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冬，上海湖南路一间旧书铺里，几张陈巨来早年的拓片刚被摆上架，围观者三三两两。老板随口一句“这位老先生笔下可不止金石”，立刻引来几位中年读者侧耳。他们追问的，不是篆刻，而是《安持人物琐记》中那段让人瞠目结舌的陆小曼回忆。
陈巨来这本书成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手稿在文革后才悄悄流转。篇幅不长，却因口吻犀利猎奇而广为流传。书里写到陆小曼晚年吸食鸦片时语出惊人，宣称徐志摩之所以与元配张幼仪离婚，源头竟是发现张幼仪与父亲徐申如“有苟且”。真假难辨，却搅动了民国史爱好者的神经。
要弄清这桩公案，得把时间拨回到1921年。那一年徐志摩结束在剑桥的学习回国，发现自己和张幼仪的包办婚姻已然无法收拾。徐志摩曾坦言崇尚“爱的自由”，而张幼仪性格内敛守旧。两人观念裂痕愈拉愈大，几年内便走向分手。
按照陆小曼的说法，这场婚变并非理念不合那么简单。她告诉陈巨来：徐志摩返沪时撞见父亲与张幼仪同处密室，举止暧昧，于是怒而求离。“志摩宁可身败名裂，也不愿受此侮辱。”这是陈巨来记录的原话。几句笔墨，让当年的绅商家庭蒙上一层灰色阴影。
有意思的是，张幼仪在1944年出版的《怅怅此情》中，只字未提所谓“爬灰”。她写到丈夫沉溺浪漫，自己“力不能制”，最终接受签字。徐申如的商界同僚回忆这位老董事长时，给出的标签是“审慎、守礼”。二人的沉默与他人的褒扬，似乎都和陆小曼的爆料对不上号。
反差最大的细节来自1931年钱慕英病危。徐申如电召儿子“速归省母”。徐志摩坚持带陆小曼回家守灵，却被父亲严词拒绝。“陆氏入门，我便离家。”这是家人为他转述的原意。僵局之下陆小曼留在上海，徐志摩只身返乡。几个月后，空难发生，父子失和再无弥补机会。看似保守的父亲，对儿媳表现出近乎敌意的排斥，这与“暗中通好”的传闻显然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张幼仪离婚后确实留在徐家。不久徐申如出资成立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邀请张幼仪出任总经理。外界评论这桩合作，多半归因于徐家对孙辈的经济安排和对前儿媳能力的认可。站在商业逻辑上解释，似乎也说得通。但陆小曼那句“义父”与“同居”的爆料，让普通的家族经济支持瞬间变味。
研究民国经济史的学者常指出，家族企业内部信贷并不罕见。徐申如用公司筹码扶持儿媳管理银行，并不足以证明私情。然而绯闻诞生后，所有正常举动都容易被旁观者解读成“欲盖弥彰”。这也是流言的强悍之处：缺乏证据，却能凭想象添枝加叶。
再看陆小曼本身。1937年前后，她沉溺鸦片，常与翁瑞午在寓所彻夜烟榻。徐志摩去世后，徐家停发赡养费，翁瑞午成为她经济依靠。父子决裂、经济断供，陆小曼对公公的怨恨显而易见。若说她故意抹黑徐申如，为自己“失宠”寻找心理平衡，也不是全无可能。
“陈先生，你信吗？”陆小曼据说这样反问过陈巨来。陈答：“只记其言，真伪自辩。”短短一句对话，写进手稿，也为作者留足退路——他不过转述，并未盖棺。后来有人指责陈巨来“捕风捉影”，有人夸他“敢写敢说”，争论延续至今。
检索同期报刊与公文，未见任何关于徐申如和张幼仪失德的官方记录。徐家族谱亦无变更亲属关系的异动。换句通俗的话讲，硬证为零。流言能走到今天，仰仗的正是民国名流自带的戏剧色彩，以及陆小曼那种“烟雾缭绕”的叙述场景。
然而，徐申如反对陆小曼入门、阻其奔丧、甚至雇人监视她与翁瑞午，这些行为都有确凿信件可循。若说老人出于家风，痛恨陆小曼挥霍、吸毒、搅乱家庭，逻辑显得更顺。至于另外那桩“爬灰”，在这套逻辑里像异物般突兀。
遗憾的是，最关键的三位当事人都已作古，越来越少的旁证材料难以填补空白。史料学上，“孤证”从来站不住脚，但民间故事偏爱这样的缝隙，它能满足想象，又无需承担责任。
时针拨回到那间湖南路旧书铺，翻看泛黄的《安持人物琐记》，每一页都写满人性的瑕疵与软弱。陆小曼的控诉究竟是事实、偏见还是报复，后人已难给出绝对答案。对热衷民国掌故的读者而言，它更像一道永远不会合拢的折痕，提醒人们：传闻一旦写进文字，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想要抹去并不容易。
而在徐家后代保存的信札里，仍能看到张幼仪的端正字迹，内容多是家事、账目、孩子功课。冷冰冰的数字、流程、签名，与那些花边传闻形成强烈对照。也许这正是民国世界最真实的样子：精英向往自由，也困于礼法；绯闻满天飞，却未必改变任何事实；一纸手稿，几段回忆，就足以让人议论数十年。
至此，那句“爬灰”的真假仍无公论。徐家、张家、陈家留下的资料里，各自沉默或自证清白，无法拼出标准答案。故事因此悬而未决，也永远处于“半信半疑”的恍惚状态——这恰好是大众痴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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