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围绕西方首次试图秘密推翻一个政权的行动，外界形成了一套简单而完整的叙事。大意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在阿尔巴尼亚展开一系列秘密渗透任务，空投多批特工，试图推翻恩维尔·霍查政府。但这场行动最终惨败，甚至成了传奇式的失败案例——原因就在于英国情报官员金·菲尔比向莫斯科通风报信，而苏联方面又将消息转告给了地拉那的盟友。
斯蒂芬·朗在新书《苦果丰收：冷战初期中情局与军情六处在阿尔巴尼亚的秘密行动》中指出，这套叙事虽然并非全无事实依据，但其中大部分内容并不成立。的确，冷战初期阿尔巴尼亚上空曾发生过空投行动；这项行动也确实由英美联合实施。
但根据朗基于档案研究和数十次采访得出的结论，这些任务未必是为了推翻霍查，也未必是为了终结阿尔巴尼亚的政权。更重要的是，菲尔比和苏联很可能根本没有导致这场行动最终失败。朗将这段早期冷战史从陈旧叙事中重新打捞出来，呈现出一个远比大众记忆中更混乱、也更灾难性的故事。随着美国再次开始讨论政权更迭的可行性，这一次对象是伊朗、古巴等国，这段历史也突然显出强烈的现实意义。
霍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掌权后，阿尔巴尼亚很快成为一个充满裂痕的国家。这不仅体现在反霍查阵营内部——其中既有支持君主制的力量，也有亲西方派别，还有主张与邻国南斯拉夫的人加强联系的人——也体现在霍查政权自身内部。
整肃、逮捕、公开审判和虚假定罪接连出现。霍查执政初期，这位日后成为强人领导者的人对敌友都毫不留情。朗写道，这让外部观察者觉得，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处于动荡中的国家”，似乎只要再发生一连串合适的事件，政府就会轰然倒塌。
这时，战后的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登场了。与冷战后期那种高度官僚化、程序化的情报体系不同，战后初期的军情六处和中情局几乎称得上混乱不堪。尤其在美国一侧，监督极为有限，这些机构几乎可以随意炮制自己想出的各种计划。读朗的书，会让人觉得他们与其说像詹姆斯·邦德，不如说更像一出荒诞喜剧。若不是这种作风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和资源浪费，这种混乱甚至近乎滑稽。
英美官员从远处观察阿尔巴尼亚时，意识到他们需要更准确地了解这个国家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阿尔巴尼亚行动的初衷未必是推翻霍查。对伦敦和华盛顿而言，即便这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真的倒台，他们担心的也不只是苏联的反应，还包括意大利、希腊和南斯拉夫这些邻国可能趁机瓜分阿尔巴尼亚。因此，这项任务的重点，是评估霍查政权究竟有多脆弱，并判断接下来应当怎么做。
为了获取情报，英美官员制定了一项在纸面上看起来颇有成功希望的计划。他们从散布在欧洲难民营中的阿尔巴尼亚流亡者中招募了数十人，在马耳他和西德对他们进行训练，内容包括轻武器使用、地图判读，甚至“无声杀人的技巧”。
最初，英国方面主导了一系列两栖秘密登陆行动。后来由美国执行的飞行任务中，一支波兰飞行团队驾驶没有标识的C-47运输机进入阿尔巴尼亚领空，将这些人空投到阿尔巴尼亚境内。抵达后，这些阿尔巴尼亚小组需要通过无线电回传评估结果，在当地争取支持，并等待进一步指令。
但几乎从一开始，一切就都不顺利。1950年原定进行首次空投时，近一半阿尔巴尼亚特工临阵退出，据称原因是他们内部的“政治内斗”。即便人数已经减少，这次空投仍因大雨和降雪被取消。
大约一周后，美国官员再次尝试执行任务。可特工们自己穿的衣服却过于单薄。朗写道，这些衣物“完全无法应对极端寒冷潮湿的冬季天气”，以至于有人“不得不把备用小降落伞割开裹在身上取暖”。此后，情况只会更糟。波兰机组把这些特工投放到了距离预定地点整整一天路程之外的地方。空投的隐蔽性也迅速消失。一名特工回忆说：“所有人都知道有伞兵降落了，因为我们的东西掉进了附近一个村子里。”
这些人为了躲避安全部队的搜捕，在森林里藏了将近一周。等他们终于出来后，当地人告诉他们，阿尔巴尼亚安全部队原本已在最初的空投区设下伏击。也就是说，错误的降落地点反而救了他们一命。可在补给不足、突袭优势已经完全丧失的情况下，这支队伍最终彻底放弃任务，徒步越过南斯拉夫边境逃生。
类似情形一再重演。另一名参加后续任务的特工回忆，他所在的小组偏离空投区约3.5英里。落地后，他们发现任务负责人“在行动前喝了本该用来安神的威士忌，结果喝醉了”。他们一路摸到最近的村庄，再次躲避安全部队，只靠生玉米撑了两周。和第一支队伍一样，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越境，最后也确实逃到了希腊。
而这些人已经算幸运。一次又一次，许多小组在空投后立刻失踪，英美方面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短短几年间，就有数十名特工损失殆尽。朗指出，阿尔巴尼亚安全部门拥有一个明显优势：在这些特工小组出发之前，他们就已经准确掌握了空投区的位置。很多时候，这些阿尔巴尼亚招募人员几乎是直接跳向了死亡。
