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九世纪，音乐在西方世界是构建文化、文明和帝国比较理解的战场。然而，当英国人在十九世纪第一次聆听中国音乐时，他们主动地将这种与他们的文化截然不同的音调、旋律和音色化为一种种族主义的武器，以削弱中国文化在十八世纪英国享有的高度尊重，并确立英国对这个帝国竞争对手的明显权威。但并非所有人都持这种观点，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音乐反映了中国文明的精妙之处，英国人可以被教导去理解和欣赏这种音乐。事实上，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是理解整个中国的重要象征，因此，它对于未来构建更有效的政治关系至关重要。之后，随着英国和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音乐成为帮助英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塑造两国关系的重要新工具。
1851年8月中旬，在英格兰南海岸外怀特岛的夏宫奥斯本宫（Osborne House）中的一场私人音乐会上，维多利亚女王聆听了一位未留下姓名的中国女子演唱来自其故乡的歌曲。而这是这位世界最大帝国的统治者第一次听到来自中国的歌声。
奥斯本宫
现存的记录显示，维多利亚女王对这些到访奥斯本宫的中国女子的外貌颇有好感。她在日记中写道，“她们的衣裙非常漂亮”，“她们乌黑的头发也很美”，甚至还为随行人员画了一幅小小的素描。然而，这些女子的音乐却并未打动女王。维多利亚在描述其中一名女子的歌唱时写道，这首歌似乎是用琵琶伴奏演唱的：“她唱歌的方式是我听过最可怕的，听起来就像啼哭的孩子和猫叫混在一起！”由于中国歌曲独特的风格与她此前听过的任何音乐都大不相同，维多利亚只能从自己记忆中最令人不适的声音中寻找比喻，以表达她的厌恶。
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对中国音乐之声作出如此强烈而尖刻的反应，并不罕见。事实上，许多英国人如同维多利亚女王一般，用夸张且带有种族色彩的语言描述中国歌唱风格，贬低中国人的嗓音，称其如同野兽般、稚嫩，或仅仅是不受控制的声音。数百篇在英国流传的游记中充满了对中国多元音乐景观的描述，作者们似乎竞相用越来越夸张的语言来描述中国音乐类型。在上海公共租界生活和工作的记者克拉克（J. D. Clark）觉得福州路娱乐区女歌手演唱的情歌“怪异得令人毛骨悚然”。音色明亮、音调高亢、发声靠前的演唱方式，在他听来“非常令人厌倦和单调”。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众多英国传教团体，其数量从1860年的不足百人增长到1900年的三千人，也尝试让中国人来演唱圣歌，主要是因为人声作为新教圣歌的演唱工具，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当时颇受欢迎的英国音乐期刊《音乐先驱报》（The Musical Herald）上，一位作者将一群未经训练的中国基督徒的歌声描述为“一片混乱的喧嚣”。该期刊致力于合唱和声乐教学。随着此类报道在英国广泛流传，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比他们的前辈更了解中国音乐。
从十八世纪的“中国热”到十九世纪的人类学
十九世纪，英国听众获得了更多听到中国音乐的机会，而这些新的音乐接触经历，反而促使英国社会对中国的整体印象进一步恶化。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热”时期，英国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痴迷于中国茶，用中国奢华的丝绸和瓷器装饰家居，并对中国产生了敬重之情。然而，由于当时英中两国的交往主要局限于奢侈品贸易，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对中国音乐几乎一无所知。
十九世纪中，英国人接触中国音乐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多。到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与晚清中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华人移民群体在世界各地逐渐壮大。这两个并行的过程共同使中国音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英国人听见。结束两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1842）和《天津条约》（1858）中的相关条款，使更多外国人得以进入并游历清帝国；许多人也在游记中向国内读者描述他们在中国听到的音乐与声音。同样，随着华人移民进入大英帝国不断扩张的各大城市：包括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新加坡和圭亚那的城市，以及伦敦和利物浦，华人侨民将中国的音乐带往世界各地。
这些全球性进程，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第一次能够亲耳聆听中国音乐：无论是十九世纪晚期北京城中上演的京剧，还是伦敦泰晤士河畔莱姆豪斯堤道上海员们演唱的粤语民歌，皆属此类。然而，这些音乐相遇的意义并不只是审美层面的。相反，这些新的音乐体验挑战了英国人早先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既有认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相信，中国音乐是一种有助于他们更深入理解中国与中国人的工具。尤其是对具有帝国意识的英国人而言，这些音乐经验被视为与十八世纪“中国热”所塑造的中国文化正面形象相互矛盾。因此，音乐的交流，反而造成了英国社会对中国整体印象的恶化。
