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知名副教授、复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近日发视频称,因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陷入一场持续近两个月的风波。

视频下,老师们或转发附言、或默默点赞,字里行间满是共鸣与无奈。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奕斐咨询孩子在学校里遭遇“校园霸凌”的事。

沈教授请她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这位家长讲了两件事: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二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随后,这位母亲因为这两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

沈教授分析:“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

根据沈教授自述,就因为这波分析,家长转头就开始举报她。先是举报侵犯隐私,可视频做了变声处理,没有泄露隐私;随后她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

据报道,连续两个月,沈奕斐教授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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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令人最担忧的地方在于,“举报”这件事已经被滥用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甚至成了很多人们的固定思维方式。

现在有一种恐怖的风气是,只要不合自己心意的观念、视角,所谓“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正常情况下,举报指的是对于自己看到的非常明显的违法行为,向执法部门举报。这是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意识,而执法部门也必须重视。

所以并不是要污名化举报这个行为本身,而是要从概念上理清楚,到底什么是正常的法律性质举报,什么是那种“举报制社会”中的举报。

沈奕斐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滥用举报却影响很大”的案例。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举报的被滥用,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举报者自己——毕竟我们无法去控制每一个人的行为,去要求人们不举报——真正的问题在于受理机构。

沈奕斐遇到的问题是被举报吗?并不是。

她真正的痛苦和困难在于,“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小小的捕风捉影式举报,她却不得不耗费巨大的精力去自证清白,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制化自证陷阱”。

但举报者,却没有任何成本,只是打个电话、发个邮件而已。

我们平常所说的自证陷阱,往往来自于个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小人宣扬你有不道德的行为,你必须耗费巨大的精力去自证,否则谣言满天飞,让你很痛苦。

但沈奕斐事件中,她自己本来根本没有必要去自证——因为这只是一个和家长之间观念的分歧罢了。然而系统却要求她自证,要她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看来系统非常“重视”这个举报。

这,恰恰就是举报被滥用的根本原因——因为那些滥用举报者,可以从中得利。

“我就算是扳不倒你,也能让你掉层皮。”很多人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

这是因为,系统本身是怠惰的。系统并不会用最简洁直接的方式去检查这个举报的合理性,比如快速审查当时沈奕斐与家长交流的内容,并做出判断,而是要求被举报的沈奕斐自证。

而这个自证的流程又相当官僚化和繁琐,会导致当事人不得不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投入很长的时间,身心俱疲。

这是系统不会在意的——他们想要的只是结果,就是通过最繁琐的认证,让家长停止举报。

这就形成了一种诡异的模式:不管举报者说了什么,似乎举报者永远有理。

其实举报者的目的本身已经达到了,毕竟沈奕斐作为一位著名人士,耗费几个月的时间精力本身就是重大的损失。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扳倒你,而是让你难受、让你浪费时间、让你不得不蹚浑水。

这种系统实际上就是“鼓励举报”——但鼓励的并不是那些真正的法律性举报,而是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边界模糊的、道德化的举报。

本来应当是鼓励正义的举报制度,比如举报那些贪污分子、黑社会,这种举报者反而经常受到打击报复;而被滥用的举报制却成了“小人们的狂欢”,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你只要意见跟他们不合,他们就利用举报制来弄你。

那个家长,难道真的认为沈奕斐有问题?并不是。其实就只是单纯的对沈奕斐给出的回答不满意而已。

当这种劣质举报泛滥,意味着人人自危。

你的一切举动、言行都有可能被扣帽子,都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鼓励作恶”,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系统应当是鼓励正向的、边界清晰的、法律化的行为,而自动屏蔽那些道德攻击的、立场攻击的、模糊指向的东西。

说到底,举报制容易泛滥还是因为法制不健全的问题。

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其实就不应该存在什么“举报”——让法律的归法律即可,剩下的事情都是道德化的,本身就不应该受理。

在法律充分作为的情况下,“举报”这个词也应当被替代,比如“起诉”。

“举报”,本身就是一个行政化的、边界模糊不清的概念。按照沈奕斐遇到的这种情况,应当是“投诉”而不是“举报”。

投诉,是作为员工的管理方,对于员工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进行的受理,而处理方式也是简洁明了的。

但举报,是带有行政色彩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有所谓的“调查”,还要不断自证,整个处理方式是高度官僚化、行政化的。

当这种模糊不清的“举报”泛滥,会导致每个人一遇到分歧就想要举报,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想举报,不仅整个社会人人自危,也会让社会走向严重的内耗。

对于这种举报泛滥的情景和后果,60年前的历史早就给出过惨烈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