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评语
傅真，80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伦敦投资银行金融分析师，现居香港，专注文学创作。曾在香港都会大学创意写作硕士项目任兼职讲师，教授非虚构写作课程。著有《藏地白皮书》《最好金龟换酒》《斑马》《泛若不系之舟》等。
这是一篇深刻、完整且极具勇气的旅行写作。沐雪以参观日本麻风病隔离岛为线索，将一段被尘封的苦难历史、一场当代艺术的介入仪式、一次个人的朝圣之旅，以及一代人的集体创伤记忆，熔铸成一个层层递进的思想结晶体。文章从登船时紧绷的身体记忆起笔，敏锐捕捉了岛上美丽风光与残酷历史的巨大反差，并通过“导盲铃”、“相爱之路”、诗歌、摄影作品等细节，将冰冷的历史制度还原为具体的生命故事。文章最成功之处在于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跳跃：从安全的旁观者到伦理的自省者，并最终在“照见”章节，因自身被隔离的切肤之痛，与历史上的“他者”彻底共情，领悟到“隔离”本质上是一种可能降临于任何人的结构性暴力。全文结构精密、情感克制却蕴含巨大力量，将一次旅行升华为对抗遗忘、确认生命尊严的书写行动。
30分钟后，我即将登上隔离岛
文｜沐雪
到目前为止28年的人生里，我只切身体会过两次物理层面的身体隔离。一次是3年前，上海的出租屋里，持续2个月。另一次就是30分钟后，日本的一座小岛上，历时3小时。
——前言
起航：静默中的身体记忆
10月的日本，日照仍带着盛夏的余威。阳光鲜亮地贴在濑户内海的水面上，像一层细碎晃动的金箔。近30度的高温烘烤下，甲板烫得能煎熟皮肤，但蒸饺般闷在船舱里的人们却并不怕热似的，反而把口罩捂得死紧。
空气中除了引擎的轰鸣，只有心照不宣的沉默。
船舱内贴着鲜明的警示：“登岛过程中，饮食、私语、取下口罩，均明令禁止”。
紧绷的氛围里，我也不由得抬起手，下意识地捏了捏口罩与鼻梁的接触处，让它和皮肤贴合得更紧、更严实——此时的我还没意识到，这是过去的经历训练出的身体惯习。
很难说清，我为什么几近执着地出现在这里。仅因半年前在濑户内艺术祭官网上偶然看到的一句话，就从上海直飞大阪，坐一整夜的轮渡横穿濑户内海，奔赴这偏远的孤岛。
“我们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平静，也不愿再被打扰。但我们也希望，人们能看到我们曾经怎样努力地活过。”
这句话像一枚温柔的钩子，把我拉到了这片海域。说这话的人，正是我即将前往的这座岛的居民。上岛时他正值青春年华，而今已过耄耋。我好奇这一笔带过的寥寥一生背后的故事，也好奇艺术家们会以怎样的方式“唤醒”这座岛、讲述这段沉重的过往。
我也说不清我对这偏远之地、陌生的他者为何如此关心，分明他们与我真实的生活毫无干系。彼时的我，尚未意识到，身体的直觉远比理性的思考来得更真实直接。
30分钟后，当船只抵达。我的身体记忆将再次被唤醒，并深刻地感受到：所谓“隔离”，真是人类漫长历史中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暴力之一。
登岛：伊甸园的美丽幻象
这座离高松港口仅8公里的岛屿，虽名为“大岛”，却仅有0.62平方公里。显然，这不过是一个随意取下的常见名字，或许它根本没打算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它终究是被世人记住了，因岛上那座“大岛青松园”——日本13所国立麻风病疗养院之一。因此，大岛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但粗暴直接的名字——“麻风岛”。
