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50年的元宵节，旧历正月十五，北京城里还笼罩在一片节日的喜庆气氛里。
就在这样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长、大名鼎鼎的“爱国七君子”之一史良女士的寓所里，迎来了一位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年轻客人。
这位客人名叫潘慧玲，年方二十三四，她穿着一身得体的列宁装，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看上去就像个刚出校门的女学生。
然而，她一开口，却熟稔地称呼这位共和国的部长为“史阿姨”，这称谓里透出的亲近，足以让任何知晓史良身份的人暗自咂舌。
这声“史阿姨”可不是乱叫的，它背后牵扯着一段风云激荡的往事，一段用情义和道义凝结成的深厚渊源。
故事还得从1936年说起。
那一年，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华北危在旦夕，而国民党当局却依旧奉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中华民国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七人，因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悍然逮捕。
同年12月4日，他们被移送至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这便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爱国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身陷囹圄，却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火。
一时间，声援浪潮席卷全国，各界人士乃至国际友人都纷纷表示关切。
苏州城外的探监者络绎不绝，连宋庆龄先生都专程从上海赶赴苏州，为他们奔走呼号。
在这股声援洪流中，有一位上海的实业家显得尤为突出，他便是潘慧玲的父亲，人称潘老先生。
潘老先生是个热血的爱国商人，他不仅自掏腰包，印制了成千上万份宣传品，雇人在沪宁线沿途的城镇乡村广泛散发，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更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
他坚持每周一次，雷打不动地从上海专程赶到苏州，探望狱中的“七君子”，送去慰问品和外界的消息，给他们带去极大的精神鼓舞。
次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的炮火终于让国民党当局感到了压力。
7月31日，他们在舆论的重压下，不得不将“七君子”悉数释放。
出狱后，“七君子”对所有声援过他们的人都心怀感激，而对于那位探监次数最多、情义最重的潘老先生，更是印象深刻，引为挚友。
从此，潘家与“七君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份友谊跨越了战争的硝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史良作为“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性格豪爽，与潘家尤其亲近，潘家的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史阿姨”。
此次专程赴京的潘慧玲，正是潘老先生最小的女儿。
她刚刚从大学法律系毕业，进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这个元宵节，她本是奉父之命，来北京代为探望沈钧儒、史良等几位父执辈的长辈，拜个晚年。
但她此行，还揣着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她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难题，一桩让她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的民事案件。
史良部长热情地接待了潘慧玲，拉着她的手嘘寒问暖。
一番寒暄过后，潘慧玲有些局促地搓着手，将自己遇到的麻烦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
“史阿姨，我……我接了个案子，特别棘手，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想请您帮我出出主意。”
潘慧玲接手的这起案子，确实非同小可，它牵涉到了上海虹口区一处著名的花园洋房——“郭家花园”。
这“郭家花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大约是1923年，由一位从南洋归国的郭姓老华侨斥巨资兴建。
花园里呈一个标准的“T”字形，布局精巧地建造了三幢一模一样的三层小洋楼。
