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血泊中的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头部中弹，副参谋长周子昆胸部中弹。可以看出凶手出手狠辣，直取要害。
而偷偷扣动扳机的，是项英一路收留、百般信任的副官刘厚总。刘厚总为何要叛变？还加害自己的长官？
但他自己也肯定想不到，11年后的一个寻常的早晨，他被公安局一位副局长认出，随即被抓，最终被谭震林下令严惩。
刘厚总是湖南耒阳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投身于当地的农民运动中。
大革命失败后，刘厚总于1928年参加农民赤卫队，在耒阳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在赤卫队中，由于他身高体壮，能吃苦，又练得一手好枪法，敢打敢冲，从普通战士逐步晋升为班长、中队长，最终成为大队长。
他在革命队伍中已崭露头角，逐步受到长官的重用。
但是在艰苦的游击环境中，刘厚总逐渐暴露出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他曾将地主家的女儿抓到山上强娶为妻，满脑子“山大王”思维。更严重的是，1935年冬，他认为身边的副大队长李育林的能力比自己强，会威胁到他在游击队中的地位，竟埋伏将其杀害。兵荒马乱的时代，加上李厚总故意隐瞒真相，让人一度认为李育林同志是被敌人杀害的（当时有一位砍柴的老乡目睹整个过程，但因害怕刘厚总的报复，当时不敢声张，直到多年后才将真相透露出来）。
1937年11月，刘厚总随湘赣边的红军游击队整编入新四军，最初担任连级干部，后升任副营长。但他对军内严格的纪律很不适应，性格粗鲁，甚至对士兵拳打脚踢。
组织上为改变他的坏习惯，专门安排他去延安抗大学习，但他无法适应，留下纸条就擅自返回了新四军总部。回到部队后，刘厚总向项英认错，项英批评他“没出息”，但念他是游击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心软将他留在身边做警卫工作。
就这样，刘厚总成为项英的副官。他表现出极大的殷勤，处处体贴照顾项英。项英曾称赞他“力气大，个子高，枪法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遭到敌人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被迫应战，浴血奋战七昼夜，损失惨重。
项英在事变发生后带领部分人员突围，辗转来到泾县南部的赤坑山隐蔽。与他同行的有副参谋长周子昆以及一批警卫人员，他们在深山中逐渐聚集了数十名新四军失散人员。
这个时期，敌人仍在持续搜山，试图彻底清除新四军残余力量。项英一行处境极为艰难，只能依靠少量红枣充饥，同时积极与地方党组织联系，筹备突围所需的物资和路线。项英作为新四军的高层领导，他是非常有信心带领队伍走出困境的。
3月份的时候，项英一行隐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这个洞很小，只能住下四人：项英、刘厚总、周子昆及其警卫员黄诚，
刘厚总是军部的副官，深得项英信任，自然被安排和他住在一起。
其他人员则分散住在下面的草棚中。
项英他们暂时在此隐蔽，并住了一段时间。四人吃住在一起，等待时机突围。
在3月12日那天，项英在洞内脱衣休息时，腰间的金条突然滑落出来，被在场的刘厚总看见，他萌生了杀人夺财的恶念。
这些金条等财务是新四军的活动经费，而项英作为副军长（实际履行政委职责），是由他直接保管，以备紧急情况使用。
实际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934-1937年），项英和陈毅就有随身携带金条的习惯，他们腰间总是缠着一条鼓鼓囊囊的布腰带，里面藏着从中央苏区带出的革命经费。
因当时环境险恶，通讯不便，高级领导人必须随身携带一定数量的黄金，以便在与组织失去联系时仍能维持部队运转和开展工作。
所以说项英随身携带这些金条等财物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
而刘厚总的夺财恶念和叛变并非一时冲动，是长期个人主义思想与对革命悲观失望情绪的结合。 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他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而在皖南事变后的困境中，他看不到革命的前途，最终选择了最极端的背叛方式。
3月13日凌晨，刘厚总趁三人熟睡之际，开枪杀害了项英和周子昆，黄诚身中两枪重伤昏迷。他取走了项英和周子昆的武器、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和钢笔，然后仓皇下山。