麻风病，似乎是早已一个远离现代化生活的疾病。滋生于不洁的卫生环境、匮乏的医疗资源，专侵蚀那5%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它在医学定义之外，更像一种命运的筛选器：总爱找上那些时运不济、贫穷又身弱之人。病菌侵蚀神经，让身体器官萎缩，感官逐一关闭，最终在视觉与味觉的黑暗中，与世界彻底失联。
那一座麻风岛该是什么样的呢？禁闭的设施？死寂的氛围？腐烂的气息？面目狰狞的病人？无数疑问与瘆人的画面一一闪过我的脑海，唯一可以确信的是：我对此一无所知。
然而当船靠岸，双脚真正踏上这座岛，我竟一时有些恍惚——苍翠的青松修剪得工整雅致，与错落的佛石塑像共同构筑起日式枯山水的禅意。放眼望去，远处是一望无垠的碧蓝海景，明媚的阳光平等地撒在每一寸土地上。这里真如疗养院一般，美好得简直就是天堂！若是门上挂一个“PARADISE”的招牌自诩为美剧里的度假村，也没人会惊讶，我差一点就要抛开沉重的心理负担松懈下来了！
但很快，岛上暗藏的线索，让我隐隐察觉了这美好表象下残酷的真相。
右图平房为岛民宿舍
日常：步道、铃声与隐秘的历史
主干道旁的广播开始循环播放起悠扬舒缓的钢琴曲。柔软的音乐，像濑户内海的风一样，有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温柔。
直到看到广播柱上的牌子，我才读懂这音乐的深意——这是引导失明者行走的导盲铃。原来这并非为了营造气氛，而是生存的工具。《故乡》《少女的祈祷》两首曲子分别指向两个会馆，辅助着道路上的白线和栏杆，使得岛上视弱的居民能自主到达主要生活场所。
循着主干道一路上坡，岛上一件件”展品“渐渐为我勾勒出了一个麻风病人上岛后完整的生活痕迹，以及一段长达百年的强制隔离史。
20世纪初，日本为了向西方文明证明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于1909年开始推行《麻风病防治法》，“大岛青松园”由此建成。
并非所有的麻风病人都是自愿上岛，但当局以“两三年便能治好病回家”的宣传语将他们连哄带骗全运到了岛上。而上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愿“签署尸体解剖同意书，死后用作医学研究。那个冰冷厚重的解剖台至今依然坚实地伫立在原地，海上的风与盐从未能将它侵蚀半分。
然后，他们就被组织融入一些世俗活动中：岛上有菜地、养猪场、寺庙、教堂、宿舍，仿佛是一个微缩的小社会。但……也会有些微妙的不同。比如你可以结婚、但不可以生育。你可以在这里假装正常地好好生活，但永远不可能真正离开。
”不是说治好了病就能回家了吗？但妈妈怎么一直追着车跑?“
”结婚生子本是一件喜事，但是一旦怀孕就要被流产“
——艺术祭作品：N先生的故事和大岛的70年人生
这种“假装正常”的生活状态，真是可怜又荒谬！但……却曾是那么熟悉。我摇摇头，一时不愿细想。赶忙把自己从回忆的漩涡中拽出，加紧了脚步，朝山顶爬去。
峰回路转，眼前铺开一条坑坑洼洼的山顶小路，没曾想竟然是由岛民自己修建的。他们苦中作乐，借着模糊的视线、用残缺的手脚，绕着北山开辟了一条观海步道。“他们没有做测量或调研，只是在山间不同地方行走，把山坡上的泥土用来铺著地面。“
这条来之不易的路，被他们命名为“相爱之路”，原始草莽、甚至带着点冒险野趣。他们在这唯一不受监视的“法外之地”贪婪地吮吸着自由的空气，听着远处的浪涛与汽笛声，仿佛回到了世界还充满色彩的时候。
“我以为盲人是攀登不了这座山的，但他们攀登得很好。五至六个人排在前面，挥舞着拐杖向前走。即使是像我一样看得见的人都觉得爬这座山有点困难。我很意外的看到他们多么享受这场徒步。
——“相爱之路”路牌
”相爱之路“绕一圈回来，在小岛的高处平地，是一件名为”风之舞“的艺术装置。由1000个岛民和艺术祭志愿者共同堆砌石块，矗立在原来的火葬场上。纪念碑上刻着一行字：“至少让死后的灵魂乘风离岛，得以解脱，重获自由”。
还能有什么愿望，能比这更无奈、更悲凉？
“我的病早就好了，可光田先生！你为什么还要将我在此囚禁三十年！？“
