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奇案，只此一件|举人|刘锡彤|奇案|巡抚|杨乃武|知县|翁同龢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的深秋。

浙江的余杭县杨家，笼罩在一片喜庆之中。

三十一岁的杨乃武上榜癸酉科乡试，这还不算，杨乃武还是整个余杭县这一年出的唯一一个举人。

捷报传来，杨家门口放起了鞭炮，前来祝贺的宾客更是络绎不绝。

杨家本来就是小康之家，平时日子过的就不错，这回杨乃武考中举人，一家子更是皆大欢喜。

您知道考中举人，那在古代是了不得的事情，举人免于赋税，见官不跪，以后还能考进士，博求更大的功名，可以说杨乃武以后的前途是大大的。

杨家在余杭有几间闲房，其中有一间，就在杨乃武住的房子的右边，只有一墙之隔，被一对小夫妻租住。

男的叫葛品连，女的叫毕生姑。

葛品连在一家豆腐店里帮工，工作那还是比较辛苦的，早出晚归，有时候特别忙，家都回不了，就在豆腐店里住。

毕生姑呢，街坊邻居都管她叫小白菜。

为啥叫小白菜呢？因为毕生姑爱穿白色的上衣，绿色的裤子，远远看就跟棵白菜一样。

毕生姑的命啊，不太好，丧父，八岁就跟着母亲改嫁了，十六岁许配给了葛品连，葛品连也是自幼丧父，说到底这都是穷苦人家，都是苦藤上结出的瓜。

成婚之后，虽然日子过得苦，但是勉强也能温饱，夫妻之间感情也不错，可以说，葛品连和毕生姑就是这大清朝普普通通的一对清贫的恩爱夫妻。

他们像两株挨着长的草，不求开花，但求不被风雨连根拔起。

毕生姑容貌清秀，平时在家里操持家务，闲暇时就吃斋念佛，诵经祈福，但是呢，毕生姑没上过学，不认识太多字，那佛经里很多繁体字，古体字她都不会念，于是没事她就向住在隔壁的房东杨乃武请教。

其实这是很普通的邻里往来，毕生姑有好学之心，杨乃武也愿意教，这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我们知道，这街坊邻居，就是爱说闲话，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人就在背后是议论纷纷。

说，葛品连只要一不在家，毕生姑就往杨乃武的家里跑。

说，杨举人虽然有正妻，但是还没娶妾，莫不是相中了毕生姑？

哎，这闲言碎语啊，就像是那深秋的雾气，很快就在整个余杭县里传遍了。

别人说闲话也就算了，这个事情被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听了去，这回好了，就连自己的婆婆也开始说闲话。

都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杨乃武刚考中举人，他可不想沾染上这些风言风语，到时候被检举揭发，治自己一个轻浮孟浪，生活作风不良的罪过，所以葛品连租了自己一年房子之后，杨乃武马上就提出了涨房租。

其实不是故意涨房租，就是找这么个理由，意思就是你看现在外头有那些不干不净的传言，老说我和毕生姑有事儿，咱们就避避嫌，你们干脆也别在我这儿住了，搬到别的地方去，大家都清净。

于是，葛品连一家收拾收拾东西，很快就搬走了，住到了余杭县太平巷，离杨乃武家挺老远的一个住处。

奇怪的是，搬过去没过多长时间，葛品连就病了。

葛品连某天早上一起来，正要去豆腐店干活，他就感觉自己天旋地转，头特别的晕，而且他身上是冷一阵热一阵，刚迈出两步去就栽倒在床，是彻底起不来了。

人病了，毕生姑就赶紧给治，可吃了不少中药仍不见好，折腾了两三天，最后郎中也请来了，也是束手无策，回天乏力，这个年轻的豆腐店帮工还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死了。

