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仲夏,台北车站的月台上热浪翻滚,18岁的毕丽娜提着半旧的帆布箱,耳边尽是汽笛声。就在几个月前,她还在北京东城的画室里临摹徐悲鸿的《奔马》。战局突变,她跟随美术学院同学南下,先抵上海,再渡海赴台,一路颠簸。那一天,她对同伴轻轻说了句:“也许再回北平,已是遥遥无期。”谁料这一别,竟近四十年。

哈尔滨的富庶童年仿佛被硬生生切断。李梦白给女儿寄出的最后一封信停留在1949年初春,信里劝她“务必保重”。之后音讯全无。外人难以想象,这段母女缘竟会被海峡阻隔到几乎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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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活得靠自己。广播电台的播报员工作给毕丽娜带来一份稳定薪水,她却更迷恋课余的素描课。艺术气息没被现实磨平,反而让人群中的她显得特别。1954年的一个午后,她身着翠色旗袍去邮局取包裹,阳光撞上斑驳屋檐,幽暗街巷忽然闪光,“咔嚓”——美国青年费伟德的相机定格了这一幕。年轻人支吾着:“对不起,我只是觉得……太漂亮了。”毕丽娜挑眉,“外国佬,要拍照先说一声。”一句玩笑,两人由此相识。

费伟德原本随明尼苏达篮球队巡回比赛,后来干脆留下教英文。语言差异、文化差异,全用耐心弥合。夜色沉时,他们在淡水河边交换涂鸦信笺,他教她发英语的卷舌音,她纠正他的“四声”。感情水到渠成,1956年,两人在台北基督教堂互换戒指。典礼朴素,却有琴声悠扬。

次年,混血男婴降生,取英文名Kris Phillips,中文名“费翔”。孩子遗传父母的高大基因,也遗传了毕丽娜的“吃货”属性。邻居记得,小费翔能把一大盘饺子扫得干干净净,一边擦嘴一边喊:“月樱阿姨,再来一百个!”那股子对食物的热情一辈子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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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好不代表一帆风顺。六十年代末,费伟德在公司晋升频繁,工作地时常在日本、新加坡之间调动。聚少离多,夫妻间开始多了隔阂。加之中西管教方式截然不同,矛盾被放大。1972年,二人达成和平离婚协议,各自尊重对方选择。费翔已满十二岁,父亲承担学费,母亲负责生活。表面平静,暗地里却是无奈妥协。

雪上加霜的是,1975年,毕丽娜与前夫所生的大女儿被确诊为骨癌。治疗持续三年,终究没能挽回年轻生命。白发人送黑发人,足以把钢铁打弯。彼时的毕丽娜常常彻夜亮灯,给画布上最后几片树叶慢慢涂色,好像只剩画笔能分散悲恸。

费翔十七岁赴美,就读斯坦福戏剧系。舞台灯火让他找回自信。1981年,他签约唱片公司,灌录首张专辑《欢乐今宵》。同年,经友人介绍,与叶倩文交往。两人兴趣相投,常在录音室比拼谁能唱到最高音。外界一度看好这段佳缘。可惜,爱情不止有浪漫,还有生活细项。有人揣测毕丽娜“反对”,真相却更复杂——她对任何可能让儿子分心的事都警惕。费翔笑谈:“母亲有时像‘制片人’,总担心剧本改坏。”女方性格独立,再加海外巡演频繁,距离终究让感情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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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深秋,一封挂号信飞越半个地球,落在纽约公寓的门缝里。信封背面写着端正的繁体字——李梦白。自1949年至此,整整34年,母女首次通联。信里附两张黑白照片:老宅木窗,雪地上的梅树,以及七旬老太太微微颤抖的笔迹:“妮儿,可安好?”读到末句,毕丽娜泪水夺眶。费翔见状,低声问:“妈,回家吧。”她没有回答,只是点头又点头。

1986年,费翔在台北完成最后一张专辑《跨越四海》,随后接到中央电视台春晚邀约。他把机会视为与外婆团聚的契机。1月24日晚,总政排练厅的后台灯光晃眼,李梦白坐在第一排,双手紧握孙子的掌心,颤声问:“你是真的?”费翔俯身回答:“外婆,我在台上唱给你听。”那一夜,《冬天里的一把火》点燃万人大合唱。银幕外,李梦白和毕丽娜的座位被灯光扫过,祖孙热泪盈眶,母女却依旧彼此含蓄。有人不解,毕丽娜轻声说:“我们懂就够了。”

春晚之后,国内掀起“费翔风暴”。粉丝在影院门口排长龙,只为买他的磁带。繁华之中,费翔却选择赴美百老汇进修,参演《西贡小姐》《国王与我》,认真磨炼唱跳演功底。1990年代后半,他时常往返两岸,母亲也跟着迁徙。2001年,费翔在上海黄浦江畔购置公寓,请毕丽娜常住。一位朋友探望后感慨:“老太太八十岁了,背还挺得比年轻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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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终究会在脸上刻痕,却没削减她的精气神。每天清晨,毕丽娜都会在阳台练十分钟拉伸,再泡一杯淡茶。偶尔提笔涂鸦,仍爱画马,笔锋刚劲。邻居孩子问:“奶奶,为什么总画马?”她微笑:“马奔跑时风不回头,看着舒服。”

如今费翔62岁,单身状态屡受追问,他常挥手打趣:“我的能量都在剧院消耗,剩下的只想好好吃饭。”毕丽娜听后哈哈大笑:“吃吧,你小时候能吞一百个饺子,现在也别客气。”短短一句,母子情谊尽显。

纵观毕丽娜九十余载:战火漂泊、与母失联、异国婚姻、骨肉离世、海峡重聚——起伏巨大,却始终保持从容。有人评价她“像一朵北国寒梅,枝折数次仍向阳”。或许正因如此,费翔才能在各种舞台上自由切换,无惧年龄,随时点燃另一次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