郭老先生有三个儿子，这三幢洋房，本就是他为儿子们准备的传家之产。
十年后，郭老先生仙逝。
临终前，他将三幢洋房正式分给了三个儿子，一人一幢。
当时，他的三个儿子均已大学毕业，老大和老二远在海外发展，只有最小的儿子郭蔚华留在了上海，做着西药生意的掮客。
那两个在海外的兄长，既然已经定居异国，便将名下的房产全权委托给三弟郭蔚华代为管理。
时光荏苒，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郭家老大和老二结伴回国探亲。
眼见国内时局变幻，他们决定将上海的房产出售。
于是，那两幢洋房便被打包转让给了一位姓金的房产商。
此后，这两幢洋房如同烫手的山芋，几经转手，买家从金姓房产商，到黄姓资本家，再到其他人。
到了上海解放前夕，它们的产权最终落到了一个名叫赵哲宪的人手中，不过房产证上写的，却是他妻子谷鸣凤的名字。
这个赵哲宪，身份极其特殊。
他明面上是商人，实则是“军统”的高级特工，深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器重，是其心腹幕僚。
坊间早有传闻，说这“郭家花园”的房产，实际上是毛人凤假借赵哲宪之手置办的秘密产业。
1948年，解放战争的炮声日益逼近，赵哲宪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早早便将家眷送往香港。
待到上海解放前夕，他本人则追随蒋介石，登上了逃往台湾的海轮。
人去楼空，这两幢小洋楼，连同里面的家具陈设，便作为“敌伪产业”，被进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军依法没收，暂时用作军级机关的驻地。
二十六军进驻“郭家花园”时，一直住在园内的郭家老三郭蔚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
然而，半年多过去了，就在大家以为此事已成定局之时，郭蔚华却突然找上了二十六军司令部，声称解放军占用了属于他的房产。
此事非同小可，军方闻讯，极为重视。
二十六军政委王一平亲自出面接待了他，详细了解情况。
郭蔚华向王政委讲述了一个曲折的故事。
据他说，就在上海解放前夕，那个神秘的房主赵哲宪突然找上门来。赵哲宪声称时局动荡，自己手头拮据，急需用钱，打算出让部分房产。
因为郭蔚华就住在园子里，赵哲宪便先来问他有没有兴趣接手。
郭蔚华这些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早就存着心思，想把整个“郭家花园”的产权都收回到自己名下，重现郭家的辉煌。
只是苦于财力不足，这个念头一直被他按在心底。
如今见赵哲宪主动送上门来，他自然怦然心动。
两人一番讨价还价，郭蔚华的实力还不足以买下全部两幢洋房，便议定先以一百二十两黄金的价格，买下其中一幢的二楼和三楼。
双方还约定，日后赵哲宪若要继续出让其余房产，在同等条件下，郭蔚华享有优先购买权。
议定之后，两人当场草签了一份协议。
第二天，郭蔚华便凑齐了一百二十两黄金，如数交给了赵哲宪，赵哲宪也亲笔出具了一张收据。
双方原本约定三天内去地契局办理正式的过户手续。
可谁曾想，第二天赵哲宪便人间蒸发，再无踪影。直到六天后上海解放，他也没有再出现。
郭蔚华解释说，二十六军来征收房产时，他因为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心里害怕，未敢将此事声张。
经过这半年多的观察，他发现解放军纪律严明，是一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队伍，这才鼓起勇气，希望军方能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王一平政委听完郭蔚华的陈述，又仔细查看了他带来的协议书和那张黄金收据，神情凝重。
他当即表示，军方会指派专人与郭蔚华联络，一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不久，二十六军果然派了一名军官来与郭蔚华洽谈。
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
军方在查阅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房产档案后，发现产权记录上明明白白写着谷鸣凤的名字，并无任何交易变更的记录。
因此，军方对郭蔚华的说辞提出了质疑。
就这样，双方各执一词，事情陷入了僵局。
郭蔚华眼见与军方协商无果，便找到了潘慧玲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愿意出钱聘请律师，代他与军方交涉，若谈不拢，便诉诸法院。
事务所的领导便将这件案子交给了初出茅庐的潘慧玲，让她独立承办。
潘慧玲一个新人，哪里处理过这样涉及军、地关系的复杂纠纷？
她查阅了大量资料，却越看越心慌，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无头苍蝇。
就在这时，父亲让她赴京拜年，她脑中灵光一闪：史阿姨不就是共和国的司法部长，又是法学界的前辈泰斗吗？何不趁此机会，当面向她请教，请她指点迷津？
听完潘慧玲的详细讲述，史良脸上一直挂着温和的微笑。