人死了，那就得发送，要把葛品连收拾利索了，换上新衣服，放到棺材里，搭灵堂，挖坟地，哭闹一场，老母亲沈喻氏白发人送黑发人，其心悲痛，可想而知，她买了新衣服，亲自给儿子换上，要送儿子最后一程，可衣服换着换着，沈喻氏发现，儿子的鼻子，嘴里竟然流出了淡淡的血水，沈喻氏一看不对劲呐，这要是病死的，怎么会是这种情况呢？再看儿子的脸，也是铁青一片，联想到之前儿媳妇和杨乃武的传闻，沈喻氏就怀疑，儿子不是病死，而是被杨乃武和儿媳妇害死的。

沈喻氏马上就报官了。

接案的，是余杭知县刘锡彤。

刘锡彤，天津盐山人，道光年间的举人，到余杭县做知县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七十岁了。

接过沈喻氏的呈词，刘锡彤也觉得有蹊跷。

怎么说有蹊跷呢？其实还是刘锡彤的主观判断，杨乃武和毕生姑的传闻满城皆知，刘锡彤这个做知县的不可能不知道。

余杭县有个生员叫做陈竹山，是刘锡彤的学生，经常来拜会刘锡彤，跟刘锡彤聊天的时候也提起过这个事情，而且陈竹山很不道德，明明他也是略听传闻，但是跟刘锡彤讲的时候，他添油加醋，把事情说的跟真的一样，这就更加干扰了刘锡彤的判断。

当然主观判断不能当做证据，刘锡彤派出了仵作沈洋和门丁沈彩泉去验尸。

验尸的结果是，葛品连的尸体仰面朝上，脸部呈现出淡青色，口鼻有血水流出，身上还起了十来个大泡。

其实，这个症状和服毒，中毒的症状有很大不同，但是仵作拿银针刺探葛品连的喉部时，这银针却呈现出了青黑色，而且擦不下去，这种情况又很像是砒霜中毒。

砒霜，就是三氧化二砷。

关键的细节在这里出现了，按照仵作行的规律，如果真是砒霜中毒，那么体现在银针上的黑色，要多次擦拭，还要用肥皂水擦，如果擦掉了，那就不是砒霜中毒，如果擦不掉，那八九不离十，就是砒霜中毒。

仵作沈洋接了碗水，还没等擦呢，门丁沈彩泉就一口咬定，说葛品连肯定是被毒死的。

沈洋很不乐意，出言训斥沈彩泉，说你一个门丁，你什么都不懂，你瞎凑啥热闹？

沈彩泉说这还不明显吗？这你都看不出来，你干的哪门子仵作？

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就顶起来了。

他俩争执不休没用，知县刘锡彤早就有了定论，因为他先入为主了嘛，在他看来，这案子非常的简单，就是杨乃武和毕生姑有奸情，合谋毒杀了葛品连。

清代的地方司法，往往依赖知县个人的素养和操守，刘锡彤年近七旬，思维已经固化，加上风言风语，坊间传闻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最开始就偏离了客观的方向，马上就把毕生姑给逮捕了。

毕生姑二十多岁，到了公堂之后，吓的不轻，刘锡彤劈头就问，说你和杨乃武通奸也就算了，你还敢谋害亲夫，你给我从实招来！

毕生姑眼泪都下来了，说大人明鉴呐，民妇冤枉，实不知情。

刘锡彤冷笑一声，说嘴倒是很硬，看来不用刑你是不招了。

于是，刘锡彤命令衙役对毕生姑使用了拶指之刑，这是一种专门夹手指的刑罚，五根小棍子用绳子连接，套在十指上收紧，您想想十指连心，那不是一般的疼，把毕生姑折磨的是惨叫连连，很快就昏了过去。

昏过去了，可不是让你就昏着，马上用冷水泼醒，刘锡彤又问：

你招不招？

边说，衙役已经把刑具又拿起来了。

用刑三次，毕生姑就疼昏过去了三次。

她的心在腔子里擂鼓，膝盖下的青砖硌得生疼，眼前是明镜高悬的匾额，两旁是面目狰狞的衙役，上面坐着的是能断人生死的县太爷，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来到这种地方，她只是个想安安生生过日子的妇人，每日清扫，做饭，念佛，等待丈夫归来，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

