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焦虑，大家可能首先想到，这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经典的焦虑论述当属罗洛·梅提出的定义：“焦虑是当个体认为其作为一个人格而存在的某种核心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忧惧（apprehension）”。
在著作《焦虑的意义》中，罗洛·梅区分了正常焦虑和神经性焦虑。
正常焦虑是任何人在面对成长、改变、选择和存在本身的威胁时都会体验到的焦虑。正常焦虑的特点是与所面临的威胁程度相称。不需要通过压抑或心理防御机制来处理。可以被有意识地、建设性地面对。当我们朝不保夕，面临战争或者饥荒的风险时，我们可能因为生存问题而感到焦虑，这就是政策焦虑。
当个体无法建设性地面对正常焦虑，而是选择压抑或者逃避时，正常焦虑就会转化为神经性焦虑。神经性焦虑的特点是与客观威胁不成比例。比如说，我们因为一次小小的社交失误而感到极度恐慌。神经性焦虑具有压抑性和破坏性，个体试图将其排除在意识之外，它会抑制个体的成长，导致行为僵化、逃避现实、发展出各种心理症状。
我们今天讨论的，普遍性弥漫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中产阶层的焦虑现象，实际上罗洛·梅所定义的“神经性焦虑”，对于学生群体来说，我们可能对考试考差、无法保研而感到焦虑，但事实上，考试考差或者无法保研这些事情对我们的存在并没有威胁，我们的焦虑和考试没有考好的结果并不成正比。再比如对于工作，我们和同事关系不好，或者上班把一件事情搞砸了，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生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焦虑这种心理现象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赖特·米尔斯在其经典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了“私人烦恼”（private troubles）与“公共议题”（public issues）的区分。当只有一个或少数人失业时，这可能是个人能力或际遇的“烦恼”；但当一个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时，这就成为了一个关乎社会经济结构的“公共议题”。
所以说，当焦虑成为一种集体体验时，我们就可以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性成因。
和王天夫老师的新作《焦虑社会》类似的，有一位德国社会学家叫海因兹·布德，写过一本书名类似的书，叫《焦虑的社会》（Gesellschaft der Angst），这本书现在已经有了中译本，主要写的是德国中产阶层的社会焦虑，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想对比一下，也可以读这本书。
在这里我想结合一下社会现实，提出我对国内的社会性焦虑的一些看法。
第一点是，我们身处低安全感高竞争性的社会环境，负债对个人生活的驱动使得我们不能停歇。
这个自然不必多说，从教育的筛选到工作环境，我们目前的社会环境是高度流动和竞争的，
在学生都比较关注的学习方面来说，我们都认可高考的目的是筛选出“优秀分子”能上精英学校，但是即使是在公认的顶尖大学，筛选仍然无处不在。
在某顶尖大学有一个“特奖”，特奖的获得者会被学校所大力宣传，仿佛特奖获得者就是学校的代表。但问题是，大家都认为这个顶尖大学的学生已经经过高考的筛选，可以选择国内任何一个学校去上学，他们理应得到最好的教育。但实际上在“最顶级”的大学中，他们传递给我们，他们在做的事情仍然还是筛选而不是教育质量再比如之前浙江某大学，有一则推文把优秀学生当分子，全校学生当分母。高中是只筛选不教育，大学也搞这一套，这种无休止的筛选，我们的教育到底是要筛出什么人呢？ 在无休止的教育竞争中，青年没有感受到安全感，焦虑随之而来。
而在工作方面来说，如今的社会流动性强，行业兴衰更替速度快，我们已经很难期望把一个工作一直稳定地干到退休，笼罩在失去工作的恐惧之中。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去考公，大家认为考上了公务员就是“上岸”，之后的一切事情都自然而然地解决了。编制等于一份能做到退休的工作，能给人稳定的现金流，长期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做相同的事情。
而现在的高校教学是和社会脱节的，大学毕业生很多实际上不了解自己能做什么工作，对未来的工作有恐惧感，进而对毕业十分焦虑。而大学生最熟悉的事情是学习和准备考试，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可以说一毕业就考公考编。进入编制的这一条道路给了当代青年一种免于焦虑的安全感。
在低福利和高社会竞争之外，是现代社会普遍被负债所驱动的个人生活。金融正更加深入地融入我们的个人生活。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谈的“新中产阶层”，互联网大型企业、券商投行工作人员，这些在我们看来十分体面的新中产阶层精英群体，明明拿着那么高的薪水，干一年等于别人做四五年，为什么他们也会感到很大的焦虑吗？
