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的“卧龙”，是《出师表》中感人至深的忠臣，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神机妙算”智者。
但在后世，无数人却对他的军事才能提出质疑：五次北伐皆未成功，是否说明他只是一个治国能手，而非将才？
诸葛亮到底会不会打仗？关于这个问题，李世民的一段评价，一针见血，可以说直指要害。
帝王评价
作为开创盛世的君王，李世民不仅是政治家，更是实战出身的统帅。
他一生征战沙场，从玄武门事变到统一天下，几乎每一个胜利都浸透着鲜血与智慧。
他的眼光之犀利，往往一语定音。在他的评语中，被点名的人，多半不是泛泛之辈。
而诸葛亮与司马懿这对“宿敌”，也曾被李世民置于案头，审视权衡，得出结论。
对于诸葛亮，李世民用了寥寥数语评价：“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
这句话乍听之下平平无奇，但若细细拆解，分量极重，他所强调的，是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时的严明法纪与政令畅通。
十年间不赦一人，却能使蜀地大治，这不仅是政治能力的体现，更折射出其作为军事统帅时的内外一致、军纪森严。
耐人寻味的是，李世民只肯定了诸葛亮的“治军”和“治国”，却只字未提其军事才能本身。
李世民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诸葛亮虽屡战屡败，却能统率大军数年，威不加鞭、军心如铁。
这不是一般将帅可以达到的境界，换句话说，李世民承认诸葛亮作为一个统帅，有他独特的力量。
但这股力量，并不体现在“攻城掠地”的胜绩上，而在于“纪律严明、政军合一”的掌控力。
李世民的这份审视，并非孤立的历史偶然，而是那个时代对诸葛亮整体认知转向的缩影。
唐代，是中国文化走向成熟与自信的阶段。
前有隋炀帝的荒淫误国，后有贞观之治的励精图治，整个社会逐渐从战乱中走向稳定，对历史人物的再认知，也开始回归现实、强调“实用主义”。
在这样的氛围下，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形象，逐渐成为官方推崇的“文臣典范”，他对蜀汉的整顿与约束，也成为理政者借鉴的样本。
此外，唐代大力推行科举制，重用文官集团，对文人统治形象的塑造显得尤为重要。
诸葛亮恰好以文人之身理政、理军，虽无赫赫武功，却有万民归心。
他既不夺权，也不谋反，忠于幼主、言行一致，其品格简直就是唐代士大夫理想人格的“具象模板”。
因此，诸葛亮不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了唐代政治文化的追求：仁、德、忠、法度、勤政。
所以说，李世民之言，不只是个人点评，更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北伐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能以“连打五仗”而被后世铭记者并不多，而诸葛亮的“五次北伐”，无疑是其中最具争议的一个案例。
有人斥其冥顽不化，劳民伤财；也有人敬其志坚如铁，鞠躬尽瘁。
但回到历史的真实语境中去重新审视，这五场反复出征的背后，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打没打赢”问题，而是一场穿越理性与情怀、现实与理想、战略与命运的角力。
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的谋划堪称干净利落。
他抓住了魏国新政权未稳、边境防御薄弱的时机，集中蜀汉最精锐的兵力，直指陇右，意图先取三郡以拓展战略纵深。
这种“先占门户、步步为营”的推进方式，虽然保守，却体现出极强的现实考量。
但街亭失守之后，蜀军后勤线暴露，诸葛亮不得不痛斩马谡，满腔热血付诸东流，第一次北伐黯然收场。
但这，并未打断诸葛亮的脚步，在他看来，北伐并非一次性的冒险，而是一场持久的战略消耗战。
他深知，蜀汉地处西南一隅，虽有天险之固，却资源匮乏、人丁有限，与曹魏相比可谓一弱再弱。
若是坐守巴蜀、固步自封，等待的将不是和平，而是灭亡。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主动进取，寻求突破口，维持对北方的战略牵制，让敌人无法专心一志对付东吴或图谋蜀中。
蜀汉的根基实在太过脆弱，地险山重，蜀道难行，粮草一度就是蜀军作战最沉重的“枷锁”。
每一次出征，数以万计的粮秣必须翻山越岭，经由崎岖险路送至前线，稍有不慎，就会断供。
而曹魏的优势恰恰在于后勤顺畅，长安、洛阳与关中之间地势平坦、兵源充足。
这种“先天硬件”的差距，几乎注定了蜀军在战争初期若不能一举破局，便会迅速陷入“强弩之末”的被动。
诸葛亮不是不知道这些，他之所以一次次北伐，并不是因为不知轻重，而是别无选择，五次北伐，是战略的必然，而非幻想的狂奔。
从政治层面看，北伐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一种宣示，一种凝聚人心的手段。
刘备临终前将幼子托孤于诸葛亮，留下一句“君可辅之，则辅之”，这份托付，是信任，更是压在诸葛亮身上的无形重担。
蜀汉立国的根本，不在一隅之安，而在“兴复汉室”的理念。
这个理念若被放弃，蜀国上下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军心、民心，乃至东吴的联盟都将动摇不稳。
而北伐，正是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还在奋战，我们还没放弃。
北伐收获
更何况，北伐也并非毫无收获，第一次北伐虽然失利，但诸葛亮斩获三郡，重挫魏军，让对手不敢再轻视蜀汉。
后续的几次出征，虽都未能打到中原腹地，却有效牵制了魏国的西部兵力，使得东吴得以喘息，为整个三国格局保持了相对均衡。
这种“打而不胜、胜在维持”的局面，从结果上看，实际上撑起了蜀汉二十余年的国运。
但也必须承认，随着北伐次数的增加，蜀汉的元气也在逐步消耗。
第五次北伐时，诸葛亮已是油尽灯枯，五丈原对峙三月，他始终未能突破司马懿的坚守，最终郁郁而终。
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北伐也随之画上句号，历史的钟摆终归归于现实，那位挥扇布阵的智者，没能以胜利谢幕。
评价五次北伐是否为“败笔”，绝不能简单以战果论之。
若从宏观角度看，诸葛亮的每一次出兵，都是在试图为蜀汉寻找新的生机，哪怕微乎其微。
每一次撤退，也都是在保存实力，不至全军覆没，他不是失败者，而是注定背负失败却仍坚持不倒的支撑者。
可以说，五次北伐既未改变三国鼎立的大格局，也未能击溃魏国根基。
但它却在某种意义上，延长了蜀汉的寿命，稳住了国内的信心，也塑造了蜀汉“虽弱不屈”的精神图腾。
北伐失败没有摧毁蜀汉，相反，是北伐的持续存在，才维系了蜀汉存在的必要性。
在那个英雄辈出、风云激荡的时代，诸葛亮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
他没有等奇迹，而是把自己变成别人心中的“希望之火”，即使风吹雨打，也要照亮一个岌岌可危的国度。
五次北伐，不只是一次次战事，它是蜀汉留给历史最后的“昂首”，这，怎能仅用“成败”二字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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