再次被冷水泼醒之后，刘锡彤又要上大刑。

堂外围观的百姓指指点点，说一些淫妇，毒妇的难听话，毕生姑绝望了，她气若游丝，说我招，我招，我是和杨乃武有奸情，他给了我一包砒霜，我掺在葛品连的汤药里，把葛品连给毒死了。

你冤不冤不重要，你清不清白不重要，本官干净利索的把案子办了，那是最重要的。

虽然是屈打成招，但这就算是有了口供，刘锡彤办案还挺快，凭着口供，几个时辰就把杨乃武也抓了过来。

那是不是也要给杨乃武上刑？

刘锡彤想上，他不敢上，因为杨乃武是举人，按照清代的律例，有功名者，不得用刑，所以杨乃武很硬气，他说最近这段时间，我都没在余杭，我在老家为亡母打扫灵堂，压根就没和毕生姑接触过，至于奸情，那更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

如果能给杨乃武用刑，刘锡彤保管也能让杨乃武招供，那这案子就结了，问题是用不了刑，人家杨乃武很从容，根本就奈何不了他。

不过这对刘锡彤来说算不得难事儿，他马上就把案件往上报，说这一桩命案，杨乃武牵扯其中，请求朝廷先把杨乃武的举人功名给革了。

事实上，单凭刘锡彤掌握的证据，是难以给杨乃武定罪的，而且杨乃武当堂对峙，也提供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以及陈述自己的清白，包括仵作出具的验尸报告，是疑似中毒，而不确定是中毒，如果刘锡彤要往上报，他就应该把这些东西如实的都交上去，但是他没有，在卷宗中，他删掉了杨乃武的证词，还把尸检报告中的疑似中毒给改成了确认无疑的砒霜中毒，反正他就是在有意无意的把重大嫌疑人的名头往杨乃武的身上引。

天高皇帝远，朝廷哪儿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完全听信了刘锡彤的一面之词，很快就革掉了杨乃武的功名。

这个时候，本案已经被送到杭州府衙审理了，当年的杭州知府，叫做陈鲁。

陈鲁手里的这份卷宗，也是刘锡彤修改过的，等于说他也被刘锡彤给误导了，下意识的就认为杨乃武是奸夫无疑，只是嘴硬不招。

以前你嘴硬拿你没办法，现在你功名没有了，收拾你还不就跟收拾碗筷一样？

衙役扒去杨乃武的衣裳，把他按在地上，水火棍呼啸落下，这把杨乃武是好一顿打。

用烙铁烫，用鞭子抽，用铁签子扎，反正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手段是全来一遍。

他以为自己是可以忍受的，寒窗苦读时三更灯火，手指冻裂渗血也不曾停笔，科举考场里三天三夜，饥寒交迫也不曾皱眉，可现在，他屈辱的被按在地上，这个余杭县寒窗二十载，相信天地有正气的读书人，只有如杀猪一般的嚎叫。

好汉子架不住三遍打啊，何况杨乃武不过是一个文弱书生，他难以抗拒，也含冤认罪了。

认罪了就好办了，陈鲁问他，说你既然认罪了，那你老实交代，你给毕生姑的砒霜是从哪里买的？官府总得搞清楚来源。

杨乃武被打的都已经意识模糊了，于是他随口说，是在余杭县外的仓前镇，一个叫做爱仁堂的药铺买的，掌柜的叫钱宝生。

知府陈鲁马上就安排知县刘锡彤去找钱宝生了解情况，结果到了药铺，发现人家掌柜的根本就不叫钱宝生，人家名字是俩字，叫钱坦。

钱掌柜老实巴交，更说自己从来不卖砒霜，更不认识什么杨乃武。

刘锡彤嘿嘿一乐，说掌柜的，那杨乃武已经招了，就是从你这里买的砒霜，你要是不作证，那就是包庇凶犯，我看呐，你这药铺也甭想再开下去了。

这话，软中硬来硬中软，明显是在威胁钱坦。

钱坦额头冒汗，说小人不敢，大人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于是，在刘锡彤的授意下，钱坦出具了一份承认杨乃武在自己的药铺里购买砒霜的文书，画押签字，为了配合官府，钱坦签的还是钱宝生三个字。

