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0年我从北京来天津人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的系主任是由西南联大转来的并以研究《洛阳伽蓝记》闻名的彭仲铎先生。担任古典文学讲授的还有华粹深、孟志荪和朱一玄三位先生，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老师是邢公畹、张清常和杨佩铭三位先生，助教只有张怀瑾先生一人。由于当时课程较多，几位老师负担极重，所以采用了“就地取材”的办法，聘请了阿英、芦甸二位先生讲授文艺学。方纪虽然担任政府部门工作又从事文学创作，但还是长年给我们讲俄罗斯苏维埃文学。阿垅先生则开了诗歌讲座课。何迟先生在创作相声、改编戏曲之余，应华先生之约给我们讲“人民口头创作”一课。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请了北师大的李何林先生和北大的王瑶先生分别讲授前后两段。诸多名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使我们入学两年即学到了很多基础理论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2年院系调整对南开大学来说不啻为一次“盛大节日”。在我看来，具体到南开中文系，它后来能跻身于全国高等院校中的中文系的前列，是和开国后的这第一次教育改革分不开的。当时我们迎来了希伯来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先生，吴梅的大弟子、曲学专家王玉章先生，原中山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李笠先生，中国文学史和修辞学专家王达津和陈介白先生，还有文艺理论家顾牧丁先生。教育部为了加强南开中文系的领导力量，特别派了李何林先生担任系主任。与众多著名专家、教授一道来的是刚刚从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的许政扬先生和清华大学毕业的陈安湖先生。不久以后，又从北京马列学院调来了古汉语专家马汉麟先生。现代汉语专家宋玉珂先生在稍后时候也来南开任教。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师资阵容，各个学科也为之完善，中文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和朝气。这些良师都曾从各个方面给予我日后的学术道路以重要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院系调整后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师生大会上，李何林先生自我介绍后，又一一介绍了各位新旧中文系教师。而在介绍许政扬和陈安湖二位先生时，李师特意点明许、陈两位是燕大和清华的高材生，是作为何林师调入南开的一个条件，特请部里分配给我们的。这颇有文字下加着重点的意味，所以同学都有很深的印象。如果说到印象，对我个人来说，可能还和二位青年教师的风度有关。他们不仅来自名牌大学，而且都具有典型的南方学子的文秀儒雅的风采，所谓文质彬彬也。特别是许师的中式对襟蓝布外罩和中分式背头，瘦弱的外形却蕴含着一股灵秀之气，都令我在直觉上感到，这位孙楷第先生的亲传弟子必定是个俊杰之士。实至名归，许师后来逐步显示的学术研究实绩，完全证实了我的第一次直觉的正确。如果说有什么感应的话，这“第一次印象”,就真的奠定了后来许师作为我的导师的那一段极不寻常的缘分。
许政扬先生在历史系为二年级同学讲一个学年的中国文学通史，要从先秦讲到“五四”前，共一百零八节课。直到1953年第一学期，他才给我们本科生讲文学史中的元曲部分。他总共讲了二十四节课，四周的课让我们三、四两个年级的同学充分领略了许师的博学多才和个性魅力。这是一种崭新的感觉：用练习本写就的密密匝匝的讲稿；讲课时舒缓的语气中具有颇强的节奏感；用词、用字和论析充满了书卷气；逻辑性极强，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枝蔓和影响主要论点的话；板书更极有特色，一色的瘦金体，结体修长，笔姿瘦硬挺拔，竖着写，从右到左，近看远看都是一黑板的漂亮的书法。如果说这是“形式”的话，那么他的讲授内容更令我们感到深刻和精辟。比如在讲《西厢记》时，首先是顺向考察，这样我们就把握了王剧创造性改编的关键。而在横向比较中，许师从俄译本直接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话：“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这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使我对《西厢记》爱情和婚姻的意义，有了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今天回忆起这一点，我深切地感到许师对理论修养的重视，这对我半个世纪从事学术活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上大学期间，我对自己所崇拜的老师的讲课，一律采取“有闻必录”的方式。缺点是不能及时领会、消化课程内容，并在追踪其观点时展开独立思考；但好处是，有了完整的记录可以慢慢消化老师的授课内容。许师的课，最大特色是，只要你能“跟得上”,记录下来一看，就是一篇完整的绝妙的论文。我的办法虽属笨法之一种，但我觉得获益匪浅。五十个春秋，经过了风风雨雨，许师讲的宋元文学史元曲部分和选修课“元曲”的笔记，我至今保存完好。为了备课和写作，不时展读，仍然给我很多启发。
