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李仙洲，放着安稳日子不过，每年都要回一个小城。
这小城，是他当年兵败被俘的地方。他晚年的这个举动，藏着跨越半生的心结。
李仙洲是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的名字，一直和这场三天歼敌五万六千余人的经典战役绑在一起。
很少有人知道，战败的耻辱、没解开的谜团，是他晚年最沉的牵挂。他甚至敢直接给原型是莱芜战役的《南征北战》提意见。
这份较真劲儿，早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就显出来了。
和其他沉默寡言的战犯不一样，李仙洲在功德林里过得挺有烟火气，还得了个“四得”的外号——吃得、拉得、睡得、写得。
他饭量极大。二两一个的窝窝头，能吃五六个。一碗面条根本不顶饱，通常要吃小半脸盆才够。
吃完就拉，性子直，从不藏着掖着。睡眠也极好，白天再累，到点就睡，第二天没人叫能睡到自然醒。
最特别的是“写得”。一有想法，他就往功德林的墙报《新生园地》投稿，文章还总被选中贴墙上。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投稿，是专门给《南征北战》提意见的那篇。
看完这部以莱芜战役为原型的电影，李仙洲坐不住了。他提笔写了篇文章，直接说电影拍得不对。
“哪有国民党军一出场就颓废不堪的？我们当年也打过胜仗，不能把我们写得这么窝囊。”
管理所工作人员看了这篇较真的投稿，觉得有趣，但也尊重他的想法。不仅登了文章，还组织大家一起讨论。
现在回头看，他这份较真，不是真要挑电影的错，而是想给自己兵败的过往找个合理解释，哪怕只是一句辩解。
这份执念，从他被俘那天就埋下了。
1947年2月23日，莱芜战役结束。李仙洲腿部受伤，转移途中晕倒被俘。之后，他先后见到两个人，都让他感慨不已。
一个是昔日部下陈锐霆。此时陈锐霆已是解放军纵队司令，见到他仍恭敬地喊“军座”。寒暄几句后，就派人送他去疗伤。
另一个是他的老对手陈毅。陈毅专门来看他，一见面就热情握住他的手说：“让您受惊了！”
李仙洲有些尴尬，只回了句：“陈先生，久仰久仰。”
聊天时，李仙洲忍不住抱怨，说韩练成“临阵脱逃”才导致部队混乱溃败。陈毅只是笑，没回应。
这让他心里的疑团更重了。
1960年，66岁的李仙洲被列入第二批特赦名单。这个名字，是周总理亲自加上去的。
见到周总理时，李仙洲老泪纵横。这位黄埔一期的学生，对着曾经的政治部主任愧疚地说：“我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周总理温和地安抚他，鼓励他重新做人。临走时，李仙洲终于问出了压在心里13年的疑惑。
“为什么我率五万大军没能突围，韩练成却能安然离开？”
周总理没直接回答，只说：“韩练成就在北京，你可以自己去问他。”李仙洲瞬间就懂了其中的意思。
直到1975年，谜底才彻底揭开。
这一年，李仙洲受周总理嘱托去看望黄维，被安排在前门饭店。没多久，韩练成主动找上门来。
一进门，韩练成就对着他深深鞠了一躬：“李大哥，我对不起你啊！听说你在吐丝口负伤，我心里一直不安。”
两人坐下来好好谈了谈。李仙洲这才弄清真相：韩练成早就和中共取得了联系，当年是按指示主动脱离部队，才导致46军群龙无首。
弄清真相后，李仙洲反倒释然了。他说：“该谢谢你才对。要是败得不快，我可能早就客死台湾了，哪有机会见到周总理。”
特赦后，李仙洲拒绝了留京工作的安排，选择回山东济南。
组织给了他安稳的生活，但莱芜战败的阴影一直没散。1973年，他第一次重回莱芜。
在时任莱芜县委书记的陪同下，他走到了当年被俘的龙马河沿岸。看着早已变了模样的战场，他沉默了很久。
有人问他对《南征北战》的看法，他笑着调侃：“电影是真实的，就是把我拍得太惨了。”
这次故地重游没解开他的心结，反而让执念更深了。从那以后，每年2月23日——他被俘的日子，都会独自去莱芜走一走、看一看。
直到1988年去世，这个习惯从没断过。
有人说，李仙洲的晚年是在跟过往较劲。
但没人懂，每年一次的莱芜之行，是他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和自己的和解。这位经历过抗战、兵败被俘、改造特赦的老人，用最执着的方式，给自己的人生画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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