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哲的出租屋里，搜出来三本日记。
其中一页写着：“富人都是老鼠，按摩女是垃圾，下雨天最适合干活。”
另一页画满了铁锤、电锯、黑色塑料袋，以及一些让人不敢细看的草图。
他甚至在日记里专门列了一张作案清单，名字、地址、下手时间，一行一行，写得整整齐齐，像一个项目经理在盯进度。
这个后来被韩国媒体称为“雨夜屠夫”的男人。
从2003年9月到2004年7月，在首尔江南区一带杀了20个人。
他落网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连环杀手。”
语气平淡，像在报一个无关紧要的快递单号。
2003年9月，柳永哲最后一次从监狱里出来。
他33岁，已经进去过14次，累计在牢里待了11年。
出狱那天没有一个人来接他，他在麻浦区九龙村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发霉单间，月租30万韩元。
墙壁发黑，窗户漏风，潮湿得被子都能拧出水。
九龙村是首尔最破的棚户区，跟一江之隔的江南区比起来，简直就是两个星球。
他盯上江南区的富人，是从这间出租屋里开始的。
他恨富人，恨得咬牙切齿。
但他从来不敢去碰那些身强力壮的富家子弟，他把目标锁定在江南区独居的老年人身上。
老人反抗不了，跑也跑不动，打开门之后连叫都叫不出几声。
他每次都是伪装成快递员或者水管工，按门铃，礼貌地笑，等门一开，掏出藏在怀里的铁锤，一锤砸下去。
那把铁锤是他自己改过的，锤头磨得很尖，握柄缠了防滑胶带。
他在监狱里跟老犯人学过怎么用力、打哪个部位最快致命。
出狱之后他练了很久，对着出租屋的墙、对着河边的树，一锤一锤地练，直到手臂发麻。
从2003年秋天到2004年初，四个月里他用同样的方式杀了7个老人。
这些老人跟他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只是住在他认为“该死”的地段，过着比他体面一点的生活。
其中有一位76岁的退休教授，终身未婚，退休金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柳永哲翻遍她家，抽屉里的现金整整齐齐，他没有拿走多少，他不是为了钱。
杀到后来，他连伪装都懒得做了。
法院后来的判决书里有一句描述让人后背发麻：凶手在作案过程中表现出极度的冷静与残忍，无任何情绪波动。
杀完富人，他的恨转向了另一群人：按摩女。
这个转折跟一段感情有关。
出狱后他在出租屋附近认识了一个姓金的按摩女，动了真心。
他给她画像，买鱼饼和辣年糕，攒了三个月的钱买了一枚戒指求婚。
对方拒绝了，说了一句让他彻底疯掉的话：“你有癫痫，有前科，穷得房租都交不起，我凭什么嫁给你？我要嫁就嫁江南的有钱人。”
他回家之后把戒指吞进肚子里，把所有的画撕得粉碎，然后翻出铁锤和电锯。
从那天起，他的猎杀名单上多了一类人。
他冒充警察，伪造了证件和假手铐，专门给按摩女打电话，说自己是扫黄的，让人来指定地点配合调查。
那时候韩国按摩行业的女性几乎不敢反抗穿制服的人，一叫就到。
她们被带进他的出租屋，一进门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在浴室里分尸，分成十几块，装进黑色塑料袋，扛到奉元寺后山埋掉。
奉元寺是首尔一座有名的古刹，香火很旺，白天香客络绎不绝。
他选那里埋尸体，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挑衅：你们求神拜佛有什么用，我把人埋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谁也没发现。
5个月里他杀了13名按摩女，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也就30出头。
其中有一个叫朴智妍的21岁女孩，高中辍学后打两份工养家，父亲尿毒症，弟弟还在念书。
她随身带的帆布包里没有化妆品，只有父亲的病历本、弟弟的成绩单和一张便签，上面写着：再攒2年钱，给爸爸换肾。
这个包后来被警方交还给家属时，她的弟弟跪在警察局门口哭得站不起来。
2004年7月16日凌晨，第21个目标——一个叫李素妍的27岁女孩走进了柳永哲的公寓。
她已经听说了最近连环杀人案的传闻，但对方自称是警察，她不敢不去。
进门的一瞬间，她看到了对方手里那副手铐。
那是塑料的，上面还有没撕干净的标签。
她突然清醒了，真正的警察不会用这种东西。
她拼命压住发抖的声音，假装随意地说了一句“我下楼买瓶水”，转身拉开门，用尽全身力气跑出去，连跑三条街，躲进一家便利店打了报警电话。
她对着接线员吼的那句话后来被韩国媒体反复引用：“他看我的眼神，是看猎物，不是执法。”
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两天后在麻浦区那间出租屋里抓住了柳永哲。
他没有拒捕，没有逃跑，坐在床边等着警察来。
被抓后他主动带警方去了奉元寺后山，指着几个地方说这里埋了三个，那边五十米还有两个。
搜查人员在冰箱里找到了一小块煮过的人体组织，在床底下搜出了那把铁锤、假证件、假手铐，以及三本日记。
审讯的时候他毫无悔意。
他说如果没被抓，要杀满100个人，成为韩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连环杀手。
法医给他做了全面鉴定，结论是没有精神疾病，完全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他的妹妹柳美妍在得知哥哥的罪行后，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个月不出门，只对外说了一句话：“他是恶魔，我是普通人，路是自己选的。”
——她和柳永哲是双胞胎，同一个娘胎、同一个家庭、同样的童年，走到两条完全相反的路上。
2004年12月，法院一审判处柳永哲死刑。
2005年最高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但这纸判决到现在也没执行。
韩国从1997年之后就没再真正执行过一例死刑。
算一算，已经29年了。
柳永哲今年56岁，在牢里关着，每天画画、写日记。
他拒绝见母亲和妹妹，拒绝心理矫治，对辩护律师说过一句话：“我没罪，是社会逼我的。”
他画的内容还是铁锤和埋尸地，日记里没有任何忏悔。
监狱管理人员的报告里写得很直接：无任何悔罪表现。
受害者的家属每年都去奉元寺祭拜。
金顺姬老人资助过的学生现在已经人到中年，每年照常去。
朴智妍的弟弟已经工作了，但他始终不敢跟任何人提起姐姐的职业。
120万人联名请愿要求执行死刑，但请愿书递上去之后石沉大海。
那三本日记现在封存在首尔警察厅的证物室里，纸页已经泛黄，有些字迹被潮气洇花了。
偶尔有研究人员申请调阅，看完出来，大多数人都沉默很久。
柳永哲的杀戮把韩国刑事侦查体系的底裤给扯了下来。
他的鞋印在多个案发现场反复出现，但富人区归一个警署管，按摩女失踪归另一个警署管，两边从不互通。
有的被害人家属去报案，警察说按摩女失踪是“自愿离开”，连案都不立。
DNA比对那会儿韩国的技术还只能测血型，检测周期拉长到二十天，等结果出来，他早跑到下一个城区了。
案发之后韩国花了十几年填这些坑。
犯罪侧写师制度引进了，全国连环案件联动系统建起来了，暴力刑满释放人员被强制佩戴电子脚镣，再犯率断崖式下跌。
首尔的监控覆盖率从当年的12%提到了98%，上门的服务业全部实名登记。
有办案民警在退休时说，柳永哲案是用几十条人命换来的制度修补，代价太惨烈了。
江南区的霓虹灯依旧亮得晃眼，奉元寺的钟声每天照常响起。
只有那些每年固定日子去后山烧纸的人知道，这片地底下埋着的秘密。
那些没等到的正义，就像江对岸的灯光，看着近，其实远得很。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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