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大典,政委是上将,副手是中将,曾经的一把手却在重庆当理发师,只因当年他在岳麓山活埋了一个国军少将,把一手王炸彻底打成了烂牌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怀仁堂那叫一个热闹,将星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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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聚奎被授予上将军衔,曾经给他在冀南当副手的徐深吉也挂上了中将牌子。

可就在这帮老战友互道恭喜的时候,谁也想不到,当年这支威震冀南的“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的一把手段海洲,这会儿正躲在重庆一条不起眼的破巷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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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围着个发黄的白围裙,手里攥着把剃刀,给客人刮脸的手都在微微发抖,生怕有人认出这张曾经指挥过六千精兵的脸。

这哪是什么命运弄人,纯粹是自己把一手通天顺的大牌,打得稀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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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把日历翻回到1938年,段海洲那绝对是妥妥的“顶流”。

河北安平的富家少爷,家里地多钱多,还是北平民国大学的高材生,这配置放在今天,怎么着也得是个海归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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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哥们儿偏偏不信邪,放着舒坦日子不过,变卖了家产,硬是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抗日义勇军”。

那时候草头王遍地都是,但段海洲不一样,他这支队伍是真敢跟日本人拼刺刀的,甚至还一口气打下了武强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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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129师看中了他的本事,把他的队伍收编为“青年抗日游击纵队”。

这一年是段海洲的人生巅峰:他当司令员,后来的上将李聚奎给他当政委,中将徐深吉给他当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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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啊,要是他就这么安安稳稳干下去,共和国的开国将帅名单里,怎么着也得给他留个好位置。

可历史这玩意儿,最喜欢跟人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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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海洲虽然身在革命队伍,骨子里那股子“大少爷”脾气是一点没改。

随着根据地开始搞减租减息,这位地主出身的司令员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家里那点地要是分了,以后喝西北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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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八路军纪律严,他这个习惯了“一言堂”的大哥,觉得浑身不自在。

就在这时候,那个号称“倒戈将军”石友三的亲弟弟石友信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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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石友信也是个人精,天天给段海洲灌迷魂汤,许诺高官厚禄,还打感情牌。

人一旦在信仰的岔路口迷了眼,往往第一步跨出去就是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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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海洲动摇了,他觉得这边管得太宽,那边才是“自由世界”。

不过话说回来,段海洲这人虽然糊涂,但身上还真带着点旧式江湖人的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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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他决定“跳槽”的时候,找了个治眼疾的借口,愣是没带走八路军一兵一卒,甚至把自己带出来的马匹和那把心爱的驳壳枪都退了回去,还给政委李聚奎留了一封哭哭啼啼的告别信。

这一手“好聚好散”,虽说当时看是愚蠢的逃跑行为,但谁能想到,这竟然成了他日后保命的唯一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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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自己退回去的不仅仅是枪和马,更是一张通往新时代的头等舱船票。

离开八路军后,段海洲立马就傻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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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投奔的石友三部队,那是出了名的杂牌军,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炮灰”。

在国军那个体系里,杂牌军就是后娘养的,吃不饱穿不暖,还得被推到前面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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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海洲从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官,一下子变成了受尽白眼的杂牌军官,为了生存,不得不跟着石友三在日军、伪军和各路军阀的夹缝里求生。

这一混就是好几年,抗战胜利后,他好不容易混进了中央军嫡系,当上了第97军的副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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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挺唬人吧?

其实就是个空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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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的兵权被那个新任师长莫国璋死死攥着,他这个副军长,说话还没那个师长的警卫员好使。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解放军大军压境,眼看国民党就要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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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海洲这时候才想起来,自己当年还有不少老战友在对面呢。

他琢磨着,要是这时候能带个部队起义,怎么着也能混个“功臣”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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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兵权不在手里啊,咋办?

这人一旦被逼急了,什么狠招都使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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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夺权,他竟然策划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活埋案”。

那是长沙岳麓山附近,段海洲把那个挡路的师长莫国璋骗了出来,二话不说,指使亲信就把人给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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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是个少将师长啊,说埋就埋了,这事儿做得太绝,连回头路都给自己堵死了。

赌徒输红了眼,往往觉得只要把命押上去就能翻盘,殊不知这根本就是个必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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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国璋是死了,可段海洲也没能完全掌控部队。

底下的军官一看这架势,谁还敢听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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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计划执行得一塌糊涂,最后只拉走了一个警卫营。

这下彻底崩盘了:回不去国军那边了,毕竟杀了人家嫡系师长;也没脸见解放军,起义搞成这个鬼样子,连个投名状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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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念俱灰的段海洲,只能带着老婆孩子一路逃到了重庆,改名换姓,开起了那家小理发店。

那几年,段海洲过得那是相当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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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给人剃头,晚上听着外面的警笛声就吓得睡不着觉。

直到建国后,已经身居高位的老搭档李聚奎将军没有忘记这位“老班长”,派人到处打听他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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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人员终于在那个破理发店找到他时,段海洲手里的剃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都瘫了。

他以为是来抓他去枪毙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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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念在他当年抗日有功,而且离开时没带走一兵一卒的情分上,不仅没有清算他的旧账,还给他安排了一份省参事室副主任的工作,算是副县级的待遇。

这结局,说实话,真的算是仁至义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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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段海洲,每当在报纸上看到昔日战友李聚奎、徐深吉的消息时,总是长时间地沉默。

他在回忆录里痛心疾首地写道:“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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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着俗,可放在他身上,那是字字带血。

他这一辈子,有拉队伍的才干,有打鬼子的血性,甚至有身居高位的机会,但他唯独缺少了看穿历史迷雾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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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都在找靠山,从军阀找起,找到八路军,又跳到国军,最后才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靠山其实不是哪个人,而是顺应时代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