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自福柯至阿甘本，构成了一条隐秘而尖锐的思想史线索。
以下这段译者导语聚焦于二者对纳粹式生命政治的持续批判，揭示出这一看似已随“二战”远去的历史幽灵，实则从未真正退场。从种族卫生到人道主义干预，从集中营典范到当代紧急状态，福柯与阿甘本以不同路径共同指认：现代政治中，保护生命的名义往往与剥夺生命的行为同构共生。在自由民主制的日常表象下，公民随时可能沦为赤裸生命。
本文通过梳理这一思想脉络，警醒读者认清西方当下权力运作的深层逻辑，并重思世界未来政治的可能性起点。
贯穿“生命政治”的思想史线索
文 | 吴冠军
况且，阿甘本同福柯的关系尽管呈现出学理性的对立，然而在如下这个“初始点”上，从福柯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论一以贯之，那就是对纳粹式生命政治锲而不舍的批判与深度性的检讨。
这两位思想家都固执地、极度不合时宜地强调，尽管20世纪上半叶的“二战”距离我们似乎已经很遥远，然而纳粹政治的幽灵却远未消亡。福柯与阿甘本再三提醒读者：在现代国家中，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始终在场。
福柯认为，生命权力几乎必然是种族主义的。生命权力比至高权力更会导致大屠杀（种族灭绝），因为生命权力旨在调控整体人口的健康与安全。在纳粹政权下，灭绝犹太人，以及吉卜赛人、智力障碍人士、肢体残疾人士等，皆是以“种族卫生”（racial hygiene）的名义进行（犹太人被宣传为威胁生命的瘟疫或鼠灾），以保证真正高贵的人类生命（“雅利安人”）的繁衍。“如果种族灭绝诚然是现代权力之梦想，那并不是因为一种古代的杀戮权利的回归，而是因为权力植根在生命的层面、物种的层面、种族的层面，以及人口大范围现象层面上，并在这些层面上进行操作。”
生命权力之所以总是内在地与种族主义相关联，正是因为它恰恰是关于谁“值得活”的权力。纳粹让人（“低劣”的犹太人）死，恰恰是保证人（“优质”的德意志种族与人口）持续活的“安全手段”。越多地灭绝生命，恰恰是为了促使物种意义上的人类更优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纳粹德国覆灭半个多世纪后我们恰恰离国家社会主义仍并未很远。杀死生命（乃至大屠杀），正是在保护生命的名义下展开。
晚近热门美剧《地球百子》（The 100）中，作为至高权力掌握者的执政官—在该剧中是一位正面人物，隐指西方民主社会的领袖—多次在维持人类延续的名义下，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断”，终结一部分无辜者的生命。
而福柯研究者克洛伊·泰勒（Chloë Taylor）则更是直接将2003年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所发起的伊拉克战争解读为生命政治的结果：因为美国发起战争的理据就是对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人民（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的生命造成急迫的威胁。换言之，在今天，战争——“先发制人的战争”（preemptive war）——可以以保护生命为名而发动。
一如福柯当年所说，“为了在生命必需的名义下进行大规模屠杀之目标，整个人口都被动员起来：大屠杀变得和生命相关/至关重要（vital）”。我们已经目睹与见证了“在人道主义努力的名义下发动的大屠杀，使成千上万平民死亡，乃至上百万人变成难民”……在种族与人口的整体安全与持续生存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生物统治”，比起纳粹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将纳粹时代与现时代紧密关联这一点上，阿甘本比福柯更推进一步：相对于福柯用“监狱”来借喻现代社会，阿甘本则视“集中营”为现代共同体形态的典范。集中营非但没有随着第三帝国一起覆亡，情况恰恰相反。阿甘本用颇令人瞠目的笔调写道：“我们不得不预期，在城市中不仅会出现诸种新的集中营，而且会出现将生命刻写在其中的诸种永远新颖的且更疯狂的规介性界定。”
诚如本文第一节所论，纳粹式生命政治，使得政治之域与医学之域相重合、国家元首与医生的角色相统一。对此，阿甘本进一步写道：“事实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帝国标志着医学和政治的整合—这是现代生命政治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开始采取其最终形式。”
而在今天，生命政治这种“最终形式”非但没有衰亡，相反被我们当作“人道主义常识”而接受。在纳粹集中营中，那些“不配活的生命”被直接用于扶植生命的医学实验，变成“人类豚鼠”（Versuchspersonen）。“在纽伦堡审判中，德国医生和科学家们在集中营所进行的这些实验，被普遍地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篇章之一。”
然而阿甘本随即指出“令人不安的事实”：“用囚犯和被判死刑的人来做实验在20世纪已大规模地进行了多次，特别是在美国（而大多数参加纽伦堡审判的法官正是来自这个国家）。”“这些实验的非人性，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集中营，实质上是等同的”，因为被实验者的生命皆被实质性地缩减成了神圣人的赤裸生命。
而今天在世界各地普遍进行的对所谓“过度昏迷”或“脑死亡”病人所进行的活体器官移除手术，在扶助生命的生命政治逻辑（通过器官移植救人）下，恰恰是在毫无手软地灭除这些当代“不配活”之人的赤裸生命。除了变成“人类豚鼠”外，集中营里更多的“不配活的生命”，则被直接投入纳粹的“安乐死项目”。阿甘本指出，“没有理由怀疑，使希特勒和希姆莱在他们上台后立即实行安乐死项目的‘人道主义’考量不是善意的”。
