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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知名科学家饶毅发表《事实胜于情绪：王振义、陈竺、陈赛娟的研究与朱跃军》一文，全面厘清了这桩近期引发网络热议的“学术公案”。

朱跃军的离奇人生经历，最早由湖南卫视原主持人“潘嗲”发布的一段视频引爆网络。最初，人们关注的点是一名九十年代的博士，为何困在穷乡僻壤，而且一呆就是三十多年。

慢慢地，有人通过信息检索，发现了朱跃军当年发表过的几篇重要论文，并且是与王振义、陈竺、陈赛娟等三位院士的APL治疗“上海方案”高度相关的。

于是，一个“大胆的猜想”在网络上“演义式”成型：王振义、陈竺、陈赛娟等人“剽窃”了朱跃军的成果，并且把他踢出了团队，发配回了乡下。

这样一种带着强烈悲剧色彩的“冤案叙事”，契合了普罗大众追求公平公道的朴素正义，一下子就引发了汹涌舆情。然而，面对这样滔天的舆情，主流媒体集体失声了，就离连胡锡进这样“逢大事必发声”的意见领袖也噤声了——他们都害怕过早下场，站错了队。

作为一名曾经的媒体工作者，如今的业余自媒体写作者，又恰好是邵阳人，我觉得我有必要面对面去探寻一下事件真相。

9月19日，我驱车几百公里来到武冈，非常幸运地见到了朱跃军老先生本人，并且按照事先准备的访谈提纲，问清楚了几个有关“学术剽窃质疑”的关键问题。据说，就在当天下午，由于前去拜访的人太多，也引发了一些滋扰，有关方面将朱跃军保护性接走了。

因此，我可能是为数不多与朱跃军先生就相关敏感问题进行过直接交流的自媒体人。我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访谈的文字实录，撰写了探访侧记，虽然因为账号限流，并没有什么阅读量，也已经被“下架”，但总算是问心无愧了。

饶毅老师发表的文章，非常专业地厘清的所谓“学术剽窃”的清晰脉络，这些内容与我当天访谈时朱跃军老先生亲口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一开始，是王振义团队在文献上看到国外几篇文章，介绍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APL，经王振义同意，打算在医院试用。然而，当时中国并不生产13顺式维甲酸，只有全反型维甲酸，所以实际上是使用了与国外不同结构式的分子，而实际效果反而要好上很多。在1987年前后，相关成果就已经在国际上公开发表了。

这一发现，可以说是“歪打正着”，科学发现，有时候不得不说是有运气成分的。

因此，哪怕从最简单的时间线来看，全反型维甲酸运用于APL治疗的科学发现，与1989年才到上海二医读博士的朱跃军是没有关系的。

而陈竺、陈赛娟是1984年左右到法国留学，留学期间学习了分子生物学，1989年获得法国的博士学位之后，他们选择回国报效祖国。

按照饶毅老师的说法，当时，全职在中国工作且会分子生物学的人，屈指可数。两位陈老师把分子生物学带到瑞金医院，可能是当时全中国在医院做研究而有分子生物学训练的唯二两位博士。

而朱跃军当时的身份是上海二医的在读博士，正是跟着两位陈老师，才开始学习分子生物学，并将相关理论运用到全反型维甲酸治疗APL的机制研究当中。朱跃军老先生亲口指出：王振义是我的导师，对于他在新药物发现方面对医学的贡献，我十分钦佩；陈竺、陈赛娟是我当时的老师，我在他们的指导下做了一些相关研究。

朱跃军是1991年离开上海二医的，而王振义、陈竺、陈赛娟团队一直在相关领域深耕，最终形成了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靶向治疗APL的“上海方案”。这一方案，使APL从“最凶险”的白血病变为“治愈率最高”的类型，治愈率从10%上升到了90%以上，这一成果是客观真实、不可磨灭的。

至于朱跃军当年为什么博士没有毕业？为什么没找到工作回到了乡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另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一位网友在与我私信交流中，说了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虽然未必贴近，这么讲也一定会被网友指责为“洗地”，但背后一定是存在更多复杂故事的。

比起当年的恩怨是非，我更关心的是朱跃军老人家此后的处境，一波流量过后，他又将何去何从？今后的生活境遇会不会有所改善？他心心念念的“运用转基因技术治疗癌症”的研究，能否继续做下去？

我不会在这个“风口”时期再去打扰他，但打算在一年后，再去回访一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