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玉莲，今年四十三岁，是八十年代生在陕南农村的娃。如今在城里安了家，日子忙碌，回老家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前几天重阳节，我们这儿其实不怎么兴过这个节，碰巧我那天轮休，手头没事，想着好久没回去看看了，心里惦记，就买了些牛奶、水果，还有二娘爱吃的软和点心，开着车回了趟娘家村。
村里比记忆中更静了。
青壮年大多像候鸟一样飞去了外地打工，留下的多是些守着老屋、守着记忆的老人。走到二娘家门口，那扇熟悉的木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院子里，二娘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眯着眼，就着天光，慢吞吞地择着青菜。听见动静，她抬起头，眯缝着眼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我，脸上顿时笑开了花，像秋日里盛放的菊花。
“莲丫头！你咋回来了？快，快进来坐！”她忙不迭地放下手里的活计，就要起身给我倒水。
我赶紧扶住她：“二娘，您坐着，别忙活，我自己来。”
屋里就她一个人，堂姐和姐夫都在外地的工地上干活，年底才能回来。我陪着二娘坐在院子里，听她絮絮叨叨地说着村里的琐事，谁家老人走了，谁家媳妇生了娃，谁家房子翻新了……阳光暖烘烘地照在身上，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
聊了约莫个把钟头，我看看时间，准备起身回城。二娘却一把拉住我的手，非要留我吃饭：“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咋能饭都不吃就走？二娘给你做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臊子面！”
看着二娘那双有些颤抖的手，还有她那双看东西已经吃力的眼睛，我心里一酸，赶紧拒绝：“二娘，真不用！我一会儿回去还有事呢。您眼睛不好，别忙活了，我自己在外面随便吃点就行。” 其实，还有一层原因，我从小就不爱围着锅台转，对做饭这事儿，能躲就躲。
二娘还要坚持，我已经拿起了包。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院门口的光线一暗，一个人影走了进来。我抬头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是我大堂哥，陈建国。
他显然也没料到我会在，脚步顿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
出于最基本的礼貌，我点了点头，喊了一声：“大哥。” 声音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我心里想着，打了招呼就走，没必要多说什么。几十年的隔阂，不是几句寒暄能化解的。
没想到，就在我侧身要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堂哥却往旁边挪了一步，有些局促地拦住了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方正正的大红请帖，递到我面前，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讨好、羞愧和期待的神情，声音有些干涩：
“玉……玉莲，你等等。你侄子……小军，下个月十八号结婚，这是请帖……你，你可一定要记得来啊！”
看着那突兀地递到眼前的、红得有些刺眼的请帖，我一下子愣住了，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我和堂哥，几十年没有任何来往，甚至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他这唱的是哪一出？
记忆的闸门，被这个红色的请帖猛地撞开，带着陈年的灰尘和苦涩的味道，汹涌而至。
说起我这个堂哥，话就长了。我爸在家排行老六，是最小的儿子，上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堂哥陈建国，是我大伯家的长子，比我大了整整十五岁。在我爸还活着的时候，他最疼的就是这个大堂哥。听我娘说，堂哥小时候家里穷，大伯家五个孩子，糊口都难，哪有余钱供他读书？是我爸，当时在乡里有个稳定的工作，拿着不算丰厚但固定的工资，省吃俭用，供堂哥读完了初中。后来堂哥能进乡里的农机站，端上那个让人羡慕的铁饭碗，也是我爸豁出老脸，托关系、找门路给他安排的。
可以说，没有我爸，就没有堂哥后来的一切。
我八岁那年，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我爸得了急病，没熬多久就撒手人寰。那是我童年里最灰暗的一段日子。家里一下子没了主心骨，我娘哭得死去活来，弟弟才两岁，走路都摇摇晃晃。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老人出殡时，需要孝子摔瓦盆，送老人最后一程。我弟弟太小，根本做不了这个事，而我是女孩子，按老规矩是不能摔盆的。
那时候，我娘没办法，让堂姐领着懵懵懂懂的我，走了十几里路，去堂哥的单位找他。我至今还记得娘当时那带着哀求和绝望的眼神，她对堂姐说：“去请你建国哥回来，让他给你小叔顶盆摔瓦吧，侄子也算半子啊……”
