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返乡，95后女孩金蕨和外婆、奶奶之间的对话总是很快耗尽。
“你欲踮偌久？”
- 你要待多久？
“你是安怎转来的？”
- 你怎么回来的？
几个来回的寒暄穷尽后，横亘在家人之间的，只剩下长久的沉默。
金蕨，出生在闽南沿海的小渔村。和这个时代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她的成长教育遵循着主流的路径：从乡村小学到县城中学，再背井离乡，远赴大城市求学。
在自小生长的渔村里，她与外婆、奶奶用闽南话交流。离开故土后，浓重的乡音逐渐脱落，学校习得的普通话将她带离潮湿的渔村，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在那里，金蕨用普通话学习、工作和生活。她长期关注女性的生存处境，并将这种关切转化为具体的创作，持续为《三联生活周刊》《真实故事计划》等多家媒体供稿。
写作的第十个年头，前辈作家八月长安称赞她才华横溢，文字流畅而灵动。
但她的家人却从未做过她的读者。
外婆自称上过三年学，可她没有日常的阅读习惯；奶奶出生于1931年，跟着养父母长大的她未曾上学；妈妈也没有正经上过学，她不识得多少字，辨认文字就像在辨认图形。她们不会读，也读不懂。
这些女性用粗糙的双手喂养金蕨，将她托举进那个讲普通话的大世界，而自己却像闽南乡音一样，被留在了原地，逐渐隐没。
很长一段时间，金蕨习惯性地承接来自她们的关爱，却很少意识到，自己对她们的关心或许并不充足，甚至对她们不够了解——
她们生来就是“外婆”“奶奶”和“妈妈”吗？
在成为这些称谓之前，她们经历过怎样的人生？
当这些问题浮现时，金蕨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去询问、倾听、记录，那些尚未被讲述的女性生命经验，将会在时间中悄然消失。
而这，成为金蕨创作纪实文学《脐带纪事》的起点。
“林劝，许建花。”
这是金蕨奶奶和外婆的名字，她们养育她，是她姓氏不同的血缘至亲。但在金蕨的家乡，这些女性长辈的名字却很少被提及。
在闽南，宗族文化如同榕树的根系，盘根错节，深植土地。记录血脉延续的族谱被反复修订，上面写满男性的名字。
“陈”是村镇中的大姓，金蕨的爷爷和外公都姓陈，姓氏像一根文化层面的“脐带”，在代际间传递，维系着继承关系与权力秩序。
而真正与后代脐带相连，承担生养、照护责任的女性，却始终被排除在这一结构之外。
母亲、外婆、奶奶……她们在出嫁后成为附在丈夫身旁的外氏，生命经验常常在父姓的代际更替中，被拆散、被遗忘。
也正因如此，当金蕨和同龄的朋友聊起家中的女性长辈，最常听到的回答是：“我对她的事了解不多。”在许多年轻人的记忆里，外婆、奶奶似乎没有一个清晰的过去，有的只是苍白而模糊的称呼。
一次谈话中，一位朋友向金蕨提起她外婆的墓碑。在她的老家，老人通常会在生前确认碑文内容。外公的碑文赞颂着他的职业生涯：
“小学教师，言传身教，育人一方。”
而外婆的碑文，却将她彻底收归家庭之中：
“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六岁嫁给父亲，十七岁即为人母，含辛茹苦一世，任劳任怨终生。”
几十年波澜壮阔的人生，却被“含辛茹苦”“任劳任怨”轻轻覆盖，只剩下出生、嫁人、生育、照护……仿佛除了“母亲”“妻子”这些功能性身份之外，她们的人生再无值得被记住的部分。
| 福建漳州，金蕨家乡的社庙（金蕨/摄）
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发现中，金蕨意识到，遗忘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叙事缺失：
女性长辈在我们出生时就已经“老了”，随后逐渐矮小、衰弱，倘若不被讲述，消失之后便再无痕迹。我想，通过更多的交谈与书写，或许能在一切消逝之前，拦截下一部分。
这样的想法最终落实为一次身体力行的田野行动。
在此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金蕨为《脐带纪事》的创作奔走于福建、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在同龄朋友的支持下，她进入十个家庭，和女性长辈面对面地交谈、记录。
朋友们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牵线、陪伴、共同倾听。因而这并非一次单向的采访，而是一场由多个家庭共同参与、不断回返的讲述。
更重要的是，随着访谈的深入，书中的女性逐渐从“外婆”“奶奶”等称谓中显影，展现出她们不可替代的生命面貌：