刘锡彤心满意足，说这就对了，你帮本官，本官亏待不了你，你这药铺我早晚照应，你就放心吧。

口供有了，人证也有了，府衙很快作出判决：

毕生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

我们知道，这清代的命案，是层层复核制度，比如说县衙要处死毕生姑和杨乃武，那得往上报，报府衙，府衙再报臬司，给按察使看，按察使再报巡抚衙门，巡抚再报到刑部，兴许还要转呈大理寺，都察院，反正是要经过很多衙门，很多单位的，最后再交给皇帝，皇帝说可以杀了，地方才能执行这个死刑。

案子经了刘锡彤的手，送到陈鲁手里，陈鲁审完，把案子呈送给了臬司，就是浙江按察使司，当时的浙江按察使，叫做蒯贺荪。

自古命案，慎之又慎，你作为按察使，纠官邪来戢奸暴，平讼狱来雪冤抑，这是你的本职工作，案子到你这里，你就应该全面的展开调查，但是蒯贺荪非常不负责，他什么也没做，只是把刘锡彤叫来，问刘锡彤案子办的怎么样。

你问刘锡彤，那还不如不问，刘锡彤自然是拍着胸脯说铁证如山，绝无冤屈。

蒯贺荪一听，那看来是没问题，他也就认可了这个判决，将卷宗递交给了巡抚衙门。

浙江巡抚，是杨昌浚。

杨昌浚还是比蒯贺荪要负责的，但是也没负责到哪儿去，半斤八两，他自己没去查案，而是派了一个叫做郑锡滢的知县下去调查，走访人证，主要是去药铺问掌柜。

那钱掌柜早就让刘锡彤软硬兼施的安排好了，郑锡滢自然是什么都问不出来。

杨昌浚一看，也没事，他放心了，签字认可，将卷宗送上了刑部。

这么多部门，这么多官员，这么多读圣贤书，侍孔子师，口口声声说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杨乃武伸冤，甚至没人意识到杨乃武是冤枉的。

卷宗到了刑部，刑部要是也认为没问题，再发还回来，杨乃武没别的，洗洗脖子，秋后问斩吧。

要不说杨乃武是个举人，他和那些任人欺凌的平头老百姓还真是不一样，他不知道怎么在牢房中搞来了纸笔，偷偷写下一份诉状，列举了自己的冤屈之所在，然后交给了来牢房里探望自己的姐姐杨菊贞，要杨菊贞去帮他进京告状。

从余杭到京师，三千里路。

杨菊贞是个裹小脚的妇人，没什么能耐，但她毅然决然的踏上了京控之路。

京控，就是告御状。

这是清代百姓最后的伸冤之路，您知道这可是一条苦路，谁也不愿意这么折腾，可浙江省内各衙门已经没有人能替杨乃武做主，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三千里路，这对一个缠足的妇人而言，不啻于天堑，没有舒适的马车，更多是靠步行，骡车，偶尔搭一段船，风霜雨雪，日夜兼程。

就算到了京师，也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杨菊贞不懂法律，她只知道，弟弟不能就这么冤死。

千里进京，杨菊贞的伸冤还是有效的，凭借坚韧的毅力，她把弟弟的案情送到了都察院，都察院马上就下了一道公文给浙江巡抚杨昌浚，让他重新审理。

这个时候杨昌浚也没当回事儿，因为案子从地方交到中央，被打回来是常有的事情，他只是把卷宗扔给知府陈鲁，说你看看怎么回事儿啊，怎么让上头把案子给打回来了，你再研究研究。

