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真经求诸野
——读贺雪峰《南北中国》《东西中国》所感
贺雪峰先生是湖北荆门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贺教授团队深耕全国不同区域农村，长期开展田野调查，于2017年12月、2024年10月分别出版《南北中国》《东西中国》两部著作，集中展示其研究成果，这成为其研究“三农”问题的代表作。
《南北中国》论述的是中国农村的南北区域差异，即“依据村庄血缘联结的程度，可以将中国村庄划分为团结型宗族村庄、分裂型小亲族村庄和分散型原子化村庄。宗族村庄是聚族而居形成的村庄，村庄存在强烈的血缘认同并具有一致行动能力；小亲族村庄是指村庄内血缘联结仅限于五服以内，超出五服即不再认为是自己人，也就缺乏认同与一致行动能力；原子化村庄血缘联结比较弱，即使是兄弟之间，也缺乏强有力的认同与一致行动能力，现代规范是调节兄弟关系的主要规则。不同的血缘联结造就了不同的村庄社会结构，村庄社会结构又反过来影响了村庄治理及村民心理与行为模式。村庄社会结构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村庄社会结构分布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其中宗族村庄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小亲族村庄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的大多数村庄则是原子化程度很高的分散型村庄，由此可依据村庄社会结构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南中北不同区域”。
《东西中国》论述的是中国农村的东西区域差异，即“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县域经济从表面看还是县的体制，实际上在经济、就业和文化生活上早已城市化了。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带有着中国最多的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百强县’，这些’百强县’是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城市的’脚’。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缺乏现代制造业的支撑，其主要服务对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主要是为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因此，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脑”，其重点应当是服务农民。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县域经济的重点是生产性的，而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重点则是服务性的。”“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与中西部广大的农业型农村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经济发展、土地制度、农业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县域教育、农民收入、婚姻家庭和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不仅在形态上具有显著差异，而且已经形成了相当不同的发展与运行逻辑。可以肯定地说，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现在并非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的未来。”“当前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发展形成了很多经验，包括’三农’工作的经验。如果将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理解为城市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东部农村就不可能为中西部农村的发展提供示范，因为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注定是要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而更加萧条的。不理解中国农村的东西差异，就既无法理解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农村地区与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生产生活的差异，也无法理解政策的区域实践差异，也就可能因此产生理论误会和政策误判。”
个人认为，贺教授团队田野调查扎实细致持久，区域特点类型概括符合南北东西区域实际，提出的“三农”问题建议新颖独到，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在江汉平原农村出生长大，之后也在江汉平原工作生活20年，然后来到发达的珠三角工作近10年，之后又在欠发达的粤西工作近10年，所以对贺教授的观点和论述感同身受，其中诸多分析非常符合我个人生活、工作经历和感受认知。
《东西中国》认为：“目前’边远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多以自上而下的财政资源为主，其投入方式有两种：一是扶贫资源精准到人到户，二是扶贫项目实施’第三方化’。它们的共同点在于直接越过集体经济组织，由此产生了不少新问题，如扶贫到户带来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巨大的落差而产生的’新的不公’现象，以及扶贫项目与在村农户需求错位的问题。”关于“新的不公”问题，约10年前我在负责单位对口扶贫工作时就已经意识到。确定贫困户有个标准，即按家庭人均收入确定一个金额，在此线以下即为贫困户。国家严格要求为每个贫困户建档立户，限期完成脱贫任务，即人均收入超过贫困线。省市县三级扶贫部门非常重视扶贫工作，投入大量资金确保贫困户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线上收入。因为资金集中、充足，往往都能够在规定时间内让贫困户人均收入大大超出贫困线（不可能刚够线），超额圆满完成扶贫任务。但是与原来刚过贫困线却未获得贫困户资格的农户比，获得贫困户资格得到帮助的农户人均实际收入大大超过前者。还有的评定贫困户时刚刚过线，没有获得贫困户资格，经过几年扶贫原来贫困户收入大大增加，而刚刚过贫困线的农户反而因为种种原因低于原有人均收入，始终在贫困线上下徘徊，这样引起了新的不平衡和不满意。关于扶贫项目与在村农户需求错位的问题，一些单位扶贫存在短期行为，确定项目没有考虑可持续发展，只追求某个时点集体收入、农户人均收入达到脱贫标准即可。某大型企业为某贫困山村投入数百万元资金建立茶厂，注册商标、确定品级，动用自身营销渠道，动员所属子公司、所有员工购买，或以节日福利形式高价采购，产品利润充足，贫困村很快通过验收。但是，扶贫脱钩没两年，企业不再为扶贫产品包销，高价茶销路受限，茶厂随后倒闭。