她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才缓缓开口：“玲玲，几年不见，你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了，还当上了律师，阿姨真为你高兴。”
她顿了顿，话锋一转，语气变得语重心长：“至于你说的这个案子，我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不便发表任何意见。更何况，我现在担任着国家的公职，对个案发表看法，那是不符合规定的。我想，这件事既然涉及到军、地关系，双方都应该慎重对待，最好还是以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见潘慧玲脸上流露出些许失望，史良微笑着继续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吧。你可以以律师的身份，给上海的陈毅同志，或者饶漱石同志写一封信，详细反映一下情况。他们是上海市的最高领导，由他们出面协调，或许更容易得到妥善解决。”
潘慧玲的眼睛瞬间亮了，仿佛在迷雾中看到了一座灯塔。她
连连点头：“谢谢史阿姨！我也是这么想的，最好是协商解决。这种事要是闹上法庭，无论输赢，都可能会让外界对我们人民军队产生不好的看法。”
临走前，潘慧玲将带来的土产、点心等礼物放在桌上。
史良却站起身，亲手将礼物又放回了潘慧玲的手提包里，态度坚决。
她认真地看着潘慧玲，说：“玲玲，你回去告诉你父亲，他的心意我领了，我很感谢他的热情问候。但是，这份礼物我不能收。我们过去确实有这样的情谊往来，但今天不同，你是带着职业上的案子登门的。我如果收下这份礼物，性质就变了，这肯定是不妥当的。”
接着，她拍了拍潘慧玲的肩膀，目光中充满了期许：“玲玲，阿姨很高兴看到你走上法律的道路。但你要记住，我们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依靠的是事实和证据，而不是人情关系。”
潘慧玲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告别了史良。
02
潘慧玲返回后上海，约见了当事人郭蔚华。
郭蔚华起初对这位年轻的女律师并不抱什么希望，在他看来，潘慧玲不过是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黄毛丫头。
他聘请律师，更多是看重律师事务所这块招牌，心里还一直在嘀咕，担心她办砸了事。
可当他听完潘慧玲北京之行的讲述，得知她竟然能直接面见司法部长史良，而且关系如此亲近时，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郭蔚华的眼睛里闪烁着精明而兴奋的光芒，他搓着手，迫不及待地催促道：“哎呀，潘律师，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啊！有这层关系，那这事就好办了！还等什么？赶快，赶快跟陈市长或者饶书记联系啊！”
潘慧玲说：“我正在构思该怎么写这封信，要把案情和我们的诉求都清晰地表达出来。”
“写信？”
郭蔚华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潘律师，你还是太年轻了。写信多慢啊？等他们看到信，再批转下去，猴年马月了？要我说，就得直接去求见！”
潘慧玲也摇了摇头，有些为难地说：“陈市长和饶书记日理万机，哪是说见就能见的？我们这样贸然上门，人家肯定不会接见的。”
“哎，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郭蔚华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你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有着史良部长的关系，这就是通行证！你听我的，你直接去市政府大楼，就跟门口的警卫说，是北京的史部长让你来找市长、书记的。你信不信，他们一听这话，保准立刻就往上报告。只要一报告，陈市长、饶书记再忙，也得抽空见你一面！”
潘慧玲被郭蔚华说得心里活泛了起来。
史阿姨的话言犹在耳，但郭蔚华描绘的这幅“立竿见影”的图景，对一个渴望证明自己、急于打开局面的年轻律师来说，实在充满了难以抗拒的诱惑。
那天晚上，潘慧玲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她从抽屉里翻出父亲珍藏多年的相册，里面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是当年“七君子”出狱后，与父亲等声援人士的合影。
照片上的史阿姨英姿飒爽，笑容灿烂。
她回想着史阿姨那番关于“事实与证据”的教诲，心里感到一阵阵的不安。
但另一边，郭蔚华那句“你跟别人不一样”又在耳边回响。最终，渴望建功立业、证明自己的好胜心，压倒了内心的挣扎。
她决定，就按郭蔚华说的，去“闯”一闯市政府。
第二天，潘慧玲做了充足的准备。
她生怕别人不相信她与史良的关系，特地从家里找出了那张珍贵的合影，连同当年报纸上关于父亲声援“七君子”的报道剪报，甚至把自己此次赴京的火车票和一些在北京拍的照片，一并装进了公文包里。
她这番举动，颇有些“狐假虎威”的意味，但她自己却浑然不觉，只觉得这是为了确保能见到领导，更好地解决问题。
