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2月1日，浙江省建德市莲花镇年俗文化活动在戴家村火热开场，当地百姓与外地游客逛年味市集、看乡土画展、玩传统游戏、吃乡村百家宴，体验迎新春乡土文化盛宴。新华社
本报记者 | 白 雪
2月3日，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发布。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在2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坚持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相结合，既突出年度性，部署2026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又明确“十五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战略性、方向性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围绕解决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集成推出了务实管用、有含金量的政策举措，着力办好一批民生实事。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王玉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紧密围绕“底线稳固、发展提质、治理增效、保障有力”总体逻辑，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粮食安全与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战略根基，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底线支撑，以农民增收与乡村产业升级为核心导向，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空间载体，以农村改革与制度创新为动力引擎，六维协同形成乡村全面振兴强大合力。
饭碗必须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三农”工作的底线任务。对于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讲，饭碗必须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给出了“粮食产量稳定在1.4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也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重点任务。
谈及如何实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两者之间的平衡，王玉斌认为，落地举措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四良”（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扩大油料与大豆产能等措施稳产能；二是通过调优品种结构、推广绿色生产、做强品牌与全产业链、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措施提效益。
在具体实践中，各地也在探索可行的实践路径。王玉斌表示，在粮食生产端，可通过整县推进模式，大面积推广良种良法与智能农机，全面提升粮食单产水平；在产业发展端，可推广“种养循环+品牌化”模式，通过构建全产业链、依托集体园区提质增效；在小农户赋能端，可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以生产托管服务为抓手，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实现降本、增收、增效的多重目标。
韩文秀介绍：“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着眼于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强调要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三个一起抓，对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出了部署。”
在粮食生产方面，在持续稳面积、提单产的同时，注重优结构、提品质。在推动产能提升方面，要加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方位夯实粮食生产的根基；要向耕地要产能，严守耕地红线，分区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还要向科技要产能，提升农业科技创新的效能，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同时，要强化防灾减灾。”韩文秀表示，要把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强化农田水利建设，健全救灾机具配置和应急调度机制，提高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确保抗灾夺丰收。
确保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今年是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的第一年。“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是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这一重大举措进行系统性部署。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继续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之以恒抓好工作落实，确保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对此，韩文秀提出，重点要把握好帮扶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帮扶方式突出精准高效、帮扶区域注重分层分类、帮扶政策上保持总体稳定等方面的工作。
“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核心内涵是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帮扶举措的精准、稳定、连贯，为帮扶区域和帮扶对象顺利进入乡村振兴发展轨道提供持久性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组织与制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芦千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既针对了部分地区以碎片化、裂隙式、被动式方式实施帮扶举措，进而导致帮扶举措与效果难以持续的问题，也是为了适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而调整帮扶措施的必然要求。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体现“常态化”“精准化”提出了具体明确要求，“常态化”主要是保持帮扶举措的稳定、连续，如“保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总体稳定”；“精准化”主要是做到帮扶举措和帮扶对象精准到位、动态监测、规范调整。
芦千文表示，体现“常态化”“精准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帮扶举措的稳定连贯和动态调整关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明确要求，“综合评估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符合退出条件的有序退出帮扶，对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继续实施帮扶”。
“促进常态化精准帮扶与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衔接，不能理解为把原有的帮扶举措替换为乡村振兴政策。”芦千文认为，帮扶举措强调弥补内生发展的禀赋缺陷或劣势，乡村振兴强调内生发展的潜力激发，二者的政策指向明显不同，简单的衔接容易出现帮扶强度断崖式下降与发展能力滞后性提升的矛盾，造成返贫致贫风险。
芦千文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既强调“强化开发式帮扶，增强内生动力，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推动帮扶政策协同集成”，也明确“优化产业帮扶方式，分类推进现有产业巩固、升级、盘活、调整，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帮扶产业”。
促进增收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促进农民增收摆在重要位置，提出了一揽子增收措施，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一是稳定农民务农种粮收益；二是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三是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四是盘活用好农村闲置资源资产。
王玉斌认为，当前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小规模经营效率不高，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二是农民工务工稳定性不足，劳动力技能水平偏低，就业质量不高；三是要素流动不畅，财产性收入少，抗风险能力弱。
“农民稳定增收的挑战在于‘稳定’，即保持农民增收速度的稳定。”芦千文告诉本报记者，当前，农民尤其是农民工年龄结构、流动方式、就业形态正处于深刻变化中，给农民稳定增收带来挑战。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关键在于顺应农民增收动能转换节奏，培育壮大吸纳农民创业就业的富民产业，针对性出台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和权益保障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做好老弱农民、留守妇女等灵活就业群体和现代农业、乡村产业领域农民创业就业的增收保障工作。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作出明确部署，如“统筹做好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加强大龄农民工关爱帮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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