“那些人就和旧榻榻米一样，只要一拍打，永远都会飞出灰尘（病毒）！就该把他们关到死为止”
——艺术祭作品：N先生的故事和大岛的70年人生
其实从1955年开始，麻风病就已经能用药物控制。病患者经过规范治疗后，传染性会迅速消失，完全可以回归正常社会生活。但日本直到1996年，才废止相关条例。而且即使法令废除，许多岛民也因疾病的污名化再也未能重返故乡。
那座绿顶的建筑——纳骨堂，就是2000多名岛民的最终归宿。许多人上岛时为了不连累家人用了化名，最终在这个小小的骨灰堂里，用一个当初随便取的名字终了一生。
高峰时期曾同时居住着700多名“居民”的小岛，如今只剩下27人在世，平均年龄87岁。教堂的钟声早已沉寂，那条被寄予希望的“相爱之路”，头顶枝叶间满是密密麻麻、无人清理的蜘蛛网，像时光结成的裹尸布，将过往的希冀与绝望，慢慢风干。
我逐渐意识到，这座岛上没有“展品”。那些被精心保留的老屋、物件、照片，都在诉说着 “具体的人” 的故事。他们不是历史书中模糊的 “麻风病患者”，而是诗人、摄影师、恋人、母子，是被时代洪流碾过，都来不及呜咽一声的普通人。
艺术祭作品 青空水族馆 田岛征三
面孔：被历史碾过的具体的人
没有什么，比真实而具体的人，更打动人心。
也没有什么，比美好，更能够书写苦难。
短歌诗人未举行的教堂婚礼
嘎吱一声，木门推开。这是一座真实但早已荒废的教堂。一对新人静立在洁白的光晕里，红毯从脚下一路铺到牧师的礼台上。灯光暗下，一封封书信的独白缓缓响起，揭开了短歌诗人政石蒙的故事。
蒙的一生，被时代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
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美莎子”，但这道如天堑的国策，把两人生生隔在了岸边、岛上两个世界。
“在和她交往的漫长时间，有几次想要过在一起。但是，她在社会上有护士的工作，我的手有严重的疾病，有时候想法会擦肩而过。如果没有预防措施，我们的关系可能会变成更不一样的形式。
——蒙的书信
十几岁患上麻风病，害怕的他逃离家乡、希望在没人知道自己的病前死于战场。天不遂人愿，他沦为战俘。承受住极度的孤独与绝望终于熬到回国后，等待他的却不是熟悉的故乡、思念的爱人，而是这座永恒的孤岛。
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他一直在写诗。诗中有她、也有花。诗和对爱人的执念是他为数不多能自己掌握的东西，是他维系呼吸的氧气。
“送别的我所看到的船的尾波，正与你们归去时所看到的尾波连成一线。“
“将脚下的泥土抹平，在其上写下‘孤独’二字，一只蚂蚁从文字上匆匆爬过。”
”离花的距离很远，走不来。“
——《花的距离》蒙
他的诗旁留着旁人的评论：”蒙用生命在进行创作，告诉我们，艺术不是与生存没有直接关系的剩余行为，而是作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活动“。
最终艺术家决定为蒙打造这个梦中的婚礼，也许它在另一个时空真实地发生过。“由于国家的错误政策，使得两人被不公正地分开，但即使如此，也必须在这个小教堂里祝福两人。我想做的不是一件作品，而是完成对两个人来说理所当然的事，对我们来说也理所当然的新世界。”
斯人已逝，草木犹存。蒙的写字台早已蒙上厚厚的灰尘，但他笔下的花草依然盛放，在灼目的阳光下爆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忽而记起，我在“那个时候”也喜欢趴在小窗台上探着身子、观察窗外的花草树木，植物的生长让我在那样一个静滞的空间中感受到时间的流逝，给我以呼吸的实感，想必蒙也是这样觉得吧。
「稀有的觸手」是一组摄影作品，他的主人曾经也是那间教堂的馆长。
这个名字取自岛民斋木创的和歌：“唇舌未曾麻痹，成了替代双眼的‘稀有触手’，在探索中进食。”
