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保守主义，咱们得从一个故事说起。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人民推翻了国王和贵族的统治，要建立一个更平等、更自由的新社会。当时，欧洲有不少知识分子对此感到兴奋，觉得这是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有个叫埃德蒙·伯克的英国国会议员，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称赞法国发生的动荡是一个“精彩的壮观场面”。但是到了1789年夏末，伯克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开始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并在1790年写了一本书，叫《法国革命论》。这本书一出版就引发了热议。为什么伯克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原来，在他看来，法国的革命者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以为社会是可以随便设计和改造的。就像拆掉一栋旧房子，然后按照图纸重新盖一栋新房子一样。法国革命者正在干的事情，在伯克眼中，就是这么一个拆掉旧房子的行为。但在伯克看来，社会不是房子，而更像是一棵大树。你可以修剪枝叶，可以施肥浇水，但你不能把它连根拔起，然后指望重新种一棵。因为社会是有机生长出来的，它有自己的根系，有自己的生命力。
伯克特别看不上那些满肚子理论但没干过实事的知识分子。用伯克的话说，这些人就像“无法确保飞行安全的领航员”，有勇无谋又脱离实际。在伯克看来，这些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爱挑毛病。他们的吹毛求疵破坏了两样重要的东西：一个是那些既有开放精神、又能创造财富的贵族阶层，另一个是起到社会稳定作用的教会。而这两样东西，正是维持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
伯克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传统的智慧。在他看来，那些延续了几百年、几千年的制度和习俗，之所以能存在到今天，本身就说明了它们的价值。你不能因为一时看不懂，就说它们是“迷信”或“落后”。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有某种形式的婚姻制度？为什么都有某种形式的财产观念？按照伯克的逻辑，这些制度能延续到今天，说明它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当然，伯克也不是说一切都不能改变。他的观点是：改革可以有，但要慎重，要渐进，要在原有基础上修修补补，而不是推倒重来。伯克的这些想法，后来成了保守主义的基本信条。除了伯克之外，还有很多人为保守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这里咱单独说一下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
迈斯特原本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法语区，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军队占领了这片地区，迈斯特选择了逃亡。如果说伯克的风格是温和的，那迈斯特就是极端的。他有着“异乎寻常的修辞能力”，写文章态度激烈，喜欢进行非黑即白的论证。他会写出这样的句子：“是政府皆专制：唯一的选择是，要么服从要么反抗。”“只有宗教能够永存。”“自由永远来自国王的恩赐。”书中归纳说，在迈斯特笔下，“绞刑架是神圣的，刽子手是虔诚的”。为什么迈斯特会有这么极端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人性本质上是“冥顽不化”的。他认为，人遵守规则靠的永远不是自觉，而是“严格的纪律、服从的信念和迅速惩罚的威胁”。
迈斯特跟伯克有个共同点：都认为普通人没有能力进行自我治理。但两人的理由不同。伯克比较乐观，他觉得民众的问题不是不能遵守规则，而是不会制定规则。迈斯特就悲观多了，他觉得人一有机会就会变坏，必须用强力来约束。正因为如此，迈斯特的思想后来被那些强人政治的支持者继承了。从迈斯特到当下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这中间有一条清晰的思想传承线。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喜欢争论，希望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来“终结”所有分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些现象——特朗普对西方传统政治规则的蔑视——其实都不是新鲜事，而是保守主义传统中一直存在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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