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秋，北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授衔仪式。名单公布后，人们发现：江西共走出了三百二十五位开国将军，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但这些将军中军衔最高的止步于上将，在陈奇涵、肖华、赖传珠三位江西籍上将之后，便没有同乡获评大将或元帅。为什么贡献将军最多的省份，却没有走出最高级别的军事干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沿着一条由时间、机遇和牺牲铺就的道路，从头回顾。
一九零五年夏天。当时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翻开早期成员名单，湖南人、湖北人占了大半。能找到的江西籍重要成员，主要是时年二十三岁的李烈钧。这反映出一个实际情况：近代革命新思想多沿长江传播，先到达武汉、长沙等地，然后才逐渐传入江西城乡。
十六年过去。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全国最早的五十多名党员中，依然不见江西人的名字。直到一九二五年，方志敏、赵醒侬等人才在南昌建立了江西第一个党组织。次年，方志敏回到老家弋阳县，走村串户组织乡亲，成立农民协会。革命组织在江西扎根的时间，比邻近的湖南、湖北晚了几年。
这并非偶然，当时江西现代工业薄弱，产业工人稀少，新思想传播较为缓慢。正是这几年的“时间差”，在后来风起云涌的革命岁月中，悄然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两点，江西南昌城响起密集枪声。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和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约两万三千人，向城内守军发起进攻。战斗持续到天明，起义军控制了南昌城。
然而，若细看这支队伍的构成，其主力并不是江西子弟兵。叶挺部队源于北伐战争时期的第四军独立团，骨干多来自广东、湖南，而贺龙的部队则来自湘西。起义军中江西籍士兵很少，起义的核心指挥层也无一人是江西籍。按照中央原定计划，起义军需要南下广东开辟根据地。于是五天之后，队伍便撤离南昌，踏上征途。
南昌起义在江西打响了武装革命第一枪，声势浩大。但这支队伍犹如一阵旋风，来得迅猛，去得也匆匆，并没有在当地停留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几乎同时，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中，湖北黄安、麻城的农民占了大部分。江西虽是“第一枪”响起之地，但江西籍干部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主角。
一九二九年。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一带进军。江西南部的瑞金、兴国、宁都等地，因地处山区、老百姓基础良好，逐渐发展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
江西老百姓以热情支援这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以兴国县为例，全县约二十三万人中，先后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的超过八万人，青壮男子几乎全部投身革命。他们成为红一方面军最坚实、最主要的兵源。
但在军队的中上层指挥岗位，如师长、团长等重要职务，仍多由参加过北伐或早期起义的外省干部担任。
江西子弟虽然参军踊跃，但绝大多数进入连、排、班等基层战斗单位。在几次反“围剿”战斗异常惨烈，牺牲最大、损失最快的往往是这些冲锋在前的基层干部和战士。一场恶战下来，连长牺牲排长顶，排长倒下班长上。这种前仆后继虽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但也意味着许多有潜力的江西本地骨干，还没有积累到足够的指挥经验、晋升到更高职务时，便已血洒沙场。
一九二九年，红四军来到兴国县，十三岁的肖华第一次看到这支队伍。这位少年很快就投身革命，次年加入共青团，十四岁便担任营级干部。一九三三年“少共国际师”成立时，只有十七岁的肖华被任命为师政委，人称“娃娃司令”。
江西籍的肖华无疑在红军中进步迅速，但若把他放到整个红军干部中对比，便能看出一条由参加革命早晚划定的界限。肖华担任师政委时，红军主力师的师长、政委平均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更重要的是，这些高级指挥员绝大多数参加了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或更早的革命活动。
当那些外省干部在北伐战场或各起义中指挥部队时，肖华这一批江西优秀青年，还只是十多岁的孩子。
当江西成为中央苏区中心时，红军的主要编制和高级指挥岗位已基本稳定。师、军级重要职务已由更早参加革命的干部担任。后来者纵使优秀，也只能在既有框架内逐步晋升。
例如同样来自江西的梁兴初，他一九三零年参军，作战勇猛，从班长一路升任团长。但当他一九三五年担任团长时，一些在一九三零年前已是团级干部的将领，早已成为师长甚至军长。这并不是能力高下之别，而是革命浪潮到来的早晚，为每个人划定了不同的轨迹。
一九三四年四月，第五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役在广昌打响。红军为守卫苏区北大门，和装备占优的敌军展开正面硬仗。恶战持续十八天，红军伤亡很大，许多部队的基层干部和战士成批牺牲，其中不少是参军不久的江西子弟。
同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约一万六千名江西籍战士奉命留守，在项英、陈毅领导下，在深山密林中坚持三年游击战争。那是和世隔绝的艰苦岁月，面对数十倍敌军的反复清剿，他们缺衣少食、医药匮乏。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这批坚持下来的战士仅剩两千多人。
这就意味着一万四千名江西子弟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家乡的群山之中。仅兴国一县，有名可查的长征途中牺牲的战士就达一万两千余人。这种持续而惨重的消耗无比悲壮，也从事实上造成了江西本地军事人才的一次严重断层。
当战争硝烟散去，新中国为功勋将帅评定荣誉时，那段充满牺牲的早期岁月，成为最重要的衡量依据。
一九五五年全军评定军衔，最核心的标准在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职务和贡献。这并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一把衡量个人在整个革命战争历史中地位和贡献。
评定存在基本的对应关系：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连级干部，通常可评少将；当时的营级干部，可评中将；而在一九三零年前担任团级干部的，则有资格参评上将。至于元帅和大将，则几乎全是红军时期的军团级以上主要领导人。
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楚理解，江西籍上将陈奇涵一九二五年入党，资历深厚，红军时期最高职务为一九三五年担任的红一军团参谋长。湖南籍上将杨得志一九二八年参加湘南起义，一九三二年即任红一军团主力团团长，长征前已是师长。
再看江西籍中将梁兴初，他一九三零年参军，长征时升任团长。但当他仍在基层岗位奋战时，一些更早参加革命的干部已在多次反“围剿”战争中担任团、师级指挥员。
因此，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应只注目于“金字塔”闪亮的顶端，更要看到托起整座高塔的宽阔坚实基座。
江西以全国最多的三百二十五位开国将军，以及约二十五万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为共和国奠基。兴国一县走出五十六位开国将军，吉安县走出四十六位。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人参军，全家革命”的普遍景象，是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奉献和牺牲。
他们中或许没有指挥百万大军的元帅，但多的是飞夺泸定桥时，在十三根铁索上冒死冲锋的突击队员；他们中没有声名显赫的大将，但多的是游击战中周旋敌后的基层指挥员，他们的身影，早已超越任何军衔，这或许就是对“将军大省无元帅”这一历史疑问，最庄重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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