一晃到了1954年7月，我毕业了。从性格上考虑，我渴望当个记者，但分配名单下来时，却让我留系任教，而且分到了古典文学教研室，这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虽无法拒绝当教师，但我怕自己教不了深奥的中国古典文学。我提出的唯一理由是，我的毕业论文是李何林先生指导的《论解放四年来的长篇小说》,所以请求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工作。当时担任系助理的朱一玄先生找我谈话，第一条当然是要服从组织的安排；第二条是跟许先生学，并担起历史系的文学史教课任务，以便尽快请许师回本系任教。“跟着许先生学”,一锤定音。许先生是我的导师，使我安下了心，并于当天下午拜见许师。
许师仔细听了我的自我介绍，沉吟片刻后说：“我先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两三天后我就收到了许师给我的一篇三十本书目单。这是一个既简明而又沉重的书目，从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一直到龚自珍的诗。三十部书中除我读过的几部章回小说外，竟还包括我望而生畏的《昭明文选》、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以及仇注杜诗、王注李诗。许师看我面有难色，于是作了如下说明：一、这些书要一页一页地翻，一篇一篇地读，但可以“不求甚解”;二、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注文要读，目的是“滚雪球”,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书，包括已散佚的文献；三、把有心得的意见不妨扼要记下几条，备用备查。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我一生教学治学真是受用无穷。说实话，我就凭着这三十本书的基础，逐步拓宽阅读范围，教了三年历史系的文学通史和三年外文系的古典文学名著选讲，应当说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纰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明辨出许师的一片苦心：第一，我的国学底太薄，必须先打基础；第二，让我硬着头皮苦读几部较大部头的原著,而不让我先看各种流行的选本，目的就是为了让我避免某名牌大学出来的毕业生竟不知“古诗十九首”出于何书、乐府诗又是怎样分类的尴尬!
在这里我还要重重地提一笔，50年代的南开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定了一个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必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进行抽查。我在给历史系讲文学史课时，李师共听了三次课，而许师竟随堂听了六周课。李师对我授课多从技术上和仪表上提出意见，比如指出我的板书写得太草，写完挡住了学生视线以及说话尾音太轻，后面学生听不清楚，以及中山服要系好风纪扣和皮鞋要擦干净等等。许师对我的讲课的意见则多着眼于疏解的准确性、分析阐释的科学性等等。当然，对我读错的字，也一一指出，这些就是所谓匡正悖谬、补苴罅漏。而我也要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就向同学正式纠正自己讲错了的地方。这种从对青年教师的严格要求开始，不仅奠定了南开中文系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教学规范，而且对我大半辈子从事教学工作以及认真负责的课徒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一边在给同学上课，一边听许师为五四级同学讲专题课“元曲”。应该说，我是一个好学生，不缺一节课，同样像学生时代一样做了完整的听课笔记。二十几年后我成了硕士生导师，在讲元曲诸课时能得到些许好评，其实都是许师原先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但是，如从讲学艺术来说，我太缺乏的是许师的那种娓娓道来的风度和使聆听者强烈感受到的一丝丝飘逸的气息。我虽时时刻刻也想克服我讲学时的那种匠气、呆板和矫情，但却难以做到像许师那样对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我想，这可能就是素质、学养和文化底蕴的差异所造成的距离吧!
