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宗智

长篇小说《地啸》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与山东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磅之作。作者王方晨以黄河口皂坝村为背景,刻画了罗得宝、宋兰香、老萧等形神各异的垦荒者形象,铺展开一曲交织着生存韧性与民族气节的生命悲歌。4月23日下午,著名作家王方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畅谈这部力作背后的创作历程与文学思考。

真实历史碎片

王方晨坦言,《地啸》的创作灵感源于一份尘封的私人记忆。“我最初在东营市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时,听一位朋友讲起他祖父的故事。1935年鲁西水灾后,他祖父推着牛车沿黄河一路东行,来到当时尚属荒芜的黄河入海口新生地垦荒定居。”这个细节在正史中未见记载,却让王方晨“瞬间被击中”,“那种拓荒者孤身闯入无人之境的生命张力,那种‘土地无主、人即主权’的原始真实感,让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极具文学潜力的母题。”

然而,这个题材并非一蹴而就。王方晨回忆,他最初尝试写成千字左右的报告文学,但因材料单薄而搁置。半年后重拾这个故事,他决定改用小说笔法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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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向,恰恰契合了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虚构的终极目的,是抵达比史实更深刻的真实。”他阅读了大量民间历史记载,眼前渐渐浮现出这样的场景:“时光仿佛倒流至蛮荒的年代,天苍苍,野茫茫,一望无际。荒原上零零散散地出现了小小的村落。人类辛勤开拓土地,收获粮食。但是,鬼子来了!战争发生了。”

谈及创作本身的情感体验,王方晨有着独到的见解。“创作就是一种乐趣。在写作的时候,你可以分享自己思想的愉悦、情感的愉悦。我们平时的感情很多时候是收着的,是压抑着的,但是在写作的时候,他就放开了。平时不敢说的话,写进了字里行间。有时候我写到非常非常愤怒,这种愤怒也是为了满足我心理的精神需求,所以也是一种愉悦。文学创作说到底,还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编织成意象网络

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拥有一个能够统摄全篇的核心意象。《地啸》的书名本身,便是意味深长的选择。王方晨透露,小说最初定名《死不了的小虾》,后在编辑建议下改为现名。“大地承载着一切。它收容所有兴衰荣辱,既埋葬侵略者的尸骨,也滋养幸存者的稻粱;它以绝对的沉默见证一切。”

“地啸”二字,意指大地作为一切兴衰荣辱的终极承载体与归宿,其深沉力量超越个体悲欢。而“死不了的小虾”这一原始题名,则浓缩了全书最根本的生命哲学。在天灾、战乱、伦理崩解等多重碾压下,普通民众所迸发的卑微却不可摧毁的生存意志。“大地有时候会咆哮,有时候会发出一种微弱的、像口哨一样的,飘过灵魂的声音。用‘地啸’二字恰如其分。”

“小虾是我为罗得宝妻子所生的非亲生子取的名字。”王方晨解释这个意象的由来,“它首先源于黄河口真实的地理记忆,那里遍布水洼,鱼虾丰饶且不惧人,暗喻生命在贫瘠之地依然蓬勃的本能;更关键的是,它触发了我对一种生物学现象的联想。媒体曾报道某地小虾具有‘干涸不死、遇水即活’的顽强生命力,这恰好契合我想表达的核心。小说最初定名《死不了的小虾》,正是要将这种生物学特质升华为民族精神的隐喻。”

与“小虾”相呼应的,是贯穿全书的“水洼”意象。王方晨这样描述,“水洼是大地最柔软的呼吸,它映照天空却从不占有云影,盛满雨水却随时准备干涸。黄河入海口有很多水洼,我借它隐喻民族心灵历经战火摧残后,既保有柔韧的悲悯,又积蓄复苏的动能。”这两个意象共同构成小说“刚柔相济,生死相生”的哲学骨架。

“大地、小虾、水洼”编织成一张立体象征网络,使小说超越单纯历史叙事,抵达对文明高度、人性复杂度与民族心灵成长的深度叩问。王方晨总结,“大地、水洼与小虾,三者一体。大地是舞台与归宿,水洼是柔韧与映照,小虾是卑微而不屈的生命本身。”

形成时空拼图

不同于一般小说的线性时间轴,《地啸》把历史切割为独立的时空片段,再以情感逻辑与伦理冲突为线索重新拼接。小说以1935年移民垦荒为起点,经抗战烽火,再跃入和平年代,直至1999年,形成跨越六十余年的时空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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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章节之间的时间被颠倒和重新组合。第一章讲述了1935年到1997年的故事,而第二章和第三章又重新回到了1945年和1944年的时间场域内,成为第一章的补充。在《地啸》中,时间成为构成成分,时间长河中的某一段落可以作为独立的成分被利用。第一章中记述的皂坝头自卫团战斗只一笔带过,到了第二章和第三章才作为独立的叙事成分被填补进时间进程。因此,小说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不必拘泥于时间的物理顺序,摆脱了前后逻辑的桎梏,小说内部叙事空间的利用率被提高。

在叙事手法上,《地啸》并非平铺直叙,而是情节穿插交织,设谜解扣,层层深入,历史节点与当下场景相互映照。“比如将军故乡的这一章节,存在真人真事。把遥远的历史事件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进行勾连,以现在人的眼光回望那段绵绵不尽的历史。”

以战争还原人性

《地啸》最动人之处,在于塑造了一群无法被简单归类的人物。主人公罗得宝绝非单薄农民符号,而是“集土地执念、男性尊严焦虑、偏执自私与底层善良于一身的复杂生命体”。王方晨坦言,“罗得宝的原型就来自那位朋友的祖父,但我赋予他更典型的文化承载,一个中国农民最朴素的人生理想就是拥有土地、儿孙满堂。他1935年离乡,并非被动逃难,而是主动选择向未知荒原进发,为了实现‘土地即尊严’的生存信念。”

这个人物身上充满矛盾。他既为开荒舍妻远行,又因小虾非亲生而屡欲加害;既怯懦欲逃战乱,又终在民族大义前被挽留;他与老肖的纠缠,是两种人格光谱的对照。王方晨说。

王方晨认为当代创作应“站在更高文明维度,关注人的尊严、情感的丰饶与心灵的成长”,“不仅于写战争,而是以写战争而还原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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