大多数普通人正确的决策，相反会想办法进行抵制。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的包容性制度，其实就是对“科学社会”的一个具体解释。类似的理论探索还有很多，总结起来无非都是尊重客观规律、有所不为、市场经济、言论自由、决策透明、权力制衡与民主监督……
这样的一个科学社会，虽然没有了很多特权，但最终会人人受益，每个人的命运都具有更大的确定性，活得也更加轻松自由，少经受很多伤害与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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