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老了，谁来为我选择养老院？丨专访老年病学家露西·波洛克|养老院|医生|威廉|病学家|维多利亚|老年病|莎士比亚|露西·波洛克

老去，是人生的另一半。

如果给老去的自己一个建议，你会写下什么？

伴随着医学进步的推动，人们的预期生命已大幅提升，我们拥有了远超祖辈的寿命，而这也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更为漫长的老年生活。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是，老龄化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老年医学也不再只是一门应对衰老与疾病的学科，更是关乎生命尊严、人际联结与社会良知的深刻议题。

在技术飞速迭代、医疗手段日益精进的当下，人们却也不得不面临年龄偏见、社会孤独、过度治疗、临终关怀等一系列现实困境。如何在生命长度与生活质量之间找到平衡？如何面对老年这一人生必经之路？如何面对衰老中的失能、记忆丧失与孤独？当医生建议“不再积极治疗”时，我们又该如何选择？

衰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都是正在变老的人。作为一名英国老年病医生，有着三十多年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临床与科研经验的露西·波洛克意识到，我们对待衰老的态度，会影响我们未来能否活得更健康、更长久。与此同时，也影响着老年人当下的生活质量。当我们正在以担忧、焦虑甚至恐慌的心情看待整个老龄群体时，我们应该明白：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做既不公平，对他们也没有好处。

在母亲去世以后，露西·波洛克保留了一张妈妈写下的纸条，那是来自维多利亚时期童话《水孩子》中的一句话，也是露西·波洛克一直以来奉行的“黄金准则”：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正如露西·波洛克所言，每个人都会变老，我们都是“预备老人”，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对未来的自己抱有偏见，都是不明智的——我们现在围绕老年人做出的决定，将塑造我们自己的未来。

也正因为此，在完成《变老之前要知道》之后，露西·波洛克又写下了《照亮黄昏：一名老年病医生的建议》，探讨了老年医疗、临终关怀、痴呆照护、医患关系、预立医疗决策、多重用药，以及社会孤独等一系列与老年息息相关的关键议题。在书评君的访谈中，露西·波洛克结合当下，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解析。

露西·波洛克（Lucy Pollock），英国老年病医生，老年社会活动家，就读于剑桥大学和圣巴塞洛缪医院，并在伦敦接受内科学和老年病学培训。她作为高血压专家小组成员，参与2017年英国国家卫生与服务优化研究院（NICE）指南的制定，后于2019年参与布里斯托大学老年医学课程新大纲的制定。自1990年取得行医资格起，她服务老年患者长达30余年，目前供职于英国萨默塞特NHS基金会信托。

“老年”不需要被定义

新京报：是什么促使你创作了《照亮黄昏：一名老年病医生的建议》？你在书中提出“老去是人生的另一半”，在当下社会普遍追求“年轻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老年”？

露西·波洛克：当我二十多岁还是一名年轻医生的时候，我就发现，患者和家属之所以会陷入焦虑、痛苦之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太少，而且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记得有一天傍晚，我站在医院外，下定决心要写一本书——让患者可以更加清楚自己的病情，有哪些可选择的方案，以及那些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面对的重大决定。但那时的我还无法动笔——得先积累几十年经验。

我不认为“老年”需要被重新定义——“老年”需要被接纳。它就像童年一样，是自然且富有价值的人生阶段。但我们也确实需要转变一些观念——最重要的是，要把老年人当作普通人来看待。我们必须明白，“老年”是一个成长与反思的人生阶段，虽然伴随着某些身体机能不可避免的衰退。我们要知道，那些看似不完美的人生，也一样有其价值。

在医院里，有一件事特别管用：就是放一张老人在日常生活情景下的照片，比如和自己的猫或拖拉机在一起，在度假或婚礼中举起酒杯时的样子，等等。这样一张照片会改变医护人员对患者的看法，引发对话，让照护变得富有人情味。

《照亮黄昏：一名老年病医生的建议》

作者：[英]露西·波洛克

译者：彭小华夏燕飞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12月

新京报：在社会普遍焦虑“老去”的当下，你认为最需要被重新定义的“老年价值”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得上是“高质量的老年生活”？

露西·波洛克：我认为，眼界与阅历是老年人最为宝贵的人生财富——往往是历经艰辛才获得的。他们深知人生并不完美，却依然珍贵且富有意义。他们也知道，坏日子总会过去，好日子总会到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哲理，需要代代相传。