问题就在于，纵使高收入人群也会被负债所驱动，金钱是劳动的价值，我们工作、受到雇佣，是老板购买我们的劳动时间。负债就相当于预支我们的劳动时间，提前透支了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劳动。
负债是来自于过去的痛苦。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负债就比如我们的提前消费打白条、用花呗，过去的买买买要用未来的节衣缩食。比如说在以往的房地产上行期，中产阶层用自己未来乐观的收入期望和现金流，接盘房地产，背上了十几年、二三十年的房贷，但后来经济萎缩，中产阶层收入可能没有未来这么高，他们看似拥有了资产，实则将自己牢牢绑定在持续工作的轨道上，恐惧自己因为未能偿还负债而有失信的风险，辛苦买的房子被法拍，自己的中产阶层地位也随之丧失。纵使是经济方面的精英，因负债也处于巨大的不安全感中。
第二点是儒家伦理中的内在紧张感。
在儒家伦理的底层逻辑里，有着极强的平等底色。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亦言，涂之人可以为禹，核心是认定所有人在道德本性上是完全平等的，凡人与圣人的先天禀赋没有本质差别，差别只在于后天是否努力修身。儒家道德体系理论上打破了贵族对德性的垄断，给了所有底层个体向上流动的终极合法性。这也就是说，你绝非天生就该安于底层，你拥有和帝王和圣贤完全一致的先天本性，只要你足够努力，就可以跨越阶层、实现自己价值。
但与此同时，儒家构建的社会秩序，又是一套刚性的阶序体系，整个社会的尊卑、上下、贵贱划分清晰且壁垒森严。
既然理论上每个人都有潜力，而社会又是等级分明的，那么从低等级向高等级流动的渴望便被极大地激发了。儒家伦理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合法的途径：通过教育和道德修养，成为“君子”或“士”，并通过科举等制度进入统治阶层，实现学而优则仕，金榜题名。这使得教育成为了所谓改变命运的赌注，激发了巨大的教育渴望。
既然成功的通道是开放的，那么在这场无限游戏中，任何一丝松懈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一方面，儒家伦理激发了向上流动的强烈欲望；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阶层固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造成了底层和中产阶层共有的焦虑。对于底层的人来说，是“翻身”无望的绝望感；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则是担心子女无法维持现有社会地位、向下滑落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驱动着他们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竞赛中，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内卷”程度。由此可见，儒家伦理与桑德尔提出的优绩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
儒家伦理中的第二个和社会焦虑相关的点是，对完美人格与道德的推崇和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
儒家伦理为士大夫阶层设定了一个终极的、完美的人格标杆：内圣外王。对内，要做到道德圆满，无欲无求，克己复礼，修成圣贤之心；对外，要做到经世济民，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实现世俗的不朽。这套完美人格不是只给帝王圣贤设定的，而是面向所有人的，因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你天生就有达到这个标杆的潜能，达不到，就是你修身不够，努力不足，就是你道德有瑕疵。
但儒家思想推崇的这套完美人格，本质上是反人性的，人天生就有私欲，有缺点，有软弱的时刻，绝大多数人既成不了圣，也当不了王。可儒家伦理不接受这种不完美，用一个完美的社会道德标杆不要求个体，让我们处在对自己不满意状态中。而我们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赚钱和升官，又不能单纯依靠道德修养的提升来达到。对于这方面的矛盾，我们常见的解法是当面一套讲高尚道德，背面一套用实际的手段去行动。表面上的道德要求和我们的实际行动相冲突，从而造成了内在的紧张。
《论语》中提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当你在和那个完美的社会道德标准或者“别人家的孩子”对比，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哪怕你已经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依然会因为自己的道德瑕疵而陷入自我怀疑。但换个角度而言，别人过得好，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总结来说，“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平等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要求，把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转化为个体在道德和努力上的失败。小时候我们可能经常听到这种话，“失败是你自己的责任，不要怪别人。”但是为什么我们非要自我反省，非得是我的错呢？这使得个体承受了与其能力不相称的的心理责任，从而导致了自责和焦虑。