如果说，此前我还是跟着许师学习如何从事教学工作的话，那么从1956年，也就是许师校注《古今小说》开始，我就正式进入了向许师学习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新历程了。
约在195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系统整理中国优秀的古典小说，在“四大小说经典”出版的同时，重点抓了“三言”的整理工作。
结果是冯梦龙选编的第一部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古今小说一刻”(即《喻世明言》)就委托给了许政扬先生。那时许师整三十岁。
小说研究行家多清楚，“三言”如中国众多小说名著一样，由于版本不同，刊刻不精，文字上多有歧异和讹误。许师在考订版本源流的基础上，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以有价值的参校本比勘对校。他倾其心血，发挥其学识之优长，在训诂、校勘中，真正做到了精勤与博洽的统一，且细密与敏锐相得益彰。而细琐与难考之事，亦以求实之精神，不妄下一语。另外，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许师常于校注中开掘前人未发之意，修正前人的某些谬误，此锲而不舍的探寻文本真诠之精神，对我大半生的治学态度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经常结合《古今小说》的校注工作给我讲解长期被误解的语词。比如，把“行院”解作妓院，就是历来注家的误解。许师征引大量资料，说明“行院”乃是同业的一种组织，各行皆有，艺人中自然也有走江湖的艺人，到一个地方演出，就有当地的“行院”,帮助他们安排演出或居住的地方和用具。于是许师引用车若水的《脚气集》的记载推而论之，凡伎艺人等所谓的“行院”,主要就是这个意思。许师进而论证，用“团体会社”的名称来称团体会社中的人，乃是元明之间常见的一种语言习惯。在这个意义上，把“行院”中人即妓女也称之为“行院”,这才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最完善的、最正确的解释。再比如，通常在古典小说、戏曲中，往往把“一人马”误印为“一彪人马”。从此以后，就以讹传讹。许师对我讲，宋元时代仅有“一彪人马”而无“一彪人马”,他说，“飏”字字书不载，或以为是“彪”的形误，其实并非。他征引《谢金吾诗酒红梨花》第四折音释“贬”音“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一彩”条：“虏中谓一聚马为贬，或三百匹，或五百匹。”可见，“一飏”就是一大队的意思，原系北方方言。许师这种如谈家常、平等对话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学者的风度，对我更为重要的是他用循循善诱的方式，把一个治学粗疏的我逐步引导到追求严谨的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所谓“得窥其门径”应当说是从此时开始的。
值得一提而且至今仍令我感到温馨的是，许师总是在两个星期中挑一个闲暇的日子带我到天祥市场去淘书。
1955年左右，那儿是一个极大的图书市场，以旧书为主，而《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的各类小册子，堆成了山，三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本很有用的书，花上四五毛钱就可买到《李太白集》。这时，许师总要提醒我买些什么书，比如《事物纪原》、《古今事物考》、《释常谈》、《续释常谈》、《通俗编》、《挥廑录》、《梦溪笔谈》、《鹤林玉露》、《邵氏闻见录》(前后)、《侯鳍录》、《齐东野语》、《云麓漫钞》、《独醒杂志》、《能改斋漫录》、《夷坚志》、《辍耕录》、《老学庵笔记》等等。另外，他还指点我买一些现当代著名学者的书，比如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就是当时买到的开明版初版书。而张闻天翻译的柏格森的《笑》这样的美学著作，他也在谈笑中说：“你喜欢读美学书，只有这一本，我就让给你了!”是的，那时几乎是随买到家就要急匆匆地翻一遍，因为许师有一个习惯，他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问问，你看了哪本书、有什么发现之类的问题。至于自1954年开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陆续整理出版的《醉翁谈录》、《绿窗新话》、《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他都及时督促我买下。这些笔记文，对我后来治学用处极大；而当我能带研究生时，也总要向他们介绍这些书，因为要想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是不能须臾离开这些笔记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和理论研究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许师却把二者纳入历史和方法的体系之中加以审视，从而体现了考据和理论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的学术个性。像《话本征时》这样专门考证一篇篇小说产生时代的论文，也显得血肉丰满、有理有据，无枯燥乏味之弊，而是灵气十足，真正达到了学识与才情的结合，广博与精深、新颖与通达等的平衡与调适。如果让我斗胆地概括一下许师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的话，那么我认为许师最大的研究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朴学，集其大成而创立了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即以真实为基础，以考证为先行，联系和扣紧文本的外在因素(时代、环境、影响、作家生平等),同时保留对鲜活的作品本身的审美意趣和艺术的敏感与直觉。这无疑是一种灵性和智性高度结合的新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这一切，我认为有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版的《许政扬文存》在，就无需我多说了。
从以上我对许师学术成果和我的从师问学过程的粗线条勾勒，细心的读者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不过是短暂的五年时间，却给我的学术生涯带来两点有决定性的影响：一、凭借研究对象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二、把握中国小说、戏曲这同一叙事文类在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相互参定、相互作用、同步发展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属于自己的古典小说、戏曲艺术的研究整体世界。
而要回到我这篇自叙性文章的主题时，我的第二点体会又是和政扬师几十年前的一句重要的话分不开的：凡是想要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金瓶梅》这部书是绕不开的!