每个人对高质量生活的定义都不一样。能让一个人开心的事——比如集体健身课程或民间音乐——对另一个喜欢拼图和安静的人来说，可能就完全接受不了。但总有一些共同之处：大多数患者都很看重与家人、朋友相伴的时光，也希望能保持独立，尤其是能够照料自己。我们都知道，拥有生活的目标感至关重要。很多老年人会投身于一些宏大的事业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小事同样重要。对于那些身体虚弱的人来说，哪怕只是照料一盆小小的植物，也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人生依然有价值。

新京报：在英国乃至更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老年病医生可能常常被视作“二线角色”。这种情况目前有没有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

露西·波洛克：好消息是，老年医学正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尊崇的专业领域。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支撑我们工作的科学基础十分扎实。当然，我们仍需要开展更多纳入极度衰弱患者的治疗临床试验。同时，我们已有充分证据表明，许多干预手段既能提升照护质量，又能节约医疗成本，比如停用那些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物。

如今，不少最优秀的年轻医生都立志成为老年病科医师，相关的培训项目名额竞争十分激烈。对于那些真正把患者当作完整的个体去关怀，又足够聪慧，能够理解复杂临床问题与伦理难题的年轻医师而言，老年医学这一专业再合适不过。

幸运的是，我目前参与的项目正是我认为对未来发展最为关键的领域。我们正积极开展多项工作以帮助老年人减少住院需求，例如提供“居家医疗”服务，并鼓励就“何为最需关注事项”展开现实性讨论。

我参与了多个大型项目，旨在解决药物过量问题及减少医疗资源浪费（此类浪费常伴随不良后果）。我们需要对每项检测或治疗方案进行深入考量：本次扫描检查能否产生临床价值？这些血液检测是否能改善患者预后？若无显著效果，为何仍需实施？若仅为满足医生决策需求或算法流程框选要求，就必须重新评估其临床价值。

电影《飞越老人院》剧照。

每个人都会变老，其实我们都是“预备老人”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态度对衰老的影响”：研究表明积极态度可以延缓身体和认知衰退。是否可以分享一些培养积极老龄化态度的方法？社会又应该对此提供哪些支持呢？

露西·波洛克：是的，正如我们所知，那些相信“年纪越大，智慧越深”的人，往往能更从容、成功地面对衰老。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又该如何强迫自己保持积极。此外，积极心态带来的益处，是不是只体现在天生乐观的人身上？刻意培养出来的积极心态，是否同样有用？

美国贝卡·莱维教授的一项重要研究表明，如果我们能引导人们对衰老产生积极想法——哪怕是通过潜意识、隐性暗示的方式——认知功能也会得到改善。我们可以从觉察自身和社会中存在的消极观念开始，来帮助自己。

举个例子，为什么一位老人出了车祸后，医生会劝说他不要再骑自行车了？但医生绝不会对一个八岁的孩子这样说！明明是路面坑洼导致的意外——这位老人当然可以重新骑上自行车。一旦我们发现了这种偏见，就应该去质疑、去反驳。

我们也可以推崇那些优秀的榜样——比如我们敬佩的父母或祖辈。我们不应把老年人笼统归为一类，把他们看作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特殊群体。只要足够幸运，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所以其实我们都是“预备老人”。

从社会层面来说，我们应当认识到，老年人往往能有所贡献——他们有时间、有阅历，也愿意伸出援手。我们可以做出相应调整，让他们无论是在职场中，还是退休之后，都能继续发挥价值。中国向来以善于创新、善于寻找解决方案著称，比如在可持续能源等领域的举措，这一智慧同样可以用于创新发掘老年人的潜力。

同时，我们对待老年人的方式必须公平。有人会担心，老年人占用了本该属于年轻人的资源，但事实上，所有对老年人有益的事物——如图书馆、可靠的公共交通、健康的饮食保障、完善的医疗体系——对年轻人同样有益。

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衰老的现实。并非所有人晚年都健康忙碌，有些人的晚年生活十分艰难，这也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影响。保持现实态度，承认现代医疗的局限性，这一点同样重要。

电影《飞越老人院》剧照。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我们应认识到老年人往往有所贡献——他们拥有时间和经验，也乐于助人。我们可以做出改变，让他们无论是在职场还是退休后都能发挥作用。中国素以善于创新、寻找解决方案（例如可持续能源倡议）而闻名。这种创新能力也可以用于释放老年人的潜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诚实地面对衰老。并非每个人在晚年都健康忙碌，有些人正经历着极其艰难的时刻，这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连锁反应。保持现实并认识到现代医疗体系的局限性，这一点至关重要。