然而，正是在生命政治的“善意考量”下，“该项目从一个理论上人道主义的项目转变成为一场大灭绝工程”。阿甘本要逼迫我们正视的是：今天的人道主义话语（包括“救死扶伤”的医学话语在内）背后的生命政治逻辑，恰恰同纳粹主义工程仍然保持着高度一致，如果不是更加高调、更加明目张胆的话：“现代民主国家中，公开说出纳粹生命政治家们不敢说出的话已成为可能（这也是一个清楚的信号，表明生命政治已经超越了一个新的界槛）。”
更进一步地，阿甘本强调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结构性地都可能随时成为赤裸生命，成为集中营里不再有任何“生气”的“穆斯林”（Muselmann）。
“营地”（camps）并非始自纳粹德国（最早可以上溯到19世纪90年代），并且也远远没有随着其覆灭而绝迹。营地之根本特征，就是它是一个例外状态被常态化的空间。“集中营是一个当例外状态开始变成常规时就会被打开的空间。”此处，阿甘本追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分析，后者曾写道：“被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我们所生活其内的‘例外状态’，就是常规。”
人类文明史上被压迫者的历史清晰展示了，对于他们而言，任何美好许诺（人人平等、自由、普遍人权等）都永远不会到来，而当下这种暂时性的“例外”（法治不够健全、民主不够完全等），才是永恒状态。阿甘本把该分析的聚焦点从被压迫者直接转到赤裸生命上，指出作为主权之隐秘基础的赤裸生命，在今天已经到处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生活形式，例外状态下的生命现在已经变成常规。“例外状态，本质上是司法—政治秩序的暂时性悬置，现在变成了一个新的、稳定的空间性安排。”阿氏指出：在希特勒上台后用“人民和国家保护法案”悬置魏玛宪法后，整个第三帝国的12年，实质上就是一整个持久的例外状态；而“自那之后，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在内的当代国家的根本性实践之一，就是有意创造一种永久性的紧急状态（尽管可能没有在技术的意义上做出宣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集中营成为现代政治之典范：“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空间的典范，在那里，政治变成了生命政治，神圣人实已同公民相混淆。”之所以称其为“典范”，正是因为每次这样一种政治空间之结构（在其中公民下降为神圣人）被创建出来时，“我们都发现自己实际上处身于一个集中营的在场之中，无论在那里面所施行的是哪种罪行，无论它的命名是什么，无论它的特殊地貌怎样”。在我们所生活其内的当下世界，大量经验性事实显示了：我们恰恰仍牢牢地处身于这一政治典范之中。
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是如此精于去有意制造永久性的紧急状态，在保护生命的名义下干涉与介入生命，甚至随时将公民转化为赤裸生命。“甚至一些大的后工业都市之市郊，以及美国的那些紧守其门户的社群，今天都开始看上去越来越像是集中营，在里面赤裸生命与政治生活（至少某些在具体的时刻）进入了一个绝对无可区分的地带。”这是阿甘本写于1994年的一个观察。
然而，当下生活在“后9·11”时代的我们，几乎更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体验：当你过飞机安检时，你的公民状态立即遭到实质性的下降。确如阿甘本所预见，我们越来越像是生活在一个永久性的紧急状态中，主权者通过声称要保卫生命不受恐怖主义袭击之伤害，而在范围广泛的具体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宣布了永久性的介入与监察。
如若你不幸被怀疑是恐怖主义者，那么你基本上就瞬间从公民下降为赤裸生命。诸如《24小时》（24）、《国土安全》（Homeland）等晚近热门美剧都告诉了我们，当一个公民被有关部门怀疑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时，他/她的公民状态会即刻被取消，被排除到法律范畴之外。“赤裸生命不再受限于一个特殊的地方或一个具体的范畴，它现在居住于每一个活着的生命的生物性身体中。”生命的赤裸化，正是在保卫生命的名义下进行。
例外诚然正在越来越变成常规，“紧急状态”越来越变成常态（永恒的紧急状态）。质言之：典范渐渐变成日常。“今天，任何地方，在欧洲、在亚洲、在工业化了的国家，以及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皆生活在一个禁止的传统中，亦即我们永久地生活在一个例外状态中。所有权力，不管是民主的还是极权主义的、是传统的还是革命的，都进入到一个正当化的危机中，在其中那作为系统之隐秘基础的例外状态，已经完全显露无遗。”
例外状态越来越变成常态这一点，阿甘本提醒我们从以下这个状况就可感受到：“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区分的暂时性废除，原系例外状态的根本特征之一，但在今天已经展示出它将成为政府的一个持久实践的趋势。”
在这个意义上，阿氏认为例外状态已经成为政府运作的一种典范状态。“集中营是一个隐秘的政治矩阵，而我们仍然生活在里面。我们必须学会识别的正是这一集中营结构，即使它变形成机场的‘等待区’和城市的某些郊区。”
