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刑复核案件中数量标准与罪责认定的实务要点及案例分析|故意杀人罪|最高人民法院|犯罪|罪责认定|辩护律师

本文作者：汤建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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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9-20日，汤建彬律师应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邀请，在国家法官学院为全国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授课。汤建彬律师结合自身办理近百起死刑复核案件的实践经验，围绕《昆明会议纪要》中死刑复核辩护要点，从律师辩护角度对《昆明会议纪要》进行深入解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已将汤建彬律师讲授课程制作成光盘，发给办理死刑复核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学习参考。为帮助更多的死刑复核辩护律师办理好毒品类死刑复核案件，现将汤建彬律师上述讲课内容整理成15篇文章（并下附讲课视频），分享给大家，此为第2篇，此篇内容为：死刑复核案件中数量标准与罪责认定的实务要点及案例分析

一、死刑数量标准的界定与适用

死刑数量标准是决定被告人是否具备死刑适用资格的关键起点，指达到特定数量时方可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与之对应的“数量巨大”标准，则是决定能否对两名以上被告人判处死刑的核心依据。根据司法实践，需从以下维度准确把握该标准：

（一）省级标准的差异性

各省份在死刑案件审理中，对具体数量标准的掌握存在差异，这一差异需结合当地已公开的裁判案例综合梳理，确保在个案辩护中精准匹配地方司法尺度。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底线标准

自2015年武汉会议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数量标准设定了全国统一的底线要求，即各省上报的死刑案件若低于该底线标准，将不予核准。实践中，该底线标准已从最初的约2公斤调整至3公斤左右（具体数值以最高人民法院最新掌握尺度为准）。这意味着，个案需同时满足“当地死刑数量标准”与“最高人民法院底线标准”，才具备适用死刑的前提条件。

二、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罪责区分的辩护要点

即便案件满足死刑数量标准，仍可通过区分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的地位与作用，为被告人争取不适用死刑的空间，这是死刑复核辩护中的核心“保命”角度，具体规则与适用情形如下：

（一）罪责大小的基础比对规则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若被告人的罪责并非全案最大，却被判处死刑，可通过横向比对各被告人的具体行为（如组织、策划、实施核心环节的参与度），论证其罪责未达死刑适用程度，进而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核准。

（二）“罪责难以区分+刚超数量标准”的例外规则

根据昆明会议纪要精神，若案件仅“刚超过死刑数量标准”，且排位靠前的两名被告人罪责大小难以准确区分（如均参与核心环节，无法判定谁的作用更关键），即便满足死刑数量条件，也可对两名被告人均不判处死刑。这一规则为“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罪责差异极小”的案件提供了关键辩护思路，即通过论证“罪责区分的模糊性”与“数量标准的轻微超额性”，主张排除死刑适用。

三、实务案例分析：范某寿、范某坤死刑复核案

（一）案件基本事实

该案案发于2014年左右，范某寿（一审第一被告）、范某坤（一审第二被告）系同宗亲属，二人从福建驾驶两辆车运输10公斤毒品至丹东，与买家宋某某完成交易后，在返程服务区被抓获。其中，范某坤负责联系上家获取毒品，范某寿负责联系丹东买家并完成交易；买家宋某某因有重大立功表现（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贩毒人员），未被判处死刑。一审、二审均对范某寿、范某坤判处死刑。

（二）死刑复核的核心争议与裁判逻辑

首次复核：程序问题引发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在首次复核中，以“更换合议庭成员未通知当事人且未重新开庭”为由（当时相关行政法解释尚未出台，该程序瑕疵直接影响案件程序合法性），将案件发回重审；重审后，案件再次进入死刑复核程序，程序问题已纠正，争议焦点聚焦于事实层面的罪责区分。二次复核：罪责区分与死刑适用的调整案件二次复核阶段，辩护核心围绕“共同犯罪中罪责区分”与“数量标准的适用”展开：从“数量标准”看，10公斤毒品已达“数量巨大”标准，理论上存在判处两名被告人死刑的可能，但根据司法惯例，“数量巨大”案件中判处两名死刑通常需对应“上家+下家”的层级关系，而本案仅对运输、交易环节的两名被告人判处死刑，与惯例存在偏差；从“罪责区分”看，范某坤“联系上家拿货”与范某寿“联系买家完成交易”均属核心环节，二人罪责难以明确区分，符合昆明会议纪要中“罪责难以区分+数量标准适用争议”的情形。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虽未完全采纳“均不判死刑”的意见（考虑到10公斤毒品数量已远超“刚超标准”范畴），对二人的死刑判决作出调整：核准范某坤（原第二被告）死刑，对范某寿（原第一被告）改判，未核准其死刑。

（三）案例启示

该案充分体现了“罪责区分”在死刑复核中的关键作用：即便被告人被一审、二审认定为“第一被告”，若能在复核阶段通过具体行为论证“罪责与其他被告人难以区分”，仍可推动最高人民法院调整死刑适用结论。这也要求辩护律师在实务中，需精细化梳理各被告人的行为细节，结合会议纪要精神，将“罪责区分”的论证逻辑清晰呈现给裁判者，最大程度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