新京报：你曾在国际老年医学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不是在治疗疾病，而是在守护生命叙事”，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在你看来意味着哪些不同？

露西·波洛克：一百五十多年前，加拿大医师威廉·奥斯勒曾说过：“普通医生医治疾病，伟大医生医治患病的人。”他说得一点没错。

我可能会接诊一位老年女士，她一直在服用阿米替林（一种抗焦虑药片）。这种药的副作用令人担忧，我本可以直接说：“布朗夫人，我建议您停用这个药。”但这么做根本行不通，因为她心理上依赖这颗药。

可如果我温和地询问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服药的？”往往就能了解到，这是多年前的事了，起因是她的丈夫曾有暴力行为。我们会一起聊聊那段可怕的时光。随后，我们可以达成共识：也许如今她已经不再需要阿米替林了。我会跟她解释我的担忧：这种药会让她的思维变得迟钝（它与痴呆症存在关联）；而且它还会造成药物依赖，如果突然停药，她会感觉非常难受。

于是，我和布朗夫人商量好，先把药量稍稍减一点，慢慢地，她就能彻底停药了。面对每一位患者，我都必须先弄明白——“迄今为止的故事”。

电影《飞越老人院》剧照。

社会处方的出现，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步

新京报：你强调“用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年长的父母、亲人，也包括未来的自己”，这条黄金法则在实际医疗场景中是如何操作的？当医生与患者对“希望被对待的方式”有不同理解时，如何解决这种冲突？

露西·波洛克：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我的许多患者对于治疗所做的决定，与我为自己做的决定截然不同。

比方说，我本人签署了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预先医疗拒绝治疗声明。文件写明：如果我陷入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我不希望依靠呼吸机或管饲来维持生命。但另一些人可能会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并更倾向于让医生尽一切可能延长他们的生命。

我所说的“黄金法则”指的是：每个人都应受到有尊严的对待；我们应当探询每个人的意愿，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尊重和遵从。

了解某人的意愿——尤其是当他们病重到无法为自己发声时——可能充满挑战。年轻医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专业的培训，才能学会如何进行这类艰难而重要对话。

新京报：“无子女老年人”是你书中讨论的重要议题。你曾在《泰晤士报》专栏中指出“英国30%的65岁以上老人无子女”，随着社会结构变化，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没有子女。在你看来，“没有子女的老年人”可能会面临哪些困境？

露西·波洛克：从历史上看，家庭在照护老人方面一直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今，多代同堂的家庭模式正在减少，但在英国，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依然十分紧密，家人依旧会为年长的亲人做很多事：从偶尔帮忙购物、陪同就医，到协助缴纳账单、打理家务，再到每天多次上门提供贴身照料，情况各不相同。

在我们很多医疗和社会照护体系里，其实都“内置”了一个前提——家庭支持会始终存在。有些没有子女的老人很享受这种无牵无挂的自由，但另一些人则对未来深感忧虑，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就像我的一位病人所说：“谁来为我选择养老院呢？”除了在生活上搭把手，家属往往还能为老人争取更好的照护待遇。

因此，我们的社会需要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机制，确保老年人都能得到高质量的照料——无论他们是否有子女在身边为其奔走维权。

电影《飞越老人院》剧照。

新京报：对此，英国社会是如何构建替代性支持网络的？我注意到你提出了“社会处方”的概念，即通过社会支持来改善老年人健康。

露西·波洛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事实上，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老年人自己主导局面的转变。在世界各地，民间自发组织，以及像英国代际融合协会、美好老龄化中心这样的慈善机构，还有各类非政府组织，都在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养老居住模式，反对年龄歧视，并努力为老年人创造继续贡献社会的途径。

此外，“金钱具有话语权”——老年人是一个拥有可观消费能力的群体，建筑商和房地产开发商对这个新兴市场颇感兴趣。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搬进与其他老年人同住的退休社区，“代际公寓”项目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这类项目的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简单的配对计划，让拥有空余房间的老年人与愿意做些零活并提供陪伴的学生结对；也可以是专门建造的综合性社区。我非常认同这种方向！

社会处方的出现，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步。它回应了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许多所谓的“健康问题”，根源其实在于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与人际关系——这一点中国人早已深谙其道。我们知道，对于焦虑、肥胖和抑郁等许多问题而言，陪伴、有意义的活动或运动，往往比药物更有效。这对老年人和年轻人同样适用。