新四军作战训练科参谋长刘奎在发现项英等人遇害后，立即检查了现场和项英的物品，发现新四军的工作经费（金条和法币）不翼而飞。他发现警卫员黄诚身中两枪还有生命迹象，刘厚总此时不见人影，刘奎知道情况不妙，一边组织救治，一边组织人员转移。
刘厚总下山后，就想着向敌人投降邀功。第一站他来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当地保长，自报家门称已杀死项英和周子昆。为了证明自己，他拿出了项英的勃朗宁手枪。
保长搜走他的武器和财物，但并不相信他的说辞。刘厚总又辗转来到茂林镇，找到敌人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担架连，连长同样不相信他。
最后他来到旌德县玉屏乡，被乡公所押解到县政府。4月28日，县长派人由刘厚总带路到蜜蜂洞查看，但项英等人的遗体已被转移，只看到洞中留下的洋烛、棋子等物品，到场的人把所见所闻向军统汇报，
不久刘厚总被送到重庆，军统头子戴笠曾向老蒋汇报了此事，后者保持怀疑的态度。
戴笠心领神会，任命刘厚总为情报组副组长，这个职位实际没什么实权，就是一个干活跑腿的。刘厚总对这个职位安排不满意，经常体现出不满的情绪。他不仅在此职位上毫无建树，而且整日沉迷酒色，常常工作推三阻四。
有一次，上司派他执行任务，他却跑到妓院鬼混。上司找上门时，他竟然掏枪威胁。戴笠得知后，直接将他撤职，关进了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
刘厚总在渣滓洞一关就是五年，直到1948年才被释放。出狱后，特务头子徐恩曾给了他一笔路费，打发他回湖南老家。
刘厚总拿着路费一路挥霍，还没到湖南就花光了所有钱财。他流落到江西九江，被一位湖南老乡收留，在一家盐铺当伙计。
1949年5月，九江临近解放前线，刘厚总又转到江西新余县，流落街头。因为他能写会算，最终一名湖南老乡让他在“兴记盐铺”当管账先生。刘厚总隐姓埋名，每天深居简出，以为可以就此度过余生。
1952年7月，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副局长黄宜蕃来到兴记盐铺核查时，发现管账先生十分面熟。
经过反复盘问，发现此人躲躲藏藏，一口湖南方言，还支支吾吾，回答也前后矛盾，黄宜蕃突然想起：这人很像当年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副官刘厚总。
黄宜蕃曾在1939年至1941年间担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警卫员，经常与刘厚总见面。他对这张脸印象深刻。
刘厚总最终被认出，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 偶然在于，恰好是认识他的人负责户籍核查；必然在于，解放后建立的严密户籍管理制度，使得任何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难以长期隐藏。这种“偶然中的必然”，正是历史公正性的体现。
黄宜蕃立即将情况向局长汇报，当天就得到指示：“立即逮捕！” 7月28日，公安人员将兴记盐铺秘密封锁，一举抓获了化名隐藏的刘厚总。
被捕时，刘厚总还试图否认：“你们认错人了，我并不是什么刘副官！”但黄宜蕃直接指出：“刘厚总，你还装蒜！当年我们可是在一起开过会、吃过饭！”
案件迅速被上报。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谭震林得知消息后，给江西省委拍发电报，要求及早严惩叛徒。
1952年8月初，经过审判，证据确凿，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依法处决。这个逃亡了11年的叛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刘厚总被处决后，当年蜜蜂洞中其他幸存的新四军战士陆续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们感慨坏人终于得到了惩罚。
后来项英和周子昆的遗骨被移至南京雨花台，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合葬，成为著名的 “三烈士墓” 。
而那个在盐铺账房里被抓的刘厚总，则作为革命叛徒的典型案例，被永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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