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摄”，如何成为当代人的心灵“赎罪券”？|屏摄|当代人|电影院|薛之谦|赎罪券

「是在那些“无害”的拍摄中，我们才相信和走入这种文化，接受只有被看见的体验，才被赋予了意义与重量。未被社交网络见证的生活，约等于从未发生。」

2025年，电影好像活过来了。

根据国家电影局1月1日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电影总票房为518.32亿元，全年票房和观影人数对比去年均有超20%的涨幅。虽然在其中，有159亿元（约占总票房的30%）来自不可复制的现象级爆款《哪吒之魔童闹海》，但是观影人数的上涨，也在传递一个积极信号：人们正在回到电影院。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2025年电影总票房）

而伴随着人群回归到电影院的，还有另一个现象：“屏摄”。

有关“屏摄”的讨论，几乎在每一次有大热ip上映后都会重新出现。年末上映的《疯狂动物城2》，不仅是一次票房和口碑的胜利，也是一次“屏摄”的泛滥。自上映首日起，就不断有电影画面被发布在社交平台，甚至被戏称为“疯狂盗摄城”。

（新华社发文评价《疯狂动物城2》的盗摄现象）

当争议和人群都在重返电影院，我们就不得不更加认真地来思考这个问题。从表面上，“屏摄”是一个关于法律和公序良俗的灰色地带，它好像只关于个体选择，但实际上，它映照的是一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

“屏摄”，正在成为我们的心灵“赎罪券”。

“屏摄”的泛滥，其实不只是一次对于旧有的观影秩序的挑战，而是折射了我们对待电影的方式：电影，正在逐渐变成一种社交货币。

我们第一次大规模的讨论“屏摄”，源自于一条微博。

2024年2月15日，歌手薛之谦在观看完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2》后，为了支持好友兼导演的韩寒，他发布了一条带着三张电影画面照片的观后感长文。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条微博，会就此引爆一场舆论战。

（歌手薛之谦当时发送的微博）

法律条文的模糊与公众认知的不一致，将“屏摄”变成一个“两不管”的灰色地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在第三十一条明确提到，“未经许可不得对放映电影录音录像”，并且影院四处张贴的“禁止拍摄”也让“屏摄”成为一个旧有观影秩序下的违规行为；

但另一方面，“屏摄”的普遍心理，似乎也符合一种朴素的消费价值观：我花了钱，拍几张照留念，也没用于商业牟利，何错之有？同时，2017年才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对录像的界定并不清晰，而央视新闻当时援引专家观点称“我国法律上没有盗摄这个说法”，更是将这种模糊性推至台前。

（歌手薛之谦转发央视新闻的评价让事件更加复杂）

而在2025年，导演贾樟柯被卷入类似的“屏摄”风波时，这场争论就显得更为复杂且微妙。当一位以作者性著称的“大导”，也被置于观影道德审判席上时，双方的立场似乎都在不同程度被瓦解。尽管贾樟柯迅速澄清自己并未拍摄，但风波本身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旧有的电影话语体系，正在被新世代的消费逻辑所冲击和消解。

你会发现，这场旷日持久的 “ 屏摄 ” 之争，本质上反映的并非简单的对错，而是电影正在逐渐转换被观看的方式。在万物皆可被消费的当下，伴随着市场的遇冷，电影前所未有地被看作一场即时的“文化消费”。市场压力迫使片方需要将电影更迅速、更直接地 “ 推送 ” 到潜在用户眼前。

而在算法的鼓励下，“屏摄”充当了最便捷的传播节点——它直观、生动、带有强烈的“在场”感，能高效地转化为社交话题和流量。又因为它在算法推荐下，如此高频率和受欢迎地被看见，我们就更容易将“电影”像其他消费一样，视作一个社交货币。当“屏摄”变得像网红餐厅前的打卡，它似乎就变得更加合理。

（片方为了宣传，也会使用“屏摄”内容）

因此，“屏摄”的背后，是一套深刻内化的互联网打卡逻辑。在这套逻辑下，通过拍摄来证明“在场”，显得如此方便、快捷且理所应当。而这就带来两个更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在当下，通过拍摄一张照片来展示“在场”这么重要？在这个时代，我们究竟又为何观影？