在这个日益忙碌，人际愈发疏离的社会中，我们很容易忘记美好生活的最基本要素，比如与他人一起享用美味健康的食物。我很高兴看到社会处方项目的蓬勃发展——每当看到人们在游泳池边开怀大笑，或在社区合唱团中放声高歌时，我都会会心一笑。

“我爱我的猫，爱我的护工”

新京报：你在书中开篇就抛出了“生命的延长与生命的质量，哪个更重要”这一核心命题，当下很多家庭在老人面临重症时，常陷入“是否进ICU”“是否继续激进治疗”的两难——一边是医疗技术能争取的“时间”，一边是老人可能承受的痛苦与尊严丧失。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选择？

露西·波洛克：你的问题，精准道出了我们老年医学领域常常面临的两难困境。我们经常讨论生活质量与生命长度的权衡。以我的经验来看，大多数老年人——尽管不是全部——更在意自己的生活质量。

但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发现，年轻人常常会错误判断老年人眼中的生活质量。当我们二十多岁时会觉得：“我才不想住在一居室公寓里，养只猫，整天看电视，等着护工来帮我洗漱、喂饭、换衣服。”可一位87岁的老人埃尔西可能会说：“我爱我的猫，爱我的护工，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所以，当患者因为重病或痴呆无法自己表达意愿时，我和家属沟通时，并不是让他们替病人做决定。我不会问“你想为你父亲做什么选择”，而是问：“如果你父亲现在健健康康站在我们身边，看着病床上的自己，你觉得他会怎么说？”

即便他们从未正式聊过这个话题，家属往往也能说出父母真实的想法。

我很少遇到患者或家属抵触这种方式，相反，他们通常都很庆幸能够开诚布公地交谈。他们很看重对病情的如实评估。我从不轻易许下虚假的承诺。很多人会选择负担更轻的治疗，尤其是在我们如实告知可能的预后之后——比如，对患有多种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来说，心肺复苏几乎不可能成功，即便勉强救回来，生活质量也会大幅下降。

偶尔我也会遇到一些想法极不切实际的亲属，向我的团队施压，要求为生命已走到尽头的患者采取越来越繁重、令人痛苦的治疗。这对所有人来说都很艰难，但我始终坚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有些时候我必须介入，并且态度坚定：如果治疗已经毫无意义，我不会再增加患者的痛苦。我会耐心向家属解释，让他们理解停止治疗的医学原因。这并不是我认为这位老人的生命没有价值，而是我们的治疗，已经不再有价值了。

电影《破·地狱》剧照。

新京报：你提到“医患共同决策”，但在通常情况下，比如中国，老年人往往习惯于“听医生的”，而非参与决策。如何才能让老年人在医疗决策中有更多发言权？

露西·波洛克：你说得没错。在我从医的这些年里，英国的医疗观念确实发生了转变。从过去那种“医生说了算”的传统模式，逐渐转向医患之间平等协作的伙伴关系。我猜想，类似的转变或许也正在中国发生。

技术的发展让患者能够获取更全面的医学信息，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医学并非万能，无法解答所有问题。不少老年人亲眼见过自己的父母或朋友接受了大量繁复却收效甚微的治疗，身心俱疲，于是他们会想：“我可不想那样。”

如今，我们会系统地培训医学生，让他们主动探询患者的意愿与期望。这一点对于患有多种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很容易陷入服用大量不同药物、接受无尽检查与治疗的困境，而这些往往无益甚至有害。

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鼓励患者说出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就能为他们量身定制更合适的治疗方案。我们可以共同决定，哪些治疗能真正带来价值，哪些则应当舍弃。很多时候，少即是多。

新京报：预立医疗决策是你反复倡导的理念，包括你在刚才的对话中也提到，自己已经签署了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预先医疗拒绝治疗声明。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有“谈死忌讳”，很多家庭甚至回避与老人讨论“安宁疗护”。在你看来，如何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推动“生前预嘱”的普及？

露西·波洛克：谈论死亡和临终在许多文化中仍是一个禁忌，在英国也是如此，这带来了诸多困难。然而，就在一海之隔的爱尔兰，死亡向来是生活的一部分：更多人在家中离世；在下葬之前，会举行一种名为“守灵”的仪式——逝者的遗体被安放在其生前家中，供亲友邻里前来吊唁、道别。这类场合通常少不了酒水，当地有句俗语说：“守灵与派对的唯一区别，就是守灵时少了一个人。”

但在某些文化中，这种禁忌格外强烈，以至于患者在面对危及生命的疾病时，甚至得不到任何解释。我有一位朋友，她在土耳其的年迈母亲接受了好几轮化疗，却从未有人向她提及“癌症”这个词。我尊重文化差异，但同样认为，让一个人在毫无机会表达希望与恐惧的情况下承受痛苦的治疗，这并不公平。身处这种境地的患者往往能猜到自己病情严重——那种恐惧与孤独，可想而知。