陈鲁有什么好研究的，他几乎是和刘锡彤沆瀣一气了，照旧是维持原判。

但是，杨乃武还有一手，他不仅让姐姐替他伸冤，他还安排了自己的妻子詹彩凤替他告状，而且去的还是不同的单位，杨菊贞去的是都察院，詹彩凤去的是步军统领衙门。

詹彩凤去步军统领衙门告状这个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詹彩凤手里的状纸，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申报》给知道了。

那时候大清朝就已经有报纸了，《申报》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销量很大，渠道很广，受众也多，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基本上都读过。

你不看新闻，也看个热闹啊对不对。

《申报》直接就把这个诉状给刊登在了报纸上，这诉状写的好啊，把杨乃武的冤屈写的是明明白白，把案子的各种不合理写的是清清楚楚。

一夜之间，杨乃武案传遍大江南北。

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申报》对于这个案子的报道就没停过，三年时间，《申报》写了七十多篇文章报道杨乃武案，基本上是跟踪报道，不仅报道，还评论：

“严刑之下，何求不得？犯人熟刑不起，问官欲得何供，犯人只得承认。”

“中国刑讯之枉民，于此而尽包括其中。”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步军统领衙门接了诉状，它也不敢不重视了，也不敢踢皮球了，马上就把案件上报朝廷，朝廷再一次下发公文，要求浙江巡抚杨昌浚亲自提审，严格办案。

这杨昌浚啊，他还是没审，转手把案子交给了下辖湖州知府锡光，以及另外一些下属官员。

这一次，杨乃武抓住机会，他当堂翻供，伸冤叫屈。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光绪元年，同治皇帝都驾崩了，朝廷终于派了一个钦差大臣，也就是浙江学政胡瑞澜，让他介入案件，重新调查。

哎，要说这派人派的，也是有问题，你不从大理寺调人，不从都察院调人，不安排专业刑名人员，你让一个管教育的外行去查案，这都哪儿跟哪儿？完全对不上号。

胡瑞澜根本就不调查，他完全偏听偏信之前刘锡彤搞出来的这个卷宗，对杨乃武和毕生姑是严刑拷打，动用酷刑，昼夜熬审，直把两人打的是死去活来，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两个人被打的都精神崩溃了，已经到了畏刑甚于畏死的地步。

板子，夹棍，跪链，这血肉之躯，怎敌的过森严刑具？

近乎于虐待的毒打之下，杨乃武和毕生姑再次认罪。

说出来您都不信，在这关键的时刻，谁站了出来？

是京师中十来个浙江籍贯的官员站了出来。

比如内阁中书汪树屏，翰林院编修夏同善，他们就出身于浙江，家是那块的，他们就认为这个案子有冤屈，杨乃武是当年浙江余杭唯一的举人，而他们也是从那个地方走出来的，当年他们也是举人呐，都是科举正途出身，他们对杨乃武的遭遇可谓是有切肤之痛。

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仅是杨乃武冤不冤的事情，更是江浙读书人的声誉问题。

这个时候，杨乃武作为举人的人情网络就体现出来了。

夏同善是浙江塘栖人，塘栖就在余杭旁边，他和杨乃武就算是半个老乡。

那夏同善是怎么知道案情的呢？怎么就肯定杨乃武有冤呢？

杨乃武有一个同学，叫做吴以同，这个人在胡雪岩的府上做事。

胡雪岩，著名的红顶商人，这人有钱，影响力大，在官场上朋友不少，非常吃的开，而且胡雪岩虽然是安徽人，但他很早就移居浙江杭州了。

吴以同把案子告诉胡雪岩之后，胡雪岩出了很大的力，一是杨菊贞进京的时候，胡雪岩慷慨解囊，资助了杨菊贞不少钱，二是他顺便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夏同善。

