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16日这天，中办主任汪东兴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份特殊的清单。
没有多余的客套话，开头就是一组精确到分币的数字：二万零三百零六元一角六分。
紧接着，是一件白虎皮大衣，还有几件旧家具的列表。
这可不是哪个贪官污吏被抄家的罚没单，这是一份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鼻酸的“清账单”。
寄信人是康克清，而这些东西的主人，是刚刚离开我们半年的朱老总。
咱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两万多块钱没啥概念，觉得也就是大厂码农一个月的工资。
但这钱既不是投资赚的，也不是灰色收入，它是朱老总从1949年进北京城开始，整整二十七年，从牙缝里硬生生“抠”出来的死工资。
这事儿吧，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朱德晚年的生活标准，那简直是“抠门”界的天花板。
时间倒回到1976年夏天，那会儿朱老总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糖尿病闹得厉害，医生下了死命令必须控糖。
对于一个四川胃来说，这简直就是上刑，回锅肉那是想都别想了。
为了有点饱腹感，老总让人把馒头切成薄薄的片，放在暖气片上烤干了吃。
身边的工作人员看着都心疼，劝他稍微吃点好的，老帅还乐呵呵地说：“这不挺好嘛，又脆又香。”
那两万多块钱的存款，就是靠着这一片片干馒头攒下来的。
钱这东西，在某些人手里是享乐的筹码，在老总这里，就是暂时替国家保管的数字。
其实早在生前，朱老总就跟康克清交过底：“我领的是党的工资，这钱如果花不完，最后还得还给党，绝不能留给子孙。”
康克清写这封信的时候，那是真的执行得彻底。
尤其是那件虎皮大衣，来头更是吓人。
那是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藏区一位土司为了感谢红军给牧民治病，特意送的谢礼。
这东西放在现在，那是无价之宝。
几十年来，这件大衣是朱家最值钱的物件，但朱老总几乎没穿过。
在他逻辑里，这是送给“红军”的，不是送给他个人的，所以这是“公物”。
既然人走了，公物自然得归公，谁也别想把它变成私产。
但这封信里最让中办工作人员破防的，还不是钱和虎皮，而是后面那几行关于“退房退车”的交代。
信里写得清清楚楚：一张为朱老总量身定制的医用床、一辆方便他行动的手推车，甚至包括那辆红旗轿车，全部退还。
要知道，1976年到1977年那会儿，上面的局势那叫一个复杂，很多规矩都在模糊地带。
高级领导走了，遗孀和子女怎么生活？
车能不能留？
房能不能住？
康克清这一手，直接把特权这扇门给“焊死”了。
她当时对秘书刘建说得很重：“这是制度问题，不是感情问题。”
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朱德在世时用的东西是工作需要，人不在了，东西必须归公，没有‘继承’这一说。
这种近乎不近人情的“决绝”，其实源于朱德一辈子骨子里的那种“战友默契”。
说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
当时朱德已经90岁高龄，腿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根本站不起来。
但他非要让人把电视搬到床前，死盯着电视里总理的追悼会。
当哀乐响起来的时候，这位从未在敌人面前低过头的元帅，硬是让人扶着坐正，对着黑白屏幕，颤颤巍巍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他嘴里念叨着：“战友最后一次集合，怎能缺席？”
你看，这就是老一辈人的逻辑。
由于身体原因去不了现场，这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在他看来，个人的一切——无论是身体、情感还是那点微薄的积蓄，在信仰和组织面前，都是要无条件服从的。
除了钱和物，信里的第三件事，是关于“思想”的交接。
康克清在信中提到，朱德从1939年到1976年写的600多首诗词、讲话稿，建议全部交给组织青理。
这也是个极有远见的决定。
朱德写东西喜欢用铅笔，时间一长字迹就会模糊。
如果当时不交，这批珍贵的史料很可能就散了。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去世前两个月，90岁的朱德还坐车专门去找成仿吾，就为了讨论新版《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
他对书中几个句式提出了修改意见，连页码都标得清清楚楚。
成仿吾后来回忆这事儿都觉的不可思议：都这个岁数了，谁还抠这种字眼？
但朱德抠了一辈子，这就是“认真”二字。
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
康克清在信最后特意嘱咐：这些钱，请作为朱德同志的最后一次党费。
她甚至没给自己留下一分钱的养老金，也没给子女留下一张存折。
汪东兴收到这封信后，回复得很快：原则同意，立即办理。
不到半个月，手续全清。
那二万零三百零六元一角六分，进了国库；那件虎皮大衣，进了博物馆；那辆红旗车，回了车队。
这封信后来成了中办处理领导人遗物的一个“样本”。
在那个即将迎来改革开放、物质诱惑即将扑面而来的前夜，朱德和康克清用这封信，给后来者留下了最后一道思考题。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
直到遗体火化的那天，他手腕上戴着的，还是一块用了十几年的旧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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