可是，我父亲的葬礼，堂哥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更别提什么摔盆了。出殡那天，吹鼓手吹得呜哩哇啦响，亲戚乡邻站了一院子，眼看着吉时就要到了，孝子却找不到人。我娘急得直掉眼泪。最后，是我，我这个当时只有八岁、被认为不能摔盆的女娃，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捧起了那个沉重的陶土盆，狠狠地摔在了院子的石板上！“啪”的一声脆响，碎片四溅，也像在我心里割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为这事，我娘心里结了个大疙瘩，一辈子都没解开。而我父亲下葬后，大伯和大娘觉得我们家没了男人，孤儿寡母好欺负，没少为田边地角、鸡毛蒜皮的事来找麻烦。而那个受了我父亲天大恩情的堂哥，却始终像个局外人一样，袖手旁观，连一句公道话都没为我们说过。
人心，就是这样一点点凉透的。从那以后，我们两家就彻底断了来往。后来我娘也去世了，我们和堂哥一家，更是形同陌路。我偶尔回娘家，也只是去看看一直对我们多有照应的二娘和二伯（二伯前几年也走了）。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是二娘和二伯的庇护，让我们姐弟感受到了一丝家族的温暖。
堂哥看我愣着不接请帖，脸上的讪讪之色更浓了，手也有些微微颤抖。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鼓足了巨大的勇气，声音低沉而沙哑：
“玉莲……我……我知道，现在说啥都晚了。当年……当年你爹，我小叔的事，是……是我不地道，是我混蛋！” 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充满了悔恨。
“那时候……我年轻，糊涂，耳根子软……听了我爹娘几句挑唆，说什么给外人摔盆不吉利，会影响自己家的运势……我这脑子就跟上了头一样，猪油蒙了心……就……就躲了……” 他的声音哽咽起来，“后来……后来这么多年，我……我经常半夜睡不着，一闭眼就梦到小叔……梦到他送我上学，梦到他给我交学费，梦到他为我工作的事奔波……我……我心里跟刀剜一样啊！”
他用手背抹了把脸：“可是……可是那时候，我们两家已经闹成那样了，势同水火……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娘，面对你们……是我懦弱，我不是人……”
他看着我，眼神里是近乎哀求的真诚：“玉莲，我知道，我对不起小叔，对不起婶子，也对不起你们姐弟……现在，老人们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小辈……我们……我们身上流的，到底是一样的血啊……血浓于水……过去的事，是哥错了，哥给你赔不是！我们……我们能不能……能不能就此和解？”
堂哥说了很多，说到后面，几乎是语无伦次，眼泪在他那饱经风霜、刻满皱纹的脸上肆意流淌。那个在我记忆里曾经意气风发的堂哥，如今只是一个被愧疚折磨了半生、卑微祈求原谅的老人。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老槐树叶子的沙沙声。二娘在一旁偷偷抹着眼泪。
我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那些尘封的委屈、怨恨，在堂哥这迟来了几十年的忏悔面前，似乎松动了一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十年的隔阂，亲情早已疏远得像隔着千山万水。
我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堂哥眼里的光一点点黯淡下去，举着请帖的手也无力地垂落了些。
最终，我伸出手，接过了那张沉甸甸的请帖，目光平静地看着他，声音里听不出太多波澜，只是淡淡地说：
“行了，哥，别说了。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请帖我收了，侄子的婚礼，我会参加的。”
拿着那张大红请帖走出二娘家，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我却感觉不到多少暖意。堂哥的忏悔是恳切的，我相信他是真的后悔了，这几十年的内心煎熬，或许就是对他当年懦弱和糊涂最大的惩罚。父母都不在了，作为小辈，我可以选择不计较，不追究，让过去的恩怨随风散去。
可是，情感这东西，太微妙了。它不是水龙头，说关就能关，说开就能开。几十年的疏离、伤害造成的裂痕，不是一句“对不起”和一张请帖就能瞬间弥合的。那份本该浓于水的血缘亲情，早已在岁月的风霜和人为的隔阂中，变得淡薄而脆弱。
或许，参加婚礼，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和解，一个给彼此、也给逝去长辈的一个交代。而真正的亲情能否回归，需要的是更长的时间，以及双方今后点点滴滴的、真诚的付出。有些伤口，结痂了，不疼了，但那道疤，却会一直在那里，提醒着曾经的痛。我们能做的，就是带着这道疤，继续往前走，至于能走到哪里，交给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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