以上这些粗略叙述，意在说明，我在后来之所以能够研究《金瓶梅》这部难读的大书，是和许师在几年中给予我的文化学术储备、研究方法分不开的。
二
虽然有政扬先生的叮嘱在前，但严格地说，我从事研究《金瓶梅》起步很晚，其时，“金学”已经开始热闹起来，老树新花，各逞风采，我厕身其间，难免战战兢兢，跌跌撞撞走了几步，有欢乐和兴奋，也有困惑、烦恼，有时还有一种难言的寂寞和孤独。
解放前不去说它了，即使在解放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论是在知识界内还是在知识界外，总有一些人把《金瓶梅》看成坏书、淫书，理应禁之。1958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中，我仅仅因为在给历史系同学讲文学史时，赞美了一句《金瓶梅》的“前无古人”的价值，就被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把毒草当香花”,“企图用《金瓶梅》这样的淫秽的坏小说毒害青年学生”!而在60年代，我因手头有一部施蛰存先生整理删节的《金瓶梅词话》,并曾在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中传阅过，结果在所谓“312室裴多菲俱乐部”的“不正常”活动的诸多罪状中，传看和散布《金瓶梅》,也算是我的一条罪状。其实当时针已拨到了80年代时，还有人在窃窃私议，似乎谁要研究《金瓶梅》,谁就不像研究《水浒传》、《红楼梦》那样光彩；而谁要对《金瓶梅》的价值作充分肯定，谁就似乎也是不道德的了。所以我承认，恐惧思维一直积淀在我的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以至于一个很长时期里我几乎讳谈《金瓶梅》。我怕自己谈多了，会让人感到我和《金瓶梅》一样“不洁”。然而事实却证明，《金瓶梅》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给我招灾惹祸。
倘若有人问我正式从事《金瓶梅》研究的动因和最初的始因时，我只能回答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98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林辰先生在大连组织了一次明清小说研讨会。为了参加这次会，我还是相当认真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最后以《〈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为题，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表述了我对《金瓶梅》的基本评估。说实话，在论述《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小说美学的贡献时我充满了学术激情，我深感《金瓶梅》沉冤数百载，而我的教书生涯又时不时地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文章写开去，在理论思辨中更多融进了自己的感情因素。我意识到了，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内驱力实际上是二十多年前那张令我心慌和腿发软的大字报，以及那以后围绕着《金瓶梅》的风风雨雨的日子，所以我是在为《金瓶梅》进行辩护，也是在为自己辩护。
像人的成长一样，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也需要来自两方面的动力：批评与鼓励。在大连的会上，我对《金瓶梅》及其他问题的观点，引来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当时给我最大鼓舞的是章培恒先生。在我发言后，他即悄声对我说：“复旦出版社准备出一本收辑1983年以前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研究《金瓶梅》文章的集子，你回去争取时间，把文章先发表在你校学报上，以便我们转载。”我听后当然很兴奋，所以回校后即着手修改。当时学报编辑罗宗强先生也认为可用，并很快打出小样。然而好事多磨，“清除精神污染”又波及我的文章。学校一位负责审查学报的人，认为正值清除精神污染之际，“不宜”在学报发表研究《金瓶梅》的文章。罗宗强先生虽多次申述该文绝无污染精神之毒菌，然而得到的回答仍然是“缓缓看”。记得好像直到1984年第一季度，“清污”活动暂时过去了，我的文章才解禁，得以发表。后来复旦版《金瓶梅研究》一书出版时，我的文章还是被破例收进去了。与此同时，我在大连会上的发言和整理出来的文章也在林辰先生编的《明清小说论集》和朱维之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论文集》中发表。这标志着我研究《金瓶梅》的正式开始。