夏同善本身就是刑部左侍郎，他还认识高人，谁呢？

翁同龢，就是爱写日记那位。

他和翁同龢是同年的进士，很好的朋友，翁同龢地位就更不一般，驾崩的同治，他教过，现在的光绪，也是他的学生，可以说这个人是两代帝师，夏同善又把本案告知了翁同龢。

当年光绪还是非常小的，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翁同龢要教光绪学问，难免经常出入宫中，他就有见慈禧太后的机会，他就找机会把这个案件汇报给了慈禧。

宫里有翁同龢发力，朝廷里有以夏同善为首的浙江籍官员发力，他们的诉求是，案子在浙江，地方官相互兜底，关系密切，官官相护，能公道吗？所以他们要求，把本案一干人证物证全都送京，别在你们浙江审理了，我们刑部亲自审。

你看，这其实是京师的江浙派官员和地方的湘军派官员的斗争。

在慈禧太后看来，民间小案，无伤大雅，一般她都不管，但是这次她很痛快的就同意了。

要知道在夏同善，翁同龢之前，户部有个叫做边宝泉的官员就曾经建议慈禧太后把案子弄到京师来审，但是被慈禧太后拒绝了。

这次会同意，那是有原因的。

朝廷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湘淮军系督抚就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他们权力非常大，搞的中央权威旁落，比如浙江巡抚杨昌浚，当年他就是湘军旧部，慈禧太后完全是要借夏同善这些江浙派官员之手来打压一下湘军集团。

奸夫淫妇谋杀犯罪，这样的案子，在大清疆域内，每年没有数千也有数百，统治者未必真的就关心到底谁是清白的，谁是冤枉的，以慈禧太后的性格，她也未必有那样的闲情逸致。

但是，本案从头到尾，朝廷为此案发下最高级别的文书，作者统计了一下，有十三道之多，这在历朝历代也是很罕见的了。

慈禧太后都同意京审了，但事到临头，刑部的意见却还不统一。

刑部尚书，叫做桑春荣，他就认为这个案子已经审了好几遍了，不好再翻了。

实际上他是觉得不好再翻吗？他是因为知道这个案子涉及到的官员太多，很容易就把浙江方面的地方官给得罪了，他在这和稀泥呢！

翁同龢跟他争论了好几个时辰，终于说服桑春荣，于是案件由刑部主办，要彻查重审，开棺验尸。

要翻案的话，也很好办，只要确定葛品连是不是中毒而死，是不是死于砒霜就得了。

光绪二年，北京海会寺外积雪皑皑，寺里搭了一个很简易的棚子，棚子里是从千里之外运来的葛品连的棺椁尸体。

在场的人那太多了，刑部堂官数人，都察院御史数人，还有京师无数来陪审的各部门官员，小小的海会寺挤满了人。

刑部蒸骨验尸，就是先用清水把尸骨洗干净，然后再蒸煮检验，如果蒸出来是黄色，白色，这就不是中砒霜死的，如果是青黑色的斑点，那就是中毒。

结果蒸完之后，骨白如雪，白的不能再白了。

葛品连的死因终于确定，虽然无从得知他到底是何病而死，但至少证明，没有人下毒谋害他。

杨乃武，终于沉冤得雪了。

但是，都已经水落石出到这样了，还有阻力。

杨昌浚是湖南人，胡瑞澜是湖北人，这两位都是在本案中屈打成招，草率办案的责任人，案子要是翻了，他们最先挨收拾。

结果京师里很多湖南湖北籍的官员因和杨胡二人是同乡，为了给家乡留点颜面，他们袒护同乡，跑去游说桑春荣，在如此证据面前，还想要让刑部对杨乃武动刑，让他再次服罪。

但是没有用，因为翁同龢咬定青山不放松，他一定要让案件大白于天下，还平民于公道。

案件的后文是：

杨乃武，毕生姑无罪释放，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流放黑龙江，一辈子不许回来，当然他也七十多了，估计也回不来了。