照片里，一只蜷缩的手，指关节紧紧内扣呈兽爪状。皮肤皱皱巴巴地搭在轻微浮肿的皮下脂肪上，主人一看就是位上了年纪的患病之人。但这幅画面并没有让观者感受到痛苦和狰狞——相反，沉静的蓝墙仿若画框，柔和阳光渐次倾泻而下，照片在灰黄的色调中呈现出一种平静与祥和的氛围。
这只手的主人胁林清，出生于广岛县，17岁便被送往了岛上。酷爱摄影的他，是岛上“相机俱乐部”的最后一名成员，自诩为岛屿的记录者。
讽刺的是，当他第一次被邀请成为拍摄对象，已是身躯佝偻、面容受损之后。他一开始仓皇拒绝，后来不知怎么地，还是拿起相机，亲手拍下一张张自己蜷缩如枯枝的手指特写。
“我想拍胁林先生”“这样的请求还是第一次啊”
“透过取景器看生物，生物要清楚地意识到被看到。”
——胁林清
他是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被关押上岛的，拍下这张照片时已是耄耋之年。这不是一件能感同身受的事。一个曾用镜头观察世界的人，当病菌侵蚀神经，身体器官渐渐萎缩，感官逐一关闭。他又是以何种目光，来审视这个日益模糊的世界，和这个正在背叛自己的躯体？
门前的塑料脸盆里还放着“宫胁书店”的购物袋，仿佛爱看书的胁林先生才刚收到托人买来的新书。但厚厚的灰尘明晃晃地昭示着时间的流逝，人去楼空。
宫胁书店？这店名看着眼熟，我随手搜了一下地图，原来昨晚正巧刚路过！当时吃完烤肉，悠悠地吹着晚风，骑着自行车，在高松街头一转弯就撞见了那个赫然的大招牌。那是一家在高松当地有名的书店，曾登上过日本一百家最受欢迎书店榜单。可惜到书店这短短半小时的船程是宫胁先生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结界。
我想起在“那个时候”，我也整日阅读，因为这是为数不多能让我在喧闹中感到平静的东西。在某种空间交错中，我们的经历仿佛通过物品被重叠在了一起。
诘问：被看见，意义何在？
这不是一场观赏型的演出。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我没有见到一位在世的岛民。参观区与生活区被严格分开，但是他们的痕迹又鲜活地存在于各处。
我下意识地四处张望，想寻找那27位老人的身影，却猛地质疑自身行为的正当性：“见到”的意义何在？是为了亲眼看到 “活着的证据”，才肯相信那段历史真实存在吗？还是带着猎奇的心态，像在动物园里观赏 “珍稀物种” 一样，满足自己的好奇？即使这是一种同情，我又有什么立场？甚至这种 “同情” 本身，是否就是一种冒犯？
“还是让他们好好过最后的日子吧，一切好不容易过去了。”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可这个念头刚落下，另一个疑问又冒了出来：我登岛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允许外人登岛，又希望得到什么？
被记录、被看见，真的有意义吗？过去的已经无法改变，我既无法抹去他们曾经遭受的苦难，也不能给他们带去实质性的帮助。我所能做的，不过是站在他们的往事面前，发出一声微不足道的叹息。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将我包裹，让我感到窒息。
光田健辅，国立长岛爱生园麻风病疗养所首任所长，被誉为日本麻风病治疗之父
“光田先生站在强权（当权者和制药公司）以及大多数人（持有偏见的人）的身侧，成了他们的盟友，成了‘了不起的人’。然而，我又是否真的可以批判他呢？
在同一片国土，我和N先生度过了同样的70年，但我却对他的遭遇浑然不知。甚至从未试图去知晓。对N先生，我一直是有罪的。“
——艺术家 田岛征三
照见：一个过不去的春天
船靠岸了。人们纷纷起身收拾行李。口罩被摘下，扔进垃圾桶。交谈声重新响起，人们饶有兴致地讨论着晚餐是去吃“鹤丸乌冬”还是特色的“骨付鸡”。正常的世界，正敞开怀抱迎接他们的回归。