《东西中国》提到，东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重点建设的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示范点，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发达地区村庄的发展模式”。这一经验其实并不完全适合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以我亲眼所见为例，国家拨付亿元资金给某欠发达山村建设美丽乡村示范点，此村为平常小山沟，未见特殊风景或者人文底蕴，即由省级层面直接设计、建设完成，设计水平和建设质量的确上乘，可以和地市以上步行街媲美。但我担心的是这么大的投入，会有多少商户和游客，会有多少收益？收回成本不可能，大概率仅仅是个示范和导向。
在佩服贺教授团队睿智的同时，也感觉有些小不足和小遗憾。
一是国有农场作为中国农村的一种特殊形式只字未提。国有农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包括监狱农场、司法农场体系）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 “国家队”，全国 31 个省区市共有35 个农业垦区、1787 个国有农场，嵌入式分布于边疆、沿江、沿海及内陆主产区。土地总面积约36.6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3.8%），耕地1.06 亿亩（约占全国 5%），人均耕地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总人口1411.21 万，从业人员592.64 万（一产 48.6%、二产 21.1%、三产30.3%），在岗职工167.74 万。农垦GDP9876.47 亿元（一产 2259.50 亿、二产3698.65 亿、三产 3918.32 亿），人均GDP71525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30722 元。粮食产量约占全国5.6%，是粮棉油糖胶核心基地、农业现代化示范窗口、边疆稳定与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国有农场管理体制分为三类：一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直属，计划单列） ，体制上是党政军企合一，副省部级，受国务院与新疆双重领导，自行管理内部行政司法，设 14 个师、179 个农牧团场、12 个师市合一县级市。其使命是屯垦戍边、经济建设、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二是中央直属垦区（2 个），即黑龙江农垦，为我国最大垦区，规模化商品粮基地；广东农垦，为热带作物（橡胶、蔗糖）核心基地。管理体制上是部省共管、以省为主。三是地方管理垦区（32 个） ，有省属集团化农场，如海南、江苏、安徽等农垦集团；有市县属农场，比如湖北等小型农场划归地方管理。国有农场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呈三个特点：一是集团化。102 家农垦集团，736 个农场纳入管理，占比 41%。二是企业化。68.8% 农场完成公司制改制，剥离办社会职能，公共服务纳入地方统筹。三是现代化。智慧农业、精准种植、数字农场普及，农垦品牌影响力提升。存在短板是区域发展不均、历史包袱重、人才短缺、市场化机制待完善等。
国有农场主体是农村，职工主要由汉族农民构成，镶嵌于全国31个省市区内部，绝大多数位于非中心城区，呈现小聚集大分布，点多面广战线长的特点，它属于贺教授定义中的农村范畴。这种类型的农村既不属于《南北中国》中的团结型宗族村庄、分裂型小亲族村庄和分散型原子化村庄，也不属于《东西中国》中的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型农村、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在经济发展、土地制度、农业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县域教育、农民收入、婚姻家庭和基层治理方面与南北中、东西中中国农村差异明显，也不同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是中国农村的一种特殊类型。作为土地总面积占全国3.8%、耕地占全国 5%、粮食产量约占全国5.6%、产值近万亿元，这么大体量的国有农场农村地区，被从事30多年农村田野调查的贺教授团队有意无意地忽略，在两部专著中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至少说调查归类不够完整。
二是东西差异还应细化，即东部发达地区内部本身也还存在东中西差异。《东西中国》将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沿海地区农村划为市场化、城市化区域，其实除了上海已经城乡一体化外，浙江、江苏、广东既存在城乡一体化的苏南、珠三角等区域的农村，也存在苏北、粤东、粤西、粤北等欠发达甚至贫困的少数民族农村，这些地区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农村情况类似，所以在田野调查、总结归纳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实际情况，切实进行细致分析，确保政策建议更加全面完整。