我常为我的气质、个性和学识所局限，在学习的道路上，我很少把感情投注在一部书上作执著的追求和刻苦的钻研，像一位朋友说的：“你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儿。”所以我确也未曾卷人过任何问题的争论。可是，对于《金瓶梅》来说，局面完全改观。我那篇研究《金瓶梅》的“处女作”一经发表，我就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金瓶梅》这个幽灵又一次紧紧把我拉入了相当长时间的论争漩涡中去。1985年在徐州召开第一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我因故未能参加。事后知道，由宋谋场先生发难，批评了章培恒和我在研究《金瓶梅》中的“溢美倾向”。后来直到由徐朔方和刘辉二位先生编的《金瓶梅论集》出版，我才正式读到宋文。对宋文的批评意见，我难以虚心接受，憋了两年，借着第二次《金瓶梅》讨论会和第三次(《金瓶梅》)讨论会的机会，我对宋文进行了有节制的商榷，其中部分意见写入《说不尽的(金瓶梅〉》和后来的《〈金瓶梅>呼唤对它审美》两篇文章中。
其后，胡文彬和徐朔方二位先生分别编了两本《金瓶梅》研究论文集出版，我看到了美国学者夏志清评论《金瓶梅》的文章，我对他们贬抑《金瓶梅》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们把《金瓶梅》打入“三流”,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至于方非先生在《劳伦斯的颂歌与略萨的控诉》一文中的那种比较研究，我同样认为不会对《金瓶梅》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我直率地表明：《金瓶梅》不应成为人们比较研究的陪衬和反衬或垫脚石。把它置于“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的任何比较，都是不公正的。这样我前前后后以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写了《〈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金瓶梅〉思辨录》、《〈金瓶梅〉:小说家的小说》、《说不尽的〈金瓶梅>》、《“金学”建构刍议》、《谈〈读书〉对〈金瓶梅>的评论》等等。几篇文章体现了我的思路：为《金瓶梅》一辩!
1990年初，我的“金学”研究专著《说不尽的〈金瓶梅>》由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出版。这只是一本十万多字的地地道道的小册子，我深知拿到读者特别是“金学”研究专家面前，会感到万分寒碜，可是我还是送给了许多“金学”研究专家，目的是在征求意见的同时向同行朋友们告之：这是我多年对《金瓶梅》的探索和试笔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总结，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我研究《金瓶梅》第一阶段的浅薄的体会和我的深深的困惑。此后我最早的研究生罗君德荣提议：是否联系一些乐意用小说美学来观照《金瓶梅》的朋友，编写一本崭新的《金瓶梅》研究专著?我认为他的意见很好，我不仅积极参与该书构架的设计，而且撰写了长篇导言和头两章的文字。这本近三十万字的专著,由我和罗君主编，终于在1993年出版，书名径直题为《〈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不久文化艺术出版社约我主持《〈金瓶梅〉小百科丛书》的组稿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由我主编，弥松颐、刘国辉任副主编的五部专著也出版了。在这里我们选择了《金瓶梅小百科》这个总题目，意在思考：我们的研究是否应对揭示出了中国风俗史一面的《金瓶梅》予以更多的考虑?是否应以《金瓶梅》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为视角，去探寻一下历史表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东西?是否可以以《金瓶梅》为坐标，把文艺与其他学科交融而成的边缘研究，作为拓宽思维空间的一个通道?因为从文化心理结构来说，在很多著名的古代小说中所积淀的民族素质、政治意识、伦理观念、文化品位、心理定势以及民风民俗，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当然，我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要为《金瓶梅》辩护这一命题的必要性和不可解的“金瓶梅情结”。因为《金瓶梅》的“行情”一直看涨，而且大有压倒其他几部大书之势。至于对于一部书的评价，那是一个永远不会取得完全一致意见的事。不过我还是看到了《金瓶梅》无论在社会上、人的心目中都是最易被人误解的书，而且我自己就发现，我虽然殚精竭虑、声嘶力竭地为之辩护，我也仍然是它的误读者之一，因为我在读我自己的那些书稿时，就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评估它的价值的矛盾。这其实也反映了研究界、批评界的一种很值得玩味的现象。我发现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研究者比普通读者更虚伪。