来到外滩的市政府大楼前，潘慧玲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去。
面对接待人员的询问，她按照郭蔚华教的那套说辞，不卑不亢地说道：“同志你好，我是潘慧玲律师。北京的史良部长有要事，让我来上海向市领导当面汇报。”
“史良部长？”
接待人员听到这个名字，果然神情一凛，不敢怠慢。
正如郭蔚华所料，他立刻拿起电话，向楼上通报了情况。
那天，陈毅市长恰好去外地开会了，但市委书记饶漱石正在办公室。
饶漱石一听说来人是“史良介绍来的”，虽然工作繁忙，还是决定抽几分钟时间见一见，问问到底是什么事。
潘慧玲被领进了饶漱石的办公室。这次见面极其短暂，前后不过两三分钟。
饶漱石神情严肃，目光锐利。潘慧玲刚紧张地开了个头，说了句“我是受史良阿姨的嘱托……”，饶漱石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他拿起电话，只听了一句，便对潘慧玲说：“你等一下，北京来的重要电话。”
他接完电话，便对身边一位看似秘书的年轻干部交代了几句。
那位干部走到潘慧玲面前，客气地说：“潘律师，饶书记有紧急公务，接下来的情况，你和我说吧。”
之后，饶漱石就再也没有露面。
潘慧玲只好将案情的来龙去脉，以及自己希望市领导能够出面协调的请求，向那位干部做了详细的陈述。
干部听完，认真地做了记录，让她留下联系方式和住址，并表示会立刻向首长汇报，尽快将处理结果通知她。
事情处理的效率确实是惊人的迅速。
仅仅过了三天，潘慧玲就接到了第二十六军司令部打来的电话，请她次日上午去军部一趟。
第二天，潘慧玲独自前往二十六军司令部。
这次出面接待她的，是一位她从未见过面的年轻军官。
这位军官态度和蔼，开门见山地告诉她：“潘律师，我们已经接到了饶主席（饶漱石当时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饶主席指示，我们在处理这起房产纠纷时，要充分注意军队和地方的关系，要考虑到社会影响。”
军官接着说：“根据饶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们军部连夜开会研究，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所以特地请您过来商议。”
潘慧玲的心怦怦直跳，她知道，事情迎来了转机。她故作镇定地问：“请问，军方想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
对方微笑着说出了一个堪称巧妙的方案：“‘郭家花园’那部分房产的产权归属问题，涉及到复杂的历史遗留情况，光凭我们部队是无法做出最终认定的。因此，我们建议，目前暂时搁置产权争议，不谈权属问题。郭蔚华先生所主张的那两层楼面，我们部队继续使用，但是，我们可以每月向郭先生支付一定数额的租金。之前占用的那半年多时间，我们也可以一并予以补偿。”
潘慧玲听完，心里一块大石落了地。
这哪里是“搁置争议”，这分明就是变相承认了郭蔚华的产权主张！
先承认事实上的占有，再通过支付租金的方式，将郭蔚华的“房主”身份合法化、固定化。这简直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
她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郭蔚华。
郭蔚华一听，简直喜出望外，激动得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连说了好几个“好！好！好！”
他搓着手，满脸堆笑地感叹道：“这样最好了！这……这解放军就是好，通情达理，不欺负我们老百姓啊！”
为了表达对解放军的“感激”，也为了把这桩好事尽快敲定，郭蔚华主动提出，以前那半年多的租金就算了，分文不取，今后的租金数额也好商量，给个友情价就行。
在接下来的正式谈判中，郭蔚华果然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姿态放得极低。
双方很快就租金数额达成了一致，签订了租赁协议。
至此，这桩困扰了潘慧玲许久的军地房产纠纷，看似得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完美解决。
潘慧玲初战告捷，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郭蔚华对她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口一个“潘大律师”，把她夸上了天。
在这一刻，史阿姨的教诲被她暂时抛到了脑后，她切身体会到了“关系”的巨大威力，并一度认为，这或许就是解决难题的捷径。
三个月后，二十六军的那个机关单位迁离了“郭家花园”。
随后，华东军区后勤部门的两位领导干部，合家搬进了那两幢小洋楼。
出于安全和管理的考虑，军方在征得郭蔚华同意后，在花园里砌起了一道高高的砖墙，将郭蔚华居住的那幢房子与另外两幢彻底分隔开来。
尽管住户换了，但军方依然严格按照之前达成的协议，每月按时向郭蔚华支付租金。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是在军方经办人员的认知里，还是在郭蔚华自己的心里，那两层楼面的产权，似乎已经板上钉钉地属于郭蔚华了。
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波，正在悄然酝酿。
03