但我依然还在那个世界，无法回来。
我回头望去。大岛早已消失在海平线上，缩成一个模糊的绿点。松涛声远去，导盲铃消失，只剩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稳定而单调。
晚上，我回到四疊半的日式旅馆，蹲在约仅一平见方的狭小浴池里。当热水从花洒喷涌而出，冲刷过头顶、脊背时，那些被刻意遗忘的画面也一同如潮水决堤般涌来。
在氤氲的水汽中，那个春天的记忆逐渐变得具体而清晰……其实——我一直都明白的吧。
我一直都明白，我之所以如此在意他们，并非仅出于局外人的善良、同情，而是因为——我也曾被这样对待过。
在那个春天，我也被划为了需要被隔离的“他者”。
整整两个月，足不出户。托赛博时代的福，甚至连手上的工作都未曾中断！没有时间崩溃，没有精力愤怒，所有心思都用在“活下去”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一边一本正经开着线上会议，一边紧盯着小区群里的抢菜的消息。合上电脑，又要计算存粮，思考着如何在有限的食材里做出变化，对抗日复一日的单调。
互联网上每日都充斥着生离死别的消息，我已实属幸运，哪里还有资格去抱怨。但无论何时何地，被“隔离”在物理空间之外，都是一场深刻的心理打击。当超出常理认知的事情发生时，你满脑子只想着如何应对脱轨的日常，如何把生活拽回所谓的“正轨”。
我坚持每天在客厅跟着刘畊宏跳健身操保持活动；把房间里的落了灰的书都重新翻了一遍；和小区陌生的姐妹合买了一整块咖啡厅冻库里卖不出去的千层蛋糕当作都市丽人下午茶；还拼团了一把云南的芍药，极大朵的艳丽的花瓣，我每天给它拍一张照片，从含苞待放到荼靡，春天到夏天，我们都没有被允许过踏出小区一步。
上海解封的前一晚，我收拾好早已干枯的花朵，谢谢它的陪伴：“只有窗台的芍药，记录着时间的流逝，旁观着所有荒谬和悲凉，印证着两千万人被偷走的一整个春天和那些没能度过这个春天的人……”
努力假装正常地活着，真是可怜又荒谬。
也是在这时，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岛上人们的心情：最初的抗争、绝望过后，生活还是要继续。于是他们种菜、徒步、写诗、拍照。在永恒的隔离里，创造一点点美，不是为了歌颂苦难，只是为了证明：我还活着，我还能感受、还能创造。生活的本质都是伤痛，要是再不自己寻一些美好，这日子可还怎么过下去？
我们都曾在”有限的空间“里尽量地找到正常生活的节奏，只是我的圈，只画了两个月。而他们的圈，画了一辈子。
回忆起这段离奇的生命片段，我竟丝毫捕捉不到情绪。在那样的处境下，情绪是奢侈品，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而我们这些小小的、平凡的人，连眼前的一片狼藉都已经应付不暇。好好活着，就已经用尽了全身力气。
那段经历压缩成了一张薄薄的纸、浓缩成重复的一日。当时间终于翻过了这苦难的一章，便只想着，快快翻篇吧，不忍卒读。
当初那句岛民牵动着我的话，再次浮现——
“我们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平静，也不愿再被打扰。但我们也希望，人们能看到我们曾经怎样努力地活过。”
我关掉水龙头。浴室里瞬间安静，只有水滴从身体滑落的声音。
那一刻，所有的距离感消失。我不是在观看他人的苦难，而是在水中辨认自己的倒影。
回响：在“正常”与“非正常”之间
疯癫与文明，洁净与危险。看似对立的两面，界限由谁划定？
所谓“标准“，不过是以正态分布最中间的那群人为中心、下定义。剩下的，一律被归为“非正常”。我们天然地偏爱与相似者在一起的安全与归属，而对不同的“他者”，抱持着本能的警惕与恐惧。
