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光字片的住户大多没有院子，家家户户紧挨着，因为可以少砌一面墙。因此，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也无隐私可言。
时间久了，所有的土坯房都变得残破不堪，街头街尾的公厕也都摇摇欲坠，上厕所都成了冒险之事。
周秉昆家住在街头，有两间二十几平方米的方正的房间，令人羡慕。
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是孝子，当年咬牙借了民间的高利贷，打了地基，建了两个房间，将父母从山东老家接出来。
两位老人来后，交给他一副很值钱的祖传镯子。恰巧放高利贷的人因为被新政府镇压，高利贷不必还了，那副镯子就保留下来了。
周秉昆有个大4岁的哥哥周秉义，大2岁的姐姐周蓉。
后来，秉昆的爷爷奶奶去世了，父亲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去了大西北。
1972年，周家只剩下周秉昆和他母亲。
周秉义和周蓉都是文革前重点中学的学生，品学兼优，而且有文艺细胞。
周秉义擅长拉二胡，而且是校园诗人，还发表了几首诗。周蓉长得漂亮，而且会唱歌，参加过市里的音乐会。
可是文革让他们的大学梦都成了泡影。
周秉义躲在家中偷阅禁书，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谈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是副省长，文革初就被打倒了。
秉坤、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晓光，也参与他们的读书和讨论，秉坤一般是听他们说。
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周秉义就和郝冬梅报了名，分别去了兵团和农场，相距不远。
第二年，周秉义当上了师部的宣传干事。
周蓉的追求者蔡晓光是A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头头，其父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后来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
但是蔡晓光似乎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周蓉不承认他俩是恋爱关系。
蔡晓光经常来周家，非常有礼貌，有教养，文质彬彬。
周母知道几个年轻人在家读禁书，却从不反对。
02
哥哥下乡不久，街道干部来周家动员姐弟俩下乡，两人都抢着去，母亲决定让周蓉下乡。
一天上午，周蓉让秉昆陪着母亲去看演出。他们回家后，发现周蓉不见了，留下一封信说她下乡了，具体原因三天后蔡晓光会来解释。母亲放声大哭。
蔡晓光说周蓉去了贵州，因为她爱的人在那里。
周蓉初二时开始与北京一位诗人通信，他曾经是右派。周蓉爱上了他，发誓要考到北京去，与他相伴。
可是文革打碎了她的梦想，她便亲自去了一次北京。见到他时，他正被批斗，又成了右派。
蔡晓光说，他爱周蓉，但只是她忠心的朋友。他们让外人以为是恋爱关系，可以减少其他追求者对周蓉纠缠不休。
他心甘情愿为周蓉这样做，他就像《双城记》中的卡顿。
蔡晓光临走之前，周母说：“晓光，你以后不要再登我们周家的门了。再见到你，大娘不知究竟该如何对待你了。”
蔡晓光答应了。
03
蔡晓光对周蓉爱得无怨无悔，宁愿做她的挡箭牌，假装与她是恋爱关系。
可是周蓉却放下眼前这个深爱她的高干子弟，不辞而别，远走他乡，去贫困的贵州，追寻那位贫穷、大龄的落难诗人冯化成。
她以为自己的爱情轰轰烈烈，义无反顾，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恋爱脑。
她和冯化成只是笔友，根本不认识，更说不上了解，因为对诗人的滤镜，她以为自己勇敢追求爱情的壮举也充满了诗意。
因此，她既不考虑自己的任性对家人的伤害，更不考虑自己的冲动对人生的冒险。
因为远香近臭，所以她丢下了眼前的珍珠，去寻找远处的砂砾。
恋爱脑本质上就是一个赌徒，恋爱至上，拿人生当儿戏。
只可惜越是恋爱至上，越不考虑种种现实因素，越容易撞得头破血流，最终失去爱情。
我们常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可是，远方未必都是诗，眼前也未必都是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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