三是解决中西部农村底层农民基本养老（养老金和医保）问题一句未提。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出：大幅提升农村基础养老金，最低涨至1000元。作为连续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为农民每人仅增加20元养老金出面辩解：“这20元就像我在公司给员发奖金一样，一人1000块，员工拿到手觉得才1000块，对企业来说是一下拿8个亿、10个亿出来，政府也一样，每个人能拿到20元，政府总投入是非常大的。”这既体现了董某人媚态和傲慢，也反映其无良和无知。郞晓君先生的《这片土地，欠农民一个晚年——关于大幅提升农村基础养老金的完整政策倡议文稿》对此作了充分论述和驳斥https://mp.weixin.qq.com/s/kSvLn0rPu1aKx1MnFeVfnA。据腾讯财经报道（5月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经济学家刘世锦呼吁《给1.8亿农民涨养老金比大搞投资管用》https://mp.weixin.qq.com/s/asCWHMso7d9YGAWjsSdDcQ。他列举了一组测算数据：目前覆盖5.5亿人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95%以上为农村居民，1.8亿领取者月均养老金仅249元，与城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六七千以上”、城市企业职工退休金“3000元以上”的水平差距悬殊。“如果能提到600元（实际上就是农村目前的低保收入），再提到1000元，那么对宏观经济来讲，它拉动的需求可以拉动当年GDP增长大概是0.8到1个百分点。”他建议加快将一部分国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或在当年的财政刺激盘子中拿出较大比例用于提升低收入阶层收入。他直言：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既是一个长期的民生问题，也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的问题，如果步子太慢了，短期的经济增长就要受到影响。作为“三农”问题顶级专家、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的贺雪峰先生在《南北中国》《东西中国》（2024年10月出版）中对于解决广大中西部地区底层农民的基本养老（养老金和医保）问题一句未提深感遗憾（至今也未见其就此提出公开建议）。我生长在江汉平原农村，深刻体会贫困带给底层农民的痛苦。以我老家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为例，90年代以来有6人主要因为贫困而自杀，其中5人为老年人，1人为年轻人。6人中有5人与我是同宗，其中3人是老年长辈、2人是堂兄弟关系。6人中有3人因为生病怕拖垮家人自杀，有2人因为穷困看不到出路而自杀。我还有两位邻村的女性长辈——姨妈（一位在上世纪90年代、一位在2015年）也因为经济收入微薄、体弱多病而自杀。所以我认为，大幅提高底层农民基本养老金、普遍解决医保兜底问题刻不容缓。
四是缺少跨区域农民工异地生产、生活状态的调研。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6 年 4 月发布的《2025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5年全国农民工30115 万人，同比增加142 万人，增速 0.5%。其中本地农民工12109 万人，外出农民工18006 万人，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092 万人。省内流动11241 万人，跨省流动6765 万人，跨省占比37.6%。东部仍是主要输入地，服务业过半占54.7%，建筑、制造业占44.5%。平均年龄43.3 岁，其中外出农民工39.3 岁，本地农民工46.8 岁。这批跨区域流动、年均39.3岁的6765万农民工，是一个巨量的群体，虽然主要任务是挣钱养家，但是他们正值青壮年，绝大多数又面临长期两地分居、老人子女留守等困境，他们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他们面临的生理心理压力、异地歧视、前途未来困惑、突发情况冏境等诸多问题，很容易引发严重社会问题，迫切希望专家学者研究并解决，但是两部著作似乎未能直面和深入这一问题。
五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之路是否非得放在中西对立、中美对立的宏观叙事之下？在《东西中国》最后一章中贺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建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不仅从西方翻译了大量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引进了丰富的理论与方法资源，而且从西方引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或研究的对话对象。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社会科学界兴起的学术规范化运动，片面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与美国接轨，在研究和写作方式上及问题意识来源上都出现了国际化压倒本土化、国际期刊压倒国内期刊、美国标准压倒中国标准的倾向。更严重的是，随着部分国内权威期刊和部分权威学者倒向以规范化为显著特征的对话式研究，真正回答中国实践中的问题的研究变得边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未经百花齐放、野蛮成长就过早地’低水平成熟’了。许多规范化的对话式研究看起来精致，实则是缺少实践生命力的平庸研究，这种对话式研究无论进行何种精致的包装，都既难以回应中国现实问题，又难以形成理论本身的成长。在大量对话式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自外于中国实践，中国实践成为检验西方理论的经验碎片，最终使得这些研究变成美国社会科学的附庸，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社会学、政治学学科也正在步其后尘。”贺教授的分析不能说没道理，但结论很尖锐、后果也会很严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不仅学术方法有问题，根本方向就不正确。我个人理解，这可能是贺教授结题报告的话语需要，也是宏观背景下的政治表态。但是我想表达的是，无论美国和西方其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总体上一直开风气之先，这是无庸置疑的。至于这种工具和方法有没有结合中国实际运用于研究，研究结论是否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是否真实反映广大农民愿望，以及是否如作者所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未经百花齐放、野蛮成长就过早地’低水平成熟’”，这是我们研究人员及研究风气、氛围问题，美国和西方需要为我们负责吗？我们有必要将是否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三农”问题，提升到中美对抗、中西对抗的高度吗？
2026年5月22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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