有人幼年远渡重洋，成为归国华侨；有人与丈夫白手起家，成为九十年代的万元户；也有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独自走到法院门口，试图结束一段婚姻。她们的经历未必总是惊心动魄，却始终与时代变迁紧密交织，显露出女性有骨有血的锋芒。
| 河南郑州，受访者苗桂芬背影（金蕨/摄）
在《脐带纪事》中，金蕨没有将母职讲述视作书写的重心，而是把更多目光投向女性长辈的人生，希望记录下她们的执念、伤痛、释怀与荣耀。
起初，受访者苗桂芬并不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可写之处。她曾困惑地提问：“我这一生平平淡淡，稀里糊涂，有什么好写的？”在她看来，自己的人生算不上坎坷。然而，她活过的岁月，已是传奇。
苗桂芬生于乱世，幼年目睹生母吞食鸦片自尽，后被他人收养。成年后，她卷入一场漫长的“婚姻骗局”，怀孕之际独自从辽宁南下，来到河南一座贫瘠的县城。异乡无依，她想过死亡与逃离，却在生活的缝隙中结识挚友，慢慢找到新的落脚处。
更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晚年，丈夫离世，苗桂芬收获了一种崭新的自由：与孙女成为室友，一起旅行、追剧、做编织，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到为自己潇洒而活。
《脐带纪事》的写作正是从这样的个体经验出发。它并非为某一位女性立传，而是在十个家庭的讲述中，打捞起那些长期被忽视却真实存在的女性生命史。在作者的寻访、朋友的引介与女性长辈的讲述中，一场跨越代际的共同书写逐渐完成。
所以，金蕨才在致谢中写道，这是一部由十个家庭共同参与的作品，正是她们慷慨地分享人生、允许她记录那些明暗交错的生命片段，才有了这本书的可能——“你们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
也正因如此，《脐带纪事》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真实与坦诚。
作家张怡微评价它是“一次认认真真的自我民族志”；张春则称赞这本书“用文字编出船只，打捞起原来湮灭不见的女性故事，令人敬佩”。
然而，一切回到出发之时，金蕨却并不确定，自己能抵达多远。
2024 年夏天，山东烟台。金蕨跟随朋友茸茸，拜访她的奶奶姜桂举。
姜桂举操着一口浓重的胶东方言，讲述自己确诊抑郁症的经过。她语速快，乡间俚语成串地往外蹦。话题一旦被点燃，便像脱缰的野马。
金蕨连蒙带猜地听着，除了茸茸不时的翻译，她只能抓住零散的关键词。有时，茸茸忍不住插话：“你得把奶奶拉回来，她都讲到别人家的事了。”
方言，形成一道无形的门槛。
| 山东烟台，走访地之一（金蕨/摄）
而更令人棘手的，是那些裹挟着情绪与选择的主观叙述。讲述的人顺着自己的记忆自然前行，而听的人，却只能站在陌生语言的河岸上，反复打捞、辨认水面浮现的碎片。
这时常让金蕨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阻塞感”。她不断地质问自己：
讲述者本人关心什么？在尽量补全其生平信息的同时，我是不是在做一种无谓的信息抓取，与真正值得关心的部分无关？
这成为访谈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痛感。直到一次聊天，朋友 B 的一句话，为金蕨带来了新的方向。
“我听我奶奶讲古（闽南语，指讲述过去的事情），并不是为了搞清楚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而是为了理解她当时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处境里，是什么感受。”
金蕨这才意识到，在《脐带纪事》的访谈中，真正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生平复原”，而是“一个鲜少被置于讲述者位置的老年女性，如何回忆自己的一生，并由此形成了怎样的叙事基调”。
不同人讲述自己的方式，就是她们理解自我，甚至度过一生的方式——受访者刘青莉就曾在母亲的讲述里，真切体会过这点。
母亲谈起往昔，总用“太苦了”“太不容易了”来概括：离开村子去东营谋生，在板房旁支起早点摊，炸油条、蒸包子，没日没夜。在刘青莉的记忆里，那是父母被“苦”牢牢包裹的岁月。但后来一次闲聊中，她照例复述父母的艰辛，却第一次被旁人提醒：在那个年代，当上“万元户”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她这才发现，父母谈起在东营的日子，语气里始终带着一种骄傲，“太苦了”背后其实暗藏一种自得——那不是对苦难的控诉，而是对自身价值的确认。
这让金蕨更加确信，比起完完整整的复原人生，《脐带纪事》更在意的是讲述者在当下如何理解自己的过往，如何筛选记忆、组织情感。
为此，她愿意尊重她们讲述的节奏，也允许故事中存在缄默与留白。