年复一年，结果始终如一。回传到华盛顿和伦敦的信息寥寥无几，而一整支一整支反共阿尔巴尼亚特工队伍却不断消失。朗记录称，这场持续6年、到1955年结束的行动，损失率达到36%。无论放在当时还是今天，这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霍查在阿尔巴尼亚政权顶端又维持了数十年，直到1985年去世，成为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
《苦果丰收》以极其细致的方式重构了这些失败。从特工招募，到伦敦与华盛顿之间的官僚摩擦，这本书几乎逐项展开，详细梳理了一场长期缺乏审视的秘密行动。而所有这些铺垫，最终都指向全书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把整场失败归咎于菲尔比及其苏联上线的说法并不真实。这种说法实际上也让西方情报人员和流亡者自身逃避了责任。
毕竟，阿尔巴尼亚在地缘政治上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边缘地带。它当然是苏联的卫星国，但远非莫斯科更广泛利益中的核心部分，更不像是苏联愿意为之动用自己头号内线的地方。一名美国官员回忆说：“一个神志正常的人，为什么会为了这种事去冒险动用像菲尔比这样的资产？”朗写道，菲尔比自己很可能也得出了同样结论：“说到底，阿尔巴尼亚不值得他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
在朗的叙述中，这场行动接连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阿尔巴尼亚招募人员本身。尽管接受了训练，他们远称不上成熟的秘密行动人员。一份报告抱怨说，其中一些人“连坦克和农用拖拉机都分不清”，而且很多人忍不住泄露自己在做什么，尤其是在阿尔巴尼亚流亡社群内部。
正如一名美国官员所说，这种“酒吧里敞开说”的作风，很快就传到了当局耳中。考虑到这些阿尔巴尼亚特工常常被投放到自己成长的村庄附近，地拉那方面几乎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就能判断下一次任务会在哪里进行。
但问题不只出在阿尔巴尼亚招募人员身上。参与行动的中情局官员在情报业务上同样谈不上专业。一名中情局官员回忆，他的一些同事“张扬得像是在把圣彼得大教堂说成一场秘密行动”。
一种弥漫全局的傲慢笼罩着这项任务，让中情局官员看不到阿尔巴尼亚对手其实已经占了上风。有一次，一个阿尔巴尼亚小组连续7次没有对中情局的“控制口令”作出正确回应，但负责人员却若无其事地继续推进，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已经被俘。朗写道，他们“不愿接受自己最看重的特工小组已经落入敌手这一事实”。
最终，美国人开始怀疑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没有暂停行动，反而继续把特工直接投进阿尔巴尼亚的陷阱之中，把最初的“挫折”一步步变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多亏朗的研究，这场“无法挽回的灾难”终于有了一份更准确的历史记录。如果阿尔巴尼亚这个案例具有代表性，那么美国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乌克兰等地实施的类似空投渗透行动，外界对其认知在更深入审视后也可能被彻底改写——尤其是因为这些行动的失败，同样常被归咎于菲尔比。但在此之前，有一点已经很清楚：这场行动中真正吞下苦果的，是伦敦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以及夹在中间的阿尔巴尼亚反共力量。
对2026年的美国官员来说，这本应是一堂值得认真吸取的课，尤其是在伊朗战争已经酿成灾难的背景下。毕竟，德黑兰政权几个月前从外部看起来同样像是摇摇欲坠，似乎随时会垮台；但此后它不仅挺了下来，甚至还得到强化。伊朗的宗教领袖与霍查或许几乎没有共同点，但两者都比华盛顿预想的更长久地维持了权力。
讽刺的是，这一次似乎恰恰是中情局最清楚这一点。在战争爆发前，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曾表示，在伊朗推动政权更迭的努力是“荒唐的”。事实证明，拉特克利夫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对于一个坚信自己会走向胜利的政府而言，这样的警告并不重要。
正如阿尔巴尼亚的案例所显示的，伊朗的灾难并非源于内部间谍，也不是因为什么背叛性的外部力量。问题只是在于，美国政府陷入了自身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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