当我们抽离这个语境来反观这个话题，就会发现，这个被反复提及的 “屏摄”之争，可以被浓缩为一个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难道没有办法花两个小时只干一件事，单纯地享受一段体验吗？

但当你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会惊讶地发现：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容不下只干一件事的两个小时。因为这样的两小时，在当下显得效率太低，甚至太浪费。

这种对连续专注的排斥，已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就像当下的泛滥的自我确诊adhd，它未必指向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映照出一种普遍的社会性焦虑。这是一切奔向效率的时代，对每一个个体的要求：我们太着急看到结果，太着急获得感受，所以我们习惯性地多线程操作，恨不得要把一个自己掰成两个用。

（确诊ADHD，在网络上成为热潮）

于是我们开始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然后，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电影院要求关闭手机、沉浸黑暗的两个小时，变得格外漫长和难熬。因为要着急产出，所以获得结果的过程也要尽可能地压缩，最后变成一张照片，一句感受，一次到场的证明，证明“我看过”。

到了最后，这种“到场”甚至也要被迫内卷。在《咬文嚼字》总结的2025年年度热词里，排在第七名的词是“预制”。一个人的到场，甚至可以被提前制作、提前准备好，然后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发出，变成一个“完美”自我的碎片。

（“预制”成为《咬文嚼字》总结的2025年十大流行语之一）

而这，就是当下打卡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指出，当代社会已从福柯所述的 “规训社会”进入“功绩社会”，人们从被动的服从者变为主动的绩效追求者，不断进行自我展示与优化。

它不是一个个体的选择，而是在一个不断被强化的社会氛围里，我们在无意识中做出的决定。在效率至上的逻辑中，不可视的体验就失去了价值。所以我们必须得留下点什么，比如，拍摄一张照片。

（《我的朋友安德烈》上映后，网友的第一反应）

最残忍的事情是，我们透过互联网看到了那么大的世界后，又要回到自己普通的生活里。于是，我们就更想抓住一切机会，不断强调自己的在场，证明自己来过，看到过。我们在电影院里拿起相机留下那张照片，看起来好像无害，但它折射的，其实是时代焦虑在我们心里的投影：我该如何向世界证明，我为此花费的时间是值得的？此刻的“在场”是有价值的？

从本质上，这张照片，就是一张心灵“赎罪券”。在这样的“功绩社会”里，“无产出”的在场，变成了我们需要救赎的“原罪”。而“屏摄”，掐准了当代人对于高效人生的追求，用一个简单的动作，通过一个可留存的结果，完成了我们对虚度时间的自我赦免。

这种时代的规训看起来无足轻重，从举起到放下只有五秒钟，但它背后的潜台词是：我要用这张照片证明，我来过，我体验过。“屏摄”，由此成为一种微小的、对“在场”的急切证明，也是我们对抗时代焦虑的下意识反应。

是在那些“无害”的拍摄中，我们才选择相信和走入这种文化，接受只有被记录、被分享、被看见的体验，才被赋予了意义与重量。未被社交网络见证的生活，约等于从未发生。

因此，当我们回看就会发现， “打卡文化 ”其实早就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里。旅行、阅读、美食，而电影和 “屏摄” ，只不过是在无数的体验里的其中一环。

甚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种文化带着时代的优越性。它让我们的付出和时间有了可视的载体。而电影，好像显得如此落后，它太慢，太长，为什么要花两个小时观看一个五分钟就能讲完的故事？或者换一个问题，凭什么在众多消费里，电影作为文化消费，不能作为其中一环？

（一位电影制作人对当下电影市场的总结）

答案或许在于，当我们真正拥抱了这种“先进”的文化以后，却发现自己没有得到它许诺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以为留下一下照片可以供自己回看，但我们真的会时时翻阅吗？我们以为有一张照片可以承载那一瞬间的光彩，但是当我们时时惦记“出片”的时候，我们真的体验了吗？

“打卡”文化之所以危险，正是因为它简单，方便，又极具惯性。现代文明给予了我们太过方便的手段，去囤积，去获得，然后越拥有，越学不会珍惜。为了让日后回看的时候满意，我们花越来越多的时间记录下那一刻。当我们真正体验的时间被挤占，那一刻留存下来的心情就会变得稀薄，最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悖论里：我们越想证明自己看见过，却越难真正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