到了1950年底，新的变故发生了。
那两位入住“郭家花园”的军队领导，因为工作调动，双双离开了上海。
此时，二十六军早已将“郭家花园”的全部房产移交给了华东军区管理，自然不可能再回来使用。
而华东军区这边，似乎也对这两幢零散的房子兴趣不大。
于是，军区后勤部门的领导经过商议，决定进行一次房产置换——将“郭家花园”的这两幢洋房，与上海另一处地段更好、面积更大的私人房产进行交换，然后将置换来的房产改造为一个内部招待所。
这个决定，对于身在墙这边的郭蔚华来说，自然是毫不知情。
更不巧的是，华东军区负责此事的具体经办人员也在这时发生了调动。
新来的经办人只看到了档案里的产权文件和那道新砌的围墙，对于这处房产背后那段复杂的纠纷历史一无所知。
他们几个人到现场一看，那两幢小洋楼与郭蔚华的住房被砖墙隔得一清二楚，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完全就是军方的独立房产，于是大笔一挥，将两幢洋房的全部产权都列入了置换范围。
前来洽谈置换事宜的对方，名叫方易正，是个年过五十的老上海。
他原本就是做房地产生意的老手，后来才改行做了别的买卖，此时已是半退休状态，闲居在家。
方易正来看房时，自然也是基于同样的判断。
他一眼就看出，用自己那处房产换这两幢花园洋房，是占了大便宜的买卖，心中暗喜，哪里还会有二话？
双方一拍即合，爽快地签订了置换协议，并迅速办理了产权转移手续。
郭蔚华这边，还蒙在鼓里。
他眼看着新住户搬了进来，叮叮当当开始装修，起初也没在意。
可等了一个多月，迟迟不见军方送来租金，他心里开始犯嘀咕，便主动找上门去交涉。
这一问之下，他才如遭雷击，方知房子已经换了主人！
郭蔚华当即向新房主方易正声明，这其中一幢房子的二楼和三楼是属于他的，对方无权占有。
方易正听得一头雾水，他没想到这桩看似捡了便宜的买卖背后，还藏着这样的纠纷。
他懒得跟郭蔚华多啰嗦，直接就找到了军方。
这一下，军方新的经办人才知道，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一段曲折。
可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们置换来的房产已经动工改建招待所了，总不能再换回去。
他们只好找方易正商量，问他打算怎么办。
方易正毕竟是房产场上的老江湖，他听军方把郭蔚华当初如何与二十六军交涉、如何通过饶书记批示拿到租金的来龙去脉一介绍，凭着多年的经验，他立刻断定，这个姓郭的背后，很可能有诈。
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对方提出了一个方案：军方暂时按兵不动，由他以合法房主的身份，出面与郭蔚华交涉。如果谈不拢，就上法院打官司，把事情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不过，由此产生的律师费用，需要由军方承担一半。
军方觉得方易正的要求合情合理，便点头同意了。
方易正随即聘请了一位律师。这位律师复姓欧阳，在当时的上海滩颇有名气，报纸的社会版上时常能见到他的名字。
欧阳律师接受委托后，行事沉稳老练。他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先是正式致函郭蔚华，希望就产权问题进行协商。
在交涉无果后，欧阳律师便决定诉诸法律。
在向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前，他给郭蔚华打了个电话，作为最后的通牒，请对方再慎重考虑一下。
电话那头的郭蔚华，态度却异常强硬，甚至带着几分炫耀的意味：“考虑什么？没什么好考虑的！你要打官司就尽管打，我奉陪到底！不过，欧阳律师，我可得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我的律师可是有背景的，这个背景，大得可以让你吓一跳！”
欧阳律师被他这番话弄得有些好奇，便不动声色地问：“哦？不知是哪位大律师？背景又是哪位高人？”
郭蔚华得意洋洋地报出了名号：“我的律师，是潘慧玲潘小姐！”
欧阳律师在脑中搜索了一遍，确实没听过这个名字，便淡淡地说：“耳生得很，想必是初出茅庐的新秀吧？”
郭蔚华听出了他语气中的轻视，冷笑一声，抛出了真正的“王炸”：“潘小姐的父亲，跟当今的司法部长史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那可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过命的交情！”
这个背景，确实让电话这头的欧阳律师心中猛地一沉。
史良、沈钧儒，这可都是新中国司法界的泰山北斗。
“是吗？”他不由自主地反问了一句。
郭蔚华在电话那头听出了欧阳律师的震惊，更是得意忘形，几乎是压不住的炫耀口气：“欧阳律师啊，不瞒你说，这件事最初跟二十六军也谈不拢。后来怎么样？潘小姐去了一趟北京，见了史部长，回来之后，饶书记亲自批示，事情就这么解决了！你说这个背景，硬不硬？”
挂了电话，欧阳律师陷入了沉思。
郭蔚华的话，虚虚实实，但听上去却不像空穴来风。
他决定先不急着准备诉状，而是暗中对潘慧玲的背景进行一番查摸。
他通过自己的人脉一打听，证实郭蔚华所言不虚，潘家的确与“七君子”渊源深厚。
当时，欧阳律师的几位同行朋友都劝他算了，别再趟这浑水。
“水太深，对方后台这么硬，何必呢？”
