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播的《太平年》里，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极深。
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远在吴越的钱弘俶，为表臣服，主动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去掉了中间的“弘”字，从此叫钱俶。
为什么？因为赵匡胤的父亲叫赵弘殷。
一个“弘”字，就让人家把用了半辈子的名字改了。
搁在今天，这事儿听着不可思议。可在那个年代，这叫规矩，叫礼数，叫——避讳。
有人说它是封建糟粕，有人说它是礼仪典范，而最贴切的形容，莫过于这句金句：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里一把看不见的刀。
它不砍头颅，却影响着整个民族上千年的言行与思维。
要讲避讳，得先明白讳什么。
古人讲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三句话基本概括了避讳的核心。
简单说就是，碰到皇帝、长辈或者圣人的名字，就得想办法绕着走，不能直呼其名。
尊者，特指皇帝、皇室宗亲，他们的名字，是全国人的“禁忌”，哪怕是同音，都不能随便说、随便写。
例如刘邦称帝前，朝廷里有个官职叫“相邦”，是百官之首。但刘邦登基后，“邦”字成了国讳，于是“相邦”就改成了“相国”。李世民，为了避他的讳，“民部”改成了“户部”，一直沿用至今。
为亲者讳，也就是“家讳”，专指父母、祖父母等长辈的名字。
这关孝道。古人认为，儿女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哪怕是同音，都是大不敬。
才华横溢的李贺，年纪轻轻就名动天下，却因为父亲名叫“晋肃”，一辈子没能参加进士考试——“进”和“晋”同音，触犯了家讳，哪怕才华再高，也只能被挡在仕途门外，最终英年早逝，徒留千古遗憾。
为贤者讳，是“圣讳”。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他们的名字，同样需要礼让三分。
避讳这习惯不是凭空来的，最早能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巫术崇拜。那时候的人觉得名字和人是有神秘联系的，随便叫人家名字可能会被邪祟利用，招来灾祸。
后来这习俗被儒家纳入礼法，就成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 —— 连名字都得避着，皇权、孝道的至高无上不就在无形中完美的体现出来了吗？
西周那会儿，避讳这事儿，还只是“奉讳”的礼仪，算是个萌芽。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避讳才真正成制。
到了唐宋，直接入法，讳字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不仅本名要避，连皇帝祖宗的名字都得避，简直是 "避无可避"。
等到明清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避讳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里了。老百姓说话办事，稍不留神就踩雷。
可问题是，有些雷，踩得太尴尬了。
说到避讳趣闻，明朝的 "猪" 讳颇具代表性。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虽然出身民间，却也十分重视避讳，毕竟皇权需要通过这些细节来巩固。
但他没想到，自己的姓氏“朱”，会给老百姓带来一个天大的难题。
“朱”和“猪”同音，老百姓要杀猪、吃猪肉，岂不是等于“杀朱”“吃朱”？这在封建王朝，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老百姓慌了。
杀猪吧，万一官府追究，说你对皇帝大不敬，那可是掉脑袋的事。不杀猪吧，过年没肉吃，一年白忙活。再说，猪不杀，养着干嘛？
一边是老百姓的生计和过年的期盼，一边是皇权的威严和避讳的规矩，不管偏向哪一边，都讨不到好。
无奈之下，这件事上报到了朝廷，让朱元璋亲自定夺。
换做你是朱元璋，你怎么处理？
最省事的办法：下道圣旨，全国禁猪，显然不现实。
朱重八是从底层爬出来的，他知道一头猪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那是肉，是油，是过年的盼头。禁猪？老百姓嘴上不说，心里能把你骂死。
可要是不避讳，又显得皇家没威严，皇权的至高无上无从体现。
朱元璋沉思了许久，最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不改禁，只改字。
你不是说“朱”和“猪”同音犯讳吗？那咱们换个叫法。他翻出古书：猪，古称“豕”，也叫“彘”。
于是他没有下令禁猪，也没有惩罚那些杀猪、吃猪肉的老百姓，只是下了一道圣旨，将“猪”这个字，改成了两个古已有之的字——“豕”（shǐ）和“彘”（zhì）。
一字之改，皆大欢喜。
老百姓照样养猪杀猪，只不过嘴上改个叫法。皇帝的面子保住了，皇家的威严保住了。最重要的是，百姓的日子没耽误。
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避讳制度也随之烟消云散。
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为谁的名字刻意回避某个文字，甚至改字换姓，我们可以自由地说话、自由地写字、自由地表达，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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