第三点是性别气质焦虑与性压抑。
弗洛伊德认为，压抑是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用于抵御可能引发焦虑的性冲动 。当本我的性冲动与超我的道德要求发生冲突时，自我通过压抑机制将这些冲动推入潜意识，这种冲突本身即可产生“道德焦虑”或“神经症焦虑”。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主要聚焦于内部心理动力学，但他明确指出了被压抑的性驱力可能转化为普遍的焦虑状态。
将性压抑议题彻底社会学化的关键人物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在赖希看来，一个性满足的而充满活力的个体是难以被统治的。因此，威 权社会通过从小压抑儿童的性好奇心和身体愉悦，塑造出顺从、焦虑和依赖权威的性格结构。家庭和学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厂”，是执行这种压抑的首要场所。
我们现在的高中都在严防死守早恋，男女之间要隔开距离，吃饭也要分开吃，仿佛早恋是什么天大的罪行。但神奇的是对“早恋”的禁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外国的传统，我们古代讲的是“青梅竹马”，英语世界用“puppy love”一词形容小孩子的纯真的爱。学校通过防止早恋，一方面是为了所谓的分数，另一方面也是要将学生培养成顺从而对学习和考试所焦虑的个体。
与赖希思想路径相似，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进一步发展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性压抑的批判。马尔库塞区分了两种压抑，一是“基本压抑”，即为维持人类文明所必需的对本能的最低限度约束，二是和“额外压抑”，即为维护特定社会统治秩序而施加的超额压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施加了大量的“额外压抑”。
再者是男性女性皆有的性别气质焦虑。
对于男性而言，传统的“霸权男性气概”（Hegemonic Masculinity）要求他们要坚强、理性、主动、有性能力并且情感内敛 。这种规范在性方面制造了巨大的“表现焦虑”。
男性被社会化为必须在性关系中扮演主导者和成功者的角色，任何男性在性方面失败的迹象都可能被视为对其男性身份的根本性挑战，从而引发强烈的羞耻感和社交回避。此外，传统男性气质也抑制情感的自然表达，ye1使得男性在建立亲密关系时面临困难。
现在网上有许多赘婿文或者写赘婿现象的短剧，体现的就是当代男性的性别气质焦虑，赘婿入赘到女方家，在女方家庭中的地位较低，和传统强调阳刚、占据家庭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相矛盾，这方面的错位引发了男性焦虑和紧张，因此赘婿文都要安排男主通过修炼自身功业，战胜敌人，从而在女方家庭中重新夺得主导地位，重振男性雄风。赘婿文的存在，也是整个社会男性气质焦虑普遍性存在的体现。
对于女性而言，性别角色规范则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她们被期望成为有吸引力的、理想的性对象；另一方面，她们又要警惕不能显得“过于”主动或有经验，以免被贴上“荡妇”的标签，即所谓的“荡妇羞辱”。使女性在社交情境中如履薄冰。她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外貌、身材不符合社会审美标准而产生焦虑 ，也可能因为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欲望而感到困惑。
第四点是比较相关的。有意思的是民间信仰对不确定性的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的老师和公职人员明明是不能搞迷信活动，却会在高考之前去烧香拜拜，为考生所祈福呢?扎卡里·豪利特是这样分析“表演性世俗主义”的。
自2000年代以来，在我称之为“超竞争”的背景下，这种模式变得更加明显，超竞争结合了社会竞争和不平等的急剧增加。超竞争导致了正统社会互惠关系的破裂，即个人努力与回报之间的想象关系。由于正统社会互惠关系难以提供高考成绩的令人满意的解释，人们诉诸于宇宙互惠关系——即因果报应、隐德和神灵干预——来影响表现和解释结果。（Howlett，2022）
民间信仰通过一套包含神祇、鬼魂、因果报应等元素的观念体系，为生活中的吉凶祸福、顺逆成败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解释。例如，将个人的不幸归因于“冲撞了某位神灵”或“德行有亏”，而将成功归因于神明的庇佑。这种解释框架帮助人们理解难以预测的事件，将现代社会诸多无序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有序的、可理解的“天命”或“神意”，从而降低了认知上的焦虑不安。这也解释了近些年来年轻人的“寺庙热”，对玄学和宇宙互惠关系的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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