一位老友在茶馆里劝他，“现在是新社会，但人情世故自古就是这么回事。你胳膊拧不过大腿，别到时候官司没打赢，反而惹了一身骚。”
然而，欧阳律师却偏偏是个不信邪的人。
他放下茶杯，正色道：“如果人人都畏惧权势，那还要法律做什么？我相信新中国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不是国民党时期的衙门！法律面前，只讲证据，不讲背景！”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并与当事人方易正商议后，欧阳律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也要去一趟北京！
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接去拜访沈钧儒和史良，来一个“当面反映”，亲自去探一探这个所谓的“背景”究竟有多硬！
抵达北京后，欧阳律师先去了最高人民法院，求见沈钧儒院长。
欧阳律师早年也曾与沈老有过数面之缘，算得上是认识。
见到沈钧儒后，他恭敬地将“郭家花园”案的来龙去脉，特别是郭蔚华方面如何利用“背景”的情况，简明扼要地陈述了一遍。
沈钧儒听完，捻着胡须，缓缓说道：潘慧玲这个小姑娘，确实来过北京，是奉她父亲之命，来给他们这些老家伙拜年的。他也接待了她。但是，潘慧玲当时并没有向他提起过你现在所说的这起房产纠纷案。至于这个案子究竟该如何处理，沈老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当然是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去办。”
辞别了沈钧儒，欧阳律师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司法部，求见史良部长。
史良与欧阳律师也算熟识，见面后，欧阳律师同样将情况作了说明。
史良坦诚地告诉他，潘慧玲确实因为这个案子来找过她，但她当时就已表明态度，自己身负公职，不便干预个案，只是建议她按程序向上海市的领导反映。
史良的态度与沈钧儒如出一辙，她强调，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欧阳律师此行，心里的石头彻底落了地。
他明白了，所谓的“通天背景”并非郭蔚华吹嘘的那样可以一手遮天。
沈、史两位领导的高风亮节和原则性，让他对打赢这场官司充满了信心。
然而，欧阳律师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开后，史良却越想越觉得此事不妥。
她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案子很可能因为“人情关系”的介入，而对上海的司法公正造成不良影响。
她沉吟片刻，当即提笔，给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写了一封信函。
信中，她特意注明“请转陈老总、饶书记一阅”。信的内容清晰而严肃：
“……今年2月间，上海女律师潘慧玲小姐曾因其承办的一起市民与二十六军的房产纠纷案，进京向我询问。我因不了解情况，且工作关系不便发表意见，仅建议其如有必要，可向陈老总或饶书记反映。后因潘慧玲未再与我联系，故不知后续结果。
现又有上海欧阳律师为此事专程来京，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并称此事可能将诉诸法院解决。此事已引起我的关注。故特致函，烦请转告上海法院方面，如该案确需通过诉讼解决，务请法院严格依法审理，秉公判决，千万不能虑及或顾忌其中可能存在的种种社会关系。新中国的司法，必须维护其纯洁与公正……”
史良的这封信，如同一把斩断人情关系网的利剑，悄无声息地飞向了上海。
它彻底斩断了“关系”影响司法审判的一切可能，将这起已经偏离轨道的纠纷，强行拉回了“法律与证据”的唯一正轨。
而心无旁骛的欧阳律师，已经开始全力以赴地搜集证据，准备正式提起诉讼了。
一场真正的较量，即将在法庭内外展开。
04
半个月后，史良部长陪同苏联司法代表团访问上海。
公务繁忙的她，在抵达上海的当晚，竟特意抽出时间，打了个电话给潘家，约见潘慧玲父女。
接到电话，潘慧玲和父亲受宠若惊，立刻赶往史良下榻的上海大厦。
一番亲切的寒暄过后，史良的目光落在了潘慧玲身上，话题直接切入了那起房产案。
“玲玲，你那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潘慧玲便将事情的后续发展如实说了一遍，从她如何“闯”市政府，到饶书记批示后军方如何提出“租金方案”，再到如今房产置换、新房主聘请欧阳律师准备对簿公堂。
她说到最后，语气中不免带上了一丝委屈和紧张：“……现在，欧阳律师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也受理了。郭蔚华先生还是聘请我做他的律师，我准备出庭应诉。”
史良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等潘慧玲说完，她忽然笑着问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
“玲玲，那你现在告诉我，你认为打官司，打的究竟是什么？”
潘慧玲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回答：“是……是打钱财？或者是打个输赢？”
