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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容,越来越多外籍人士以“就医”为目的免签进入中国。

这股“反向就医潮”虽然催生了医疗旅游的市场红利,却也引发公众对医疗资源被挤占的广泛忧虑。尽管外籍患者基本上为自费诊疗,但我国医疗体系的发展根基,是国家财政投入、税收优惠与医保基金共同构筑的国民福利屏障,我国相对低廉的就医费用,是全社会共同托举的结果。面对与日俱增的外籍就医需求,亟需构建精准适配的政策规制,在秉持开放包容之姿与坚守国民福利保障底线之间,寻求平衡。

公众的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其核心指向的是医疗资源的公共属性与国民福利的专属边界。我国医疗资源,尤其是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长期处于供需紧平衡的紧张态势——普通民众“挂号难、候诊久”的困境尚未彻底纾解,不少人仍需通宵抢号、等候数周方能问诊专家。

更为关键的是,公立医院的稳健运营与不断发展,乃至医疗人才的培养,都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持续赋能与税收减免的政策托举。这些公共资源的配置初衷,是保障本国公民的医疗诉求,是国民福利的核心组成部分。即便外籍患者自行承担诊疗费用,其占用的医护精力、设备时长等核心资源,本质上仍分流了本可服务于国内患者的医疗产能,这种隐性的资源挤占,亟待政策层面予以正视。

或许有人认为,现有特需医疗规制已能规避资源挤占风险,实则不然。尽管医疗签证的申请需提交资金证明、境外保险等材料,但免签政策的便利化红利,让部分外籍人士得以借旅游签证“曲线就医”,钻政策空子规避医疗签证的审核,这无疑加剧了医疗资源管控的难度,让本就紧张的监管体系更添压力。

规范外籍人士来华就医,绝非闭门谢客的保守之举,而是以精准施策厘清福利边界、筑牢资源底线的理性选择。

首先,应当筑牢入境就医的准入屏障,理顺医疗签证与免签政策的衔接机制。对持旅游免签入境却有就医诉求的外籍人士,需要增设资质审核环节,要求其出具境外医院转诊证明、足额国际医疗保险凭证及明确的费用担保,从源头上杜绝“低成本就医”对公共资源的挤占。同时,可借鉴上海等先行地区的实践经验,细化医疗签证的材料清单与审批流程,明确诊疗周期与停留时限,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控。

其次,需要筑牢医疗资源的隔离屏障,坚守基本医疗的保障红线。应强化对公立医院特需医疗的监管力度,严守特需服务占比不超过全院总量10%的硬性底线,推动涉外诊疗的诊室、设备、医护团队与普通医疗实现物理隔离与流程分置,互不混淆、互不挤占。

同时,积极引导涉外医疗需求向民营医疗机构与专业医疗旅游先行区集聚,譬如依托海南博鳌乐城的“特许医疗”体系,承接高端涉外医疗服务——以新增资源承载国际需求,而不是挪用现有公共医疗资源,实现供需两端的良性适配。此外,还需构建涉外医疗的价格规制体系,明确公立医院涉外服务的定价逻辑,确保价格水平与资源占用成本匹配。

最后,要明晰医疗资源的福利属性,锚定公共投入的核心导向。国家财政投入、税收减免等政策红利,应明确向基本医疗领域倾斜,筑牢民生保障的根基。公立医院借助公共资源开展涉外医疗服务,其收益需按比例反哺基本医疗体系,用于提升本土医疗服务能力与改善诊疗条件。同时,建立“外籍就医国民福利补偿机制”,对占用公共医疗资源的涉外诊疗,适度征收专项费用并入医疗资源保障基金,用于改善普通民众的就医体验。

开放的中国,当有海纳百川之胸襟,但包容绝非无底线的资源让渡。医疗资源的公共属性与国民福利的专属特质,决定了必须为外籍人士来华就医构建清晰的政策框架。唯有以严苛的准入管控、清晰的资源隔离、科学的价格规制为支撑,才能在抢抓医疗旅游发展机遇的同时,守住国民医疗福利的底线,达成开放与保障的良性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