首先因为读者意见是口头的，而研究者的意见是书面的，文语本身就比口语多一层伪饰，而且口语容易个性化，文语则易模式化；同时研究者大多有一种“文化代表”和“社会代表”的自我期待，而一个人总想着代表社会公论，他就必然要掩饰自己的某些东西。在这方面读者就少有面具，往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说。对《金瓶梅》其实不少研究者未必没有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但一旦写成文章就冠冕堂皇了。尽管我们分明感到一些批评文章在作假，一看题目就见出了那种做作出来的义正辞严。但这种做作本身就说明了那种观念真实而强大的存在，它逼得人们必须如此做作，且做作久了就有了一种自欺的效果，真假就难说了。对待《金瓶梅》的性行为的描写，我必须承认从前我的文章就有伪饰。现在到了写自叙的时候了，我应该说出自己的心底话：我既不完全同意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也不能苟同以性为低级趣味之佐料，而更无法同意谈性色变之“国粹”。性活动所揭示的人类生存状态往往是极深刻的。因为，在人类社会里，性已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可以提高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得到美的升华，绝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所以，我认为《金瓶梅》可以、应该、必须写性，但是由于作者笔触过分直露，因此时常为人们所诟病。我喜欢伟大的喜剧演员W.C.菲尔兹说的一句有意味的话：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好，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糟，但没有任何东西是与之完全相似的。
至于对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来说，我同意阿米斯在他的《小说美学》中所说的意见：
人摆脱了动物状态，既能变成魔鬼，也能变成天使。最坏的恶和最好的善都属于心灵，而这二者都在文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再现。因此，对那些学会了阅读的人来说，他们的灵魂是染于苍还是染于黄都由自己掌握。
关于我研究《金瓶梅》的策略和方法，那是在我进行了理性思考以后，才选择了回归文本的策略。这是因为：第一，在文学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古今，作家得以表明自己对社会、人生、心灵和文学的理解的主要手段就表现在文本之中，同时也是他们可以从社会、人生、心灵和文学中能够得到最高报偿的手段。所以一个写作者真正需要的，除了自身的人格与才能之外，那就是他们的文本本位的信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真诚的研究者来说，尊重文本都是第一要义。第二，归根结底，只有从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来认识作家，从作家对人类情感世界带来的艺术启示和贡献，去评定作家的艺术地位。比如笑笑生之所以伟大，准确地说，他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的创作方式异于他同时代和以前时代的作家，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典型的世俗社会作为他表现的对象，并且创造了西门庆这个角色：粗俗、狂野、血腥和血性。他让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原生态，所谓毛茸茸的原汁原味，这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叙事策略，而这一切却被当时大多数人所容忍、所认同，以至欣赏。而且由于这部小说的诞生，竟然极为迅猛地把原有的小说秩序打乱了。从此很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卷人到这一场小说变革的思潮中来。无庸置疑。这一切都是小说文本直接给我们提供出来的。
我绝无意排斥占有史料和考据功能。但是在《金瓶梅》研究中的作者的考证(现已有三十余个作者说),我发现，它们很少或几乎没有和小说文本挂上钩。这说明，只凭对作者的一星半点的了解，类似查验户籍表册，那是无以提供对这些名著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的。我欣赏德国诗人和理论家海涅的一段精彩文字，他说：
艺术作品愈是伟大，我们便愈是汲汲于认识给这部作品提供最初动机的外部事件。我们乐意查究关于诗人真实的生活关系的资料。这种好奇心尤其愚蠢，因为由上述可知，外部事件的重大性和它所产生的创作的重大性是毫不相干的。那些事件可能非常渺小而平淡，而且通常也正如诗人的外部生活非常渺小而平淡一样。……诗人们是在他们作品的光辉中向世界现身露面，特别是从远处观望他们的时候，人们会眩得眼花缭乱。啊，别让咱们凑近观察他们的举止吧!