史良摇了摇头，目光变得异常严肃和深邃。
她一字一句地说道：“不，玲玲。你记住，打官司，打的不是钱财，也不是关系，而是证据！”
她看着眼前这个还有些懵懂的年轻后辈，语气既是教导，又是警醒：“我们新中国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是为人民群众做主、讨还公道的。但是，这种做主和讨公道，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或者政策的规定来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遵循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凭证据说话。在这个案子上，你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收集和核实证据上。只有掌握了确凿无疑的证据，你才能在法庭上站稳脚跟，才能胜诉。其他任何因素，包括你所谓的‘背景’，都是靠不住的。”
史良的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在潘慧玲的脑海中炸响。
她仿佛被醍醐灌顶，瞬间清醒了过来。
那一晚，她几乎彻夜未眠。史良的教诲在她耳边反复回响，她开始重新审视整个案件，一遍又一遍地复盘每一个细节。
拂晓时分，一个清晰的思路终于在她混乱的脑中浮现：这个案子的所有争议，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郭蔚华手中的那两份证据，即赵哲宪出具的协议书和那张一百二十两黄金的收据，它们的真伪，决定了整个案件的走向。
如果能够证明这两份证据是真实有效的，那么她的胜算就很大；
反之，如果证据是假的，那么郭蔚华之前的一切说辞，都将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空中楼阁。
潘慧玲幡然醒悟，她决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这两份关键证据的核实工作中。
要证明它们的有效性，就必须找到赵哲宪本人的真实笔迹，通过专业的笔迹鉴定，才能做出最终的结论。
一场艰难的求索开始了。
潘慧玲四处奔波，试图在大陆找到任何留有赵哲宪笔迹的蛛丝马迹。
她寻访了赵哲宪可能待过的苏州、杭州、南京、镇江等地，查阅了无数旧档案，拜访了许多相关人士，但都一无所获。
赵哲宪此人行踪诡秘，又是有意抹去痕迹，寻找他的笔迹，简直如大海捞针。
与此同时，经验老到的欧阳律师，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他对于这类案子的切入点，与潘慧玲不谋而合——直指对方证据的真实性。经过一番缜密的调查，欧阳律师虽然也没找到赵哲宪的笔迹，但他却从另一条路径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旁证，有不止一个人可以证明，在郭蔚华那份协议上签署的那个日期，赵哲宪本人根本就不在上海！
欧阳律师认为这是一个足以颠覆全局的重要证据。
他颇有些得意地给潘慧玲打了个电话，将这个“好消息”通报给了她。
他此举的目的，是想给这位年轻的对手施加压力，让她知难而退，从而为自己的当事人赢得一个“不战而胜”的结局。
接到欧阳律师的电话，潘慧玲的心沉到了谷底。
她明白，如果自己这边拿不出更过硬的证据，那么对方的这份旁证，很可能会被法庭采信。
时间，已经不在她这边了。她必须，也只能在笔迹鉴定上寻求突破。
连续数日，巨大的压力让潘慧玲寝食难安，神情抑郁。
她的父亲潘老先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问清了女儿的困境后，这位见多识广的老先生，给女儿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主意：“大陆上找不到，为什么不去香港找呢？赵哲宪的家眷不是都去了香港吗？那里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潘慧玲眼睛一亮，是啊，香港！
她决定破釜沉舟，去香港走一趟！
就在潘慧玲准备赴港手续的时候，潘老先生也发动了自己在香港的朋友关系，四处打探消息。
很快，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赵哲宪的妻子谷鸣凤，确实就在香港！而且，她当初并没有随丈夫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了香港。
据说，她是害怕共产党将来攻打台湾，自己会被困在岛上，受那战火之苦。
这个消息让潘慧玲欣喜若狂。
她加紧办好了赴港手续，立刻动身，踏上了这场决定命运的取证之旅。
抵达香港后，在父亲那些老朋友的鼎力帮助下，潘慧玲很快就见到了谷鸣凤。
在一个安静的咖啡馆里，潘慧玲说明来意，提起了上海“郭家花园”的房产纠纷。
没想到，谷鸣凤听完，立刻摇了摇头，语气淡漠地说：“潘小姐，你找错人了。那房产证上虽然是我的名字，但房子根本不是我的。我那个名字，不过是我丈夫随手挂上去的幌子罢了。”
“那房子究竟是谁的？”潘慧玲追问道。
谷鸣凤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吐露了一个惊天内幕。