即使在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中，主权者亦可通过决断“例外状态”，而使生命随时转变成神圣生命（赤裸生命）。阿甘本认为小布什总统的最大发明，就是“9·11”事件之后以“拘留者”（detainee）的方式“激进地抹除一个个体的法律状态，从而制造出一种法律上无法被命名的、无法归类的存在”：历史上唯一可以和关塔那摩里的拘留者相比的，就是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9·11”事件之后小布什将例外状态转变成常态，并每每自称“军队总指挥”，在阿甘本看来，这就是总统权力向至高权力转化之话语性标志。甚至在阿氏眼里，今天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比起大半个世纪前的纳粹甚至更恐怖：纳粹还仅仅把人口中的一部分—某些被指定的人，如犹太人、吉卜赛人、智力障碍人士、肢体残疾人士等—变成赤裸生命，而“我们时代所有公民，在一个特定但极度真实的意义上，都潜在地是神圣人”。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钳压生命的残忍操作（每个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与扶植生命的“人道主义”，恰恰以一种结构性的变态形式镶嵌在一起。
而且可悲的是，自由民主制下的公民越是依赖政府保护人权，“个体生命在国家秩序内的刻写”就越多，“因此，一切想把政治自由建立在公民的权利之上的努力，都是徒劳”。在阿氏看来，民主与人权根本不构成纳粹主义的替代道路。几乎是完全接着福柯的论旨，阿甘本指出：在纳粹的行刑者眼里，“灭绝犹太人并不被认为是杀人罪”，因为这些人必须死，才能让值得活的人更好地活。所以当战后的法官们将灭绝犹太人表述为一个“反人类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时，他们同样没有抓住生命政治的线索：在纳粹政治的逻辑里，这才是保证与捍卫人类（作为物种的人）最好的延续的“安全技术”。所以，阿氏尖锐地指出，“二战”之后那些胜利的力量—仍然体现为主权国家的至高权力—恰恰又“自身变成了新的大屠杀的源头”。
从贫民窟到难民营，今天，“营地”（camps）不是减少而是剧增。“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欧洲建起的第一批营地，就是为了控制难民而用的空间，然后，拘留营—集中营—灭绝营的序列，标识出了一个决然真实的亲源性。”今天，我们仍然深陷在作为现代共同体典范的“集中营”之中，在其中，政治变成生命政治。
可见，生命政治从科耶伦中经福柯到阿甘本的思想史，表面上似乎每个阶段都各有其理论开阖，但在诸多严肃的断裂与抵牾背后，却仍然有一条始终延续着的隐秘线索。
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其根本旨归都在于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之事实”，即在当代政治中的纳粹主义幽灵。换言之，福柯与阿甘本之不同版本的生命政治论，最终的落脚点，都恰恰是生命政治的“起始点”：纳粹式生命政治。那据说已“终结历史”的自由民主制，实则仍然深深内嵌着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形态。
2014年上映的由罗素兄弟执导的高票房电影《美国队长2：寒冬战士》，亦影射了纳粹时代与现时代的内在联结。电影借反派人物前纳粹科学家之口说道：“二战”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当人们的自由被剥夺时，他们会反抗。战争教会了我们很多，人们需要让他们自愿地去放弃他们的自由”。而70年后的今天，“人类最终已准备好自愿放弃自由来换取安全”。所以，“我们赢了”！
电影之外的真实世界并不会出现“美国队长”这样的超级英雄来徒手拯救，因此，当生活在“后9·11”时代下的人们彻底遵循生命政治逻辑而将自己交付给“安全技术”，当典范的集中营全面变成日常常态，那一天，纳粹就真的“赢了”！
是以，即使我们生活在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公民社会里，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在权力之眼里看来，仍然只是一个驯顺的身体，乃至一个数字，可以—甚至是必须—被治理、监察、规训、控制，并且，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可以随时被瞬间降低为一个赤裸生命。
诚然如阿甘本所言，“在权威的眼中—或许也该是这样—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普遍的人更像恐怖分子了。”故此，透过生命政治的思想史线索分析我们看到：即使生活在自由民主制下的公民，也仍然远非一个自由的人，而只是一个无名的身体，乃至一个赤裸的生命（神圣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的政治—或使用阿甘本的术语，“随时到来的政治”（the coming politics）—不管采取何种形态，皆必须以抵抗生命政治作为其出发点。
BOOK
推荐图书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吴冠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本书是意大利当代哲学家阿甘本的经典政治哲学著作， 他在书中构造了“神圣人”这一学术性概念（可以被杀死却不能被献祭的含混形象），用以揭示权力的原始结构和西方政治的暴力本质，将当代政治哲学理论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书中创新性地分析了西方政治及法律的逻辑，详细地介绍了“神圣人”一词的内涵，深刻阐述和批判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探讨了生命政治在传统政治理论史上的隐秘在场。作为一本里程碑式的政治哲学著作，它不仅影响了齐泽克、奈格里等思想家，更深刻重塑了人们对生命、政治与权力的认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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