根据我在英国的经验，老年人几乎都希望听到温和而清晰的病情说明，并愿意了解各种可选方案，以便知道自己有哪些选择。医学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更是一门艺术；随着年龄增长，我愈发意识到，临床决策远不像公式算法那样非黑即白。

再次强调，我认为不仅医生，我们许多人都逐渐认识到：强加给老年人的一些治疗实际上并无助益，反而可能在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加剧他们的痛苦。对此，我们必须坦诚面对。

电影《破·地狱》剧照。

在生命即将终结之前，我渴望做些什么？

新京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老年人的社交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你曾警告“AI可能让老年医疗更高效却更冷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担忧？

露西·波洛克：很多老年人非常积极地拥抱互联网，而且用得非常好——他们查阅地方历史、梳理家谱、寻找菜谱，加入各种俱乐部和社团。这确实是一大益处。在很多情况下，它让人们彼此联结。我的许多老年患者会通过WhatsApp和孙辈聊天，分享TikTok视频，在电子设备上读书。当科技能够促进和深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时，它是非常棒的。

然而，我极度担忧人工智能（AI）会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AI会对我们撒谎。比如，一个人工智能毛绒玩具会对孩子说：“我爱你，我是你最好的朋友。”——这根本不是真的。它不是那个孩子的朋友，也不会真正爱他们。人工智能或许能给孤独的老人提供陪伴式的对话，但我担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真实联结的丧失。这就像塑料花：它们可能看起来很漂亮，但没有香气，不会呼吸，不会从花蕾绽放为花朵，也不会凋谢。它脚下的塑料土壤，更无法孕育微观世界的生命。

此外，与真正的朋友不同，AI不会挑战我们。它往往只说我们想听的话。有研究显示，用于心理咨询的人工智能并不能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它更倾向于回应和认同情绪，却不鼓励人们纠正有害的行为模式。在某些案例中，聊天机器人甚至怂恿有自杀倾向的人结束生命。作为一名老年病科医生，这令我十分担忧。抑郁症在老年人群中非常普遍，再加上害怕成为家人负担的心理，草率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很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但新技术依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机器人手术能让外科医生实施更精准的操作，让肿瘤切除更彻底，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我们已经见证过新药大幅提升癌症生存率，而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加速新疗法的研发。这令人振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风险。

新京报：你曾经提到疫情暴露了英国老年照护脆弱性，指出疫情是“老年照护系统的测试版”，问题目前得到了改善吗？我们该如何构建更具韧性的老年照护系统，避免老年人陷入“被抛弃”的心理困境？

露西·波洛克：疫情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深刻地揭示了人际联结的重要性。我们要知道，社会联系具有疗愈和保护的力量。让我们共同建设社区，保护人们免遭被遗弃的感觉（我的丈夫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他看到许多人因生活中的艰难变故而在中年时期出现了“心理脆弱”；他认为，如果我们都接受一些“社交辅导”，帮助重建与家人、朋友和邻里的联系，将会受益匪浅）。

让我们就务实的医疗展开诚实的对话。让我们去询问老年人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并将我们的医疗资源聚焦于此。

疫情也暴露了社会照护领域的巨大缺陷，尽管如此，英国至今仍未果断解决社会照护的资金问题。同时，疫情也彰显了那些从事低薪工作、为老年人提供照护、陪伴和关爱的人们的巨大价值——他们理应得到认可与颂扬。

新京报：作为年轻人，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才能更好地为自己的老年生活铺路？

露西·波洛克：啊，简单的答案就是“五大要素”：戒烟、限制饮酒、健康饮食（别吃太多，以蔬果为主）、坚持运动，还要维系好社交关系。这些是预防痴呆症最主要，也是我们能够主动改变的因素。

我还想说，好好享受年轻的时光！别为小事纠结，也别为那些你无力改变的事情忧心。

我非常喜欢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对莎士比亚笔下人物普洛斯彼罗说过的一段话。普洛斯彼罗忽然感到年华老去，感慨道：“每三个念头里，就有一个想到自己的坟墓。”

厄普代克却说，那你还剩下两个念头可以用来好好活着：彼此相爱，活在当下。

这确实是适用于任何年龄段的良言。

一位德国记者曾问我：“你希望在哪一年离世？”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在生命即将终结之前，我渴望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