离开大岛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那个问题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隔离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说，最初的隔离还带有对未知疾病的无奈，那么后来长达数十年的禁锢，则更多源于根植于社会的偏见、对“差异”本身的恐惧，以及权力对身体的控制。那些变形的手指、失明的眼睛、受损的面容——成了“不正常”的标志，成了需要被隐藏起来的羞耻。隔离不再是医疗手段，而是社会的净化仪式。
但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吗？中心与边缘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纬度和范畴里讨论这个话题，相对位置随时可能变化。
这意味着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成为“被边缘”的对象。
例如，许多医学的临床测试、营养学界定、甚至车辆设计里，都是以一个“成年男子”作为“标准人”，这是男权社会造就的惯例。这意味着不掌握权力的人群——比如女性、老人、孩子——都属于“非标准”。即使你恰巧是一个男性，但若你也还是个亚洲人，那么在近代史的视野里，你依然不站在世界的中心。
这意味着，“疾病”与“性别、年龄、国籍”等其它身份政治的指标没有区别。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另一个测量尺度下成为那个不站在权力中心的人，成为那个”不标准、非正常“的“他者”。
这就是大岛最深的警示：它不是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
大岛，终将随着岛上最后27位老人的逝去而被世界彻底遗忘。但记忆消失，历史就可以被抹去了吗？记录和看见这一切，究竟有何意义？
在那个热水冲刷头顶的瞬间，在我与N先生母亲追车的背影、诗人蒙动人的婚礼、胁林先生的镜头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时，我有了自己的答案。
蚍蜉撼树、飞蛾扑火，谁在乎呢？小虫子在乎。
越是普通人，越是没有办法对于其它普通人的境遇视而不见，不是吗？
而我写下这些，正是为了记得他们，以及所有曾被时代沙尘笼罩的我们。在那样一段人生里，无所谓外部的坐标如何改变，我们都在自己的世界，以自己为中心，如此认真、努力地生活过。
而之所以想要记下疼痛的感受、想让他人听到疼痛的经验，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怀有期望吧？
（完）
后记：
去日本濑户内艺术祭是几个月前，今日写下这个故事，时局又有所不同。但无论大环境如何变化，最让我们在乎的，依然是普通的具体的人民。
走近他者，照见自我。濑户内海的岛屿和中国的乡村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老龄化、少子化、产业流失等等。在这个艺术活化、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中，在日本泡沫经济后失落的三十年的时代背景下，我仿佛镜像般地在理解和思考着自己生活的社会。
写作的过程如同反刍，让我拿着放大镜把这段路重走了一遍。感谢傅真老师的指导，陪伴我这个不算勤奋的人完成了第一个小长篇。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被看见的力量，也祝福所有的写作者都能够被看见。
（每日书请点击文中相应班级卡片报名）
三明治位于上海徐汇区建国西路焕新的"灵感"空间，为上海文艺学术活动提供免费空间支持，
【往期活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