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13日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7月9日发表题为《写给300岁美国的信》的文章，作者是该报评论员西村博之。文章摘编如下：

致2076年的美国：

今天是2026年7月4日，人们在庆祝你250岁生日的同时，也在担忧你的未来。

在纽约，来自世界各地的帆船在哈得孙河上展开大型巡游。我遇到一位名叫乔纳森的年长金融家，我向他提问：“与1976年的200周年国庆相比您觉得有什么不同？”他回答说：“那时候的我并不以身为美国人而羞耻。”

他坦言，“我现在为自己是美国人感到羞耻”。他给出的理由主要包括美国在特朗普治下正在倒退回金权政治和寡头政治。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53%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自豪”或“很自豪”，创下历史新低。对美国未来50年发展持乐观态度的受访者占比更是仅有28%，同时有66%的人认为社会撕裂将会加剧。

历史上，美国内部曾多次出现社会撕裂和对未来抱有悲观预期的情况。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冲突双方是独立派和效忠英国君主的保皇派。

即使在1876年美国建国100周年之际，内战的创伤依然深重，南方对变革的抵制和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即便在奴隶制废除之后也依然存在。

1976年，美国在因越南战争造成社会分裂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迎来建国200周年纪念日。

到了2026年，美国总统仍在煽动对立，以至于“内战”一词也被不时提起。50年后的人将如何看待这个时代，仍然引人深思。特朗普政府究竟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外？还是一个转折点？

纵观美国历史，分裂与重生始终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作为一个年轻的多元化“实验性国家”，价值观的冲突时有发生，但这些冲突也通过破坏与创造，催生出社会活力。

美国的强大恰恰来自克服危机、自我修复的能力。如果300岁的美国能够对半个世纪前的悲观论调一笑置之，这便是其修复力依旧的证明。或许那时的你已经摆脱了困境，正在迎接新的挑战。

问题在于，现在的美国社会撕裂持续存在，但修复机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

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在美国总收入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10%增长到近期的21%，翻了一番还多，而收入靠后的50%人群的财富占比则从20%下降到13%。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也进一步扩大，从1980年的约30∶1扩大到约280∶1。

过度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闭塞感，助长了民众不满。当企业和富人利用游说和政治捐款操纵法规和税收制度以谋取私利时，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按照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说，这种现象属于“政治的衰退”，它加剧了不公平感。

唐纳德·特朗普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煽动民众的愤怒，并将移民等议题作为民众宣泄不满的出口，从而赢得他们的支持。讽刺的是，他推行的政策实际上有利于那些捐献巨额资金的富人，但他的支持者却拒绝面对这一现实。

由不设限的企业捐款支持的政治广告很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50年后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将会更巧妙地影响人们的意志，这种担忧是否是杞人忧天？

美国曾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不平等正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从罗斯福新政到二战后，美国经历了“大收缩”时期。加强累进税制、保护劳动者权益和支持教育都取得丰硕成果。

这种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高通胀时期不再行之有效，最终让位于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但关键在于，美国总是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大胆调整政策方向，保持韧性。

然而，严重的党派分歧已将“政策竞争对手”变成“宿敌”。我担心这可能会让政策体系的摆锤无法自动回摆，而这一直是美国修复力的根基。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历史学家弗兰克·克林伯格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每隔二三十年就会在对外干预与孤立主义之间做一次摇摆。他指出，过度干预及由此产生的反作用力导致孤立主义回归，这一过程之所以会反复出现，是因为代际更迭和记忆的消退。

特朗普政府一边高喊“美国优先”，一边却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实施武装干预，这表明其缺乏坚定信念。这种外交可以被描述为“商人式利己主义外交”，只要有利可图便会出手干预，没人关心什么国际秩序。

然而，对伊朗的打击表明这种反复无常的干预并非万能，只想着通过武力压制他国，哪怕强大如美国也会遭到反噬。

一项有关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民意调查显示，77%的美国人认为，如果开国元勋们看到国家的现状，他们会感到失望。那么，在庆祝建国300周年之际，人们又会作何感想呢？孩子们是否依然相信美国梦？（编译/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