杭州知府陈鲁，革职，浙江巡抚杨昌浚，学政胡瑞澜革职。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结案的时候他已经病死了，但还是褫夺了他生前的所有功名。

这些人，这都是湘军系统的势力，一下子都被打击处理了。

余下一些涉事官员，经手官员，也是降级罚俸，都处理了一番，做伪证的钱坦，也被抓了起来，死于牢房之中。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翁同龢之所以能把这个案子办的如此漂亮，有一个人提供了重要帮助，此人是刑部浙江司主稿林拱枢，他为翁同龢提供了本案一些寻常人难以取得的在刑部存放的第一手案情资料。

林拱枢，正是林则徐的儿子。

杨乃武，终于放出来了。

虽然他被平反了，但是他这辈子已经毁了。

多次的刑讯，变态的虐待，三轮府审，七次昏绝，无数次夹棍与拷打，他的腿已经废了，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三十出头的年纪，头发花白了大半，背脊也挺不直了，当年他是余杭县独一份，人人羡慕，人人恭维的举人，他曾经前程似锦，如今功名被革去，朝廷也没给他恢复，徒留残躯而已。

至于那个曾经还算富裕的杨家，也早就在一次次的奔波告状中散架了，没钱了，他晚年处境凄凉，在身心饱受摧残下终于因贫病离世。

可他是不幸还是幸运的？

我们知道，西风晚照，萧瑟草木，那时候清朝的统治已经马上就要走到了它的尽头，这样的一个政权，它已经不能阻止各种冤假错案的发生了，换言之，黑暗腐朽的制度本身就是冤狱的温床。

如果不是他的举人身份触及到了江南士绅，江浙派官员的集体荣誉感，如果不是朝廷想要借着他这个案子敲打地方，如果不是《申报》的持续追踪形成了舆论上的压力，如果不是杨乃武家里还有点钱，能支撑他上诉，告状，他可能都不会有沉冤昭雪的那一天。

至于毕生姑，很多文献里都更乐意于称呼她为小白菜，但作者的叙述一直是“毕生姑”，因为这才是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可在那时候不重要。

从案发到结案，我们没有看到毕生姑有过哪怕一次的主动喊冤。

她没文化，她不识字，她不懂法律，更不懂如何替自己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为，像毕生姑这样的女性，在历史上微不足道，是被忽略的角色。

她从小没有父母，好不容易成婚，丈夫却病死了，她也没有儿子，唯一的亲人，她的婆婆视她为毒妇，淫妇，亲手把她推向了深渊，街坊邻里对她不怀好意，看她的笑话，讲她的闲话，戳她的脊梁骨，甚至和她遭遇相同的杨乃武也曾认为她是故意攀咬自己。

杨乃武有亲人，有同学，有举人身份，天然的给他带来了无数愿意帮助他的人，但毕生姑呢？当她被千夫所指，肆意谩骂，当她被拖上公堂，一次又一次的被毒打，拶子，夹棍，烙铁不断的往她身上招呼，当她被关进暗无天日，发烂发臭的牢房，细数自己身上的新伤旧伤，当她环顾四周，却是举目无亲，这茫茫人世间，竟然没有一个人为她奔走，对她施以援手。

没有人关心她，没有人在乎她，没有人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她”。

所有的冤屈，所有的苦痛，只能深埋心底。

她活了下来，却像已经死过很多次了，往后的岁月里，她总会隐隐作痛，那是她的身体在一遍一遍的提醒她不要忘记，那些永远无人道歉，无人偿还的日夜。

她不是那个泪汪汪，从小没有爹和娘的小白菜，她是毕生姑，八岁丧父，十六岁嫁人，十七岁守寡，十八岁入狱，而后用余生来学习忘记这一切不公的遭遇的古代中国女性。

她的故事从未被完整的讲述过——

因为从来没有人，真正想要听过。

参考资料：

《清实录》

《越缦堂日记》

《翁同龢日记》

《钦差查办事件》

《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邸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