但这样的选择也意味着，项目需要花费更长的创作周期与更大的精力消耗，它不仅需要写作者具备足够的耐心与毅力，也要求她在现实层面，拥有更稳定的经济基础支撑。
然而，在写作《脐带纪事》之前，金蕨并没有一个稳定的创作环境。毕业两年，她辗转换过三座城市，过着合同到期便打包离开的“游牧”生活。
第一份工作在上海，那时她几乎没有存款，只能同时靠打两份工，维持大城市的房租与日常开销；第二份工作，她去了浙江的一所寺院，内刊编辑的工作相对清闲，却很快触及体验的上限，金蕨逐渐意识到，自己无法久留其中。
| 浙江，去寺院应聘那天的锦鲤池（金蕨/摄）
当金蕨选择离开、生活再次悬空之时，前辈八月长安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她们的相识可以追溯到十一年前，曾是当地文科状元的金蕨，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八月长安笔下人物对自己的影响，两人因此结缘。
这段相识，在多年后转化为非常具体的支持：八月长安邀请金蕨进入她的工作室专心创作《脐带纪事》，并承诺提供稳定的收入、完整的时间，以及不被琐事侵扰的环境。
后来，这位前辈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
“如果男性同盟可以轻松识别有识之士并慷慨给予机会，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这些女孩的善意与才华一个更妥帖的落脚点？”
正因这种具体而切实的托举，《脐带纪事》的书稿最终才有可能呈现在读者眼前。而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也恰好见证了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一种实践：在讲述与倾听中彼此确认，在托举与支持中完成书写。
安徽的冬天湿冷。金蕨和圈圈、圈圈的妈妈范红枣，三个人坐在客厅的电热地毯上，灯光昏黄，她们回忆起圈圈的外婆。
和许多离家的年轻人一样，圈圈这些年按部就班地完成学业、进入职场，在不同城市之间流转，也经历过几次工作的变动。
缓慢爬升的收入与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让她长期被金钱的焦虑裹挟。在那些匆忙谋生的日子里，她习惯向前看，很少回头，也很少有机会，把母亲放回她自己的成长路径里重新理解。
但那一晚，当她真正坐下来，和金蕨、妈妈一起回忆外婆时，关系开始发生细微的松动。她们聊起尘封的往事。也是在那时，圈圈第一次知道，原来妈妈十八岁的时候，曾被理发店的师傅和师兄唤作“小枣子”。
而在那之前，圈圈曾因为母亲的名字“红枣”像食物，遭到同学取笑。那时她并不知道，原来在更早的岁月里，“小枣子”曾是一个带着亲昵与怜惜的称呼。
| 安徽芜湖，圈圈家乡的青弋江，走访地之一（金蕨/摄）
也是在那个夜晚，借着访谈，圈圈第一次听母亲完整讲述完外婆的一生。在此之前，那些已经离世的隔代亲属，于她而言只是稀薄而模糊的存在。因此，她能想象母亲失去至亲时的哀恸，却很难做到真正的共情。
讲述从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开始：“你知道你外婆叫什么名字吗？”
圈圈并不确定，只能给出模糊的答案。直到母亲纠正她——外婆姓黄，名叫黄冬香。
原来，外婆早年在青弋江上跑船。那是一个仍需依靠人力划桨、拉纤的年代。她和丈夫驾驶一艘承重两三吨的木帆船，往返运送盐和白菜，航程没有雷达，只能凭借双眼辨识风浪。在那个年代，生养六个孩子并不容易，她却一一安顿妥当；家业也从承重两三吨的木船，慢慢换成了十几吨的货船。
范红枣说，母亲一直是家里的“定海神针”。
那天夜里，圈圈和妈妈以一种久违的放松姿态，躺在电热地毯上取暖。她们身体相抵，继续追溯往事。第二天离家前，圈圈在日记里写道：“和我妈一起回忆外婆，在回忆的过程中诞生新的希望和爱意，让我知道，外婆真实地存在过。”
这一刻，也被金蕨记录进书中。
这或许就是《脐带纪事》想要呈现的意义，它邀请我们重新走进家庭，去提问，去聆听，去重新看见那些长期被忽视的联结。
当新一代的女儿开始提问，母亲与祖母开始讲述，那条曾被剪断的脐带，或许还能重新被触摸、被感知。
正如金蕨在书中所写：
让她们开始讲述，识别那些消失的、隐形的联结。
趁她们还在，趁记忆还温热。去问问她的名字，去听听她的故事。
因为，女性代际的历史已经传到你手中——
记得，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
嘿！
你记得妈妈、姥姥、奶奶她们的名字吗？
她们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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