她告诉潘慧玲，那两幢洋房，实际上是毛人凤出资，通过她丈夫赵哲宪的手购置的秘密资产。
赵哲宪在办理此事之前，还专门写了一份类似“情况说明”的书面材料交给毛人凤，作为凭证。
潘慧玲的心跳漏了一拍，但她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首要目的。
她又问：“那么，您知道您先生，是否在解放前夕，将其中一部分房产出让给其他人了吗？”
谷鸣凤再次摇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从来不过问他的公事，他是军统的官员，我只是个家庭妇女，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潘慧玲见状，便提出了最后的请求：希望能采集一些赵哲宪的笔迹样本，作为证据。
谷鸣凤起初十分警惕，不肯答应。
但在陪同潘慧玲前来的那两位、早在上海滩就与她相识的先生的再三劝说下，她终于松了口。
她从卧室里取出了几封赵哲宪从台湾寄来的家信。
当时还没有复印机。
潘慧玲在征得谷鸣凤同意后，当场打电话从附近一家照相馆请来一位摄影师，将这几封信函一页一页地清晰拍摄下来，制成了照片底片。
带着这些比黄金还要珍贵的证据，潘慧玲马不停蹄地返回了上海。
她立刻向法院提交了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
经法院出具证明，潘慧玲将从香港拍摄的笔迹照片，连同郭蔚华当初提供的那份协议书和收据原件，一并送交上海市公安局进行技术鉴定。
三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
当潘慧玲拿到那份薄薄的鉴定报告时，她的手微微颤抖。
报告上的结论，只有短短一行字，却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击中了她：“经鉴定，送检的协议书及收据上的签名笔迹，与样本笔迹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
潘慧玲呆立当场，脑中一片空白。
这就意味着，郭蔚华伪造了证据！
他从头到尾都在撒谎！
他精心编造了一个故事，企图骗占已经收归国有的房产！
她立刻冲出公安局，打了一辆三轮车，直奔郭蔚华的家。
郭蔚华还不知道潘慧玲去了香港，见她行色匆匆地赶来，还以为有什么好消息。
当他听完潘慧玲用颤抖的声音读出鉴定结论时，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接着，血色从他脸上迅速褪去，变得如纸一般苍白。
他双腿一软，整个人瘫倒在沙发上，张着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良久，郭蔚华才从极度的惊恐中回过神来，他用蚊子般的声音问潘慧玲：“潘……潘律师，现在……现在该怎么办？”
潘慧玲看着眼前这个彻底崩溃的男人，心里五味杂陈。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从一个律师的角度，为他分析了案件的前景：伪造证据，欺诈国家财产，这已经不是民事纠纷，而是刑事犯罪。她建议他，立刻向法院撤诉，然后主动向军方坦白一切，退还骗取的所有租金，争取宽大处理。
郭蔚华失魂落魄，对潘慧玲的建议言听计从。
他立刻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然后又找到军方，痛哭流涕地承认了自己伪造证据、企图诈骗的全部事实，并将之前得到的所有租金，分文不少地退还了。
从那天起，潘慧玲便再也没有和郭蔚华见过面。
她回到律师事务所，在无人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她想到的不是案子的输赢，而是史良阿姨那晚语重心长的话，和自己当初“狐假虎威”去闯市政府时的情景，脸上火辣辣的，感到一阵阵的羞愧。
这次经历，让她对法律的严肃性和律师的职业操守，有了脱胎换骨的认识。
不久之后，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离开律师行业，去一所中学当了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
后来的故事，便如同一场早已写好剧本的戏剧。
在随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郭蔚华因行贿、诈骗等一系列经济问题东窗事发，被捕下狱。
那桩伪造证据骗取军方租金的旧案，也成为了他的罪状之一。
在狱中，郭蔚华给潘慧玲写了一封信，恳求她能再次出山，担任自己的辩护律师。
但此时的潘慧玲，早已不是当年的她了。
她回了一封信，平静地告诉他，自己已经改行，不再是律师，无法为他辩护，请他另请高明。
最终，郭蔚华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押送至安徽的劳改农场服刑。
那座曾经引发了无数波澜的“郭家花园”，也终于在法律的裁决下，尘埃落定，归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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