海涅下面还有较为刻薄的话，我不想抄引了，免得无意间伤害了人。如果从“求新声于异邦”的角度来看海涅这番话，其深刻含意我是能够认同的。
如果允许我进一步直言不讳的话，我认为整天埋头在史料堆中钩稽不着边际的“史实”,对文学研究者来说，并非幸事。因为它太容易湮灭和斫伤自己的性灵，使文笔不再富于敏感性和光泽。也许它仅有了学术性而全然失去了文学研究必须有的灵气、悟性和艺术审美性。试想，如果真要到了不动情地审视着发黄发霉的旧纸堆的地步，那就成了今日多病的学术的病症之一了。或者应了一位学者的明智之言，“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然而学者的使命毕竟是应在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一层次上的。
学术研究是个体生命活动，生命意志和文化精神是难以割裂的。《金瓶梅》研究中的“无我”是讲究客观，“有我”则是讲究积极投入，而理想境界则在物我相融。过去，《金瓶梅》研究中的考据与理论研究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我们的任务是把二者都纳入到历史与方法的体系之中并加以科学的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考据、理论与文本解读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的新的学术个性。
另外，也许是最重要的，选择回归文本的策略，乃是小说本体的要求。我承认，我从不满足“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和界定，而更看重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灵魂学、性格学，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学。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家最终关怀的恰恰是人类的心灵自由。他们的自救往往也是回归心灵，走向清洁的、尽善尽美的心灵。《金瓶梅》像一切杰出的小说文本一样是“我心”的叙事。笑笑生的独特心灵，就在于他在生活的正面和反面、阳光和阴影之间骄傲地宣称：我选择反面与阴影!这当然是他心灵自由的直接产物和表征。所以他才有勇气面对权势、金钱与情欲诸多问题并进行一次深刻的人生反思。正如席勒所说：“从非反思向反思的过渡，原来持镜反映自然的艺术，现在也能够持镜反映艺术之镜本身了。”
一个不算短的日子，我不断斟酌一个问题：文化史曾被大师称为心理史。这说明，文化无疑会散落在大量典章制度中、历史著作中；但是，它是不是更深地沉淀在古代作家的活动环境中，沉淀在他们的身上，尤其是沉淀在他们的心灵中?因此，要寻找文化现场，我认为首先应到作家的心灵文本中去勘察。令我们最感痛心的和具有永恒遗憾意味的是，历史就像流沙，很多好东西都被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也被乌云遮蔽得太久了!
不可否认，面对旷世名著,那是要求有与之水平相匹配的思想境界的。在研究或阐释作家的思想精神和隐秘心灵时，你必须充当与他水平相当的“对手”,这样庶几有可能理解他的思路和招数。有人把解读名著比喻为下棋，那么我仍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是称职的对手，因为棋力棋艺相差太远，常有捉襟见肘的困窘，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我深知，《金瓶梅》所体现的美学价值意义重大，不作整体思考不行，而一旦经过整体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笑笑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如何思考文化、思考人生。歌德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人靠智慧把许多事情分出很多界限，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沟通。所以对《金瓶梅》的生命力必须以整体态度加以思考。我正是想努力从宏观思维与微观推敲相结合上人手研究《金瓶梅》文本的。
至于要想找到《金瓶梅》文本的生命动力，多维理论思考和方法论是必需的。我信服德国物理学大师海森伯在说明测不准定律时的那段名言：世界不是一种哲学可以完全解释的。在描述一种现象时，需要一种理论，在测定另一种现象时，则需要另一种理论和方法，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以为，如果有了这种认识和知识准备，也许有可能在21世纪，对难以解读的《金瓶梅》作出突破性的学术发现，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切身感受到《金瓶梅》等优秀的古典小说那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
2004年4月
来源：《南开学人自述》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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