这些关于中国音乐的描述在维多利亚时代人类学的知识背景下具有更具体的意义。当时的人类学被种族主义伪科学理论所主导，这些理论试图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论证世界各地种族差异的根源。在英国，隶属于伦敦人类学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等机构的种族科学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声称英国白人具有等级森严的种族优越性，以此为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帝国霸权辩护。在此背景下，歌唱和音色成为判定不同种族特征（包括华人）的重要工具。正如出生于伦敦的管风琴家兼音乐学家爱德华·林博（Edward Rimbault）在1875年所写：“人类声音的音调变化所表达的思维感受是种族特征之一。”因此，一些种族科学家受到所谓华人歌声奇特的描述的影响，开始探索华人歌手独特的嗓音与种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加拿大出生的内科医生兼喉科医生乔治·邓肯·吉布（George Duncan Gibb）断言，中国人声音风格的差异可能与中国人种族化的身体特征有关。吉布曾在“陌生人之家”（Strangers’Home for Asiatics, Africans, and South Sea Islanders）进行研究。该机构是位于伦敦东部的一家慈善住宿机构，专门收容贫困的非欧洲裔海员，成立于1857年。吉布在该机构内测量了当时居住在此的约280名中国海员的喉咙和会厌，以验证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声音高亢、鼻音重（正如旅行者和传教士的描述）的印象是否具有生物学基础。据吉布称，在这些中国人中，“无一例外，所有人的会厌都完全下垂”。这种悬垂的会厌显然意味着呼吸的空气只能通过喉咙中更狭窄的开口，因此导致中国人的声音听起来更“金属感”、“闷闷的”，音调也更高。对于像吉布这样的种族科学家来说，聆听中国人声音时所听到的差异不仅仅是风格上的区别。相反，这些声音被认为是人类种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的证据。
这些结论显然并非基于客观事实。尽管如此，英国种族科学家关于中国人声音差异的生物学基础的论证，对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许多人来说，中国音乐被视为中国文明衰弱的象征，这反过来又解释了清末时期所面临的内部冲突、经济危机和帝国剥削等困境。正如苏格兰音乐作家兼管风琴家詹姆斯·卡斯伯特·哈登（James Cuthbert Hadden）在1901年所写：“中国人的声音似乎与中国人的软弱性格有几分相似。”对于英国的听众与观察者，中国音乐象征着衰弱的中国文化，背后是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的晚清。对中国音乐的种族化描述，暗示着曾经备受推崇的中华文明如今的困境是种族劣势所导致的，反之也合理化了大英帝国的扩张行为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
英国大众对中国音乐的其他看法
并非所有英国人都利用中国音乐来贬低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一些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实际上试图扭转对中国音乐的负面看法，并利用音乐向英国观众展现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精妙之处。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884年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健康博览会（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该博览会旨在展示英国在卫生、疾病控制和营养等健康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为了提升博览会的国际影响力，主办方特地开设了一家中国餐馆。这家餐馆由中国服务员服务，是英国首家供应中国菜肴的餐厅。除了向英国游客介绍莲藕和燕窝汤等菜肴和食材外，游客们还能欣赏到一支六人乐队演奏的约四十首中国传统器乐作品、民歌以及中国地方戏曲选段。这支由弦乐、管乐和打击乐演奏家组成的乐队是由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派往伦敦的。赫德于1863年至1911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曾与中国政府官员合作，组织中国参加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英国举办的所有大型国际展览。赫德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也是中英音乐交流的著名推动者：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赫德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民间铜管乐队，这支乐队经常在赫德于北京举办的花园宴会上演出。
赫德乐队
1884年，赫德派遣一支中国乐队前往伦敦，延续了他促进跨文化音乐交流的理念。他安排乐队体验伦敦最精彩的音乐生活，为他们购买了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管弦乐演出的门票，甚至还安排了一位英国音乐教师指导他们演奏英国国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然而，他的主要目的在于教育。赫德希望英国观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音乐，鼓励他们超越当时流传的种族刻板印象，去欣赏这一文化传统。通过派遣一支民间音乐家乐队在伦敦演奏中国音乐，赫德旨在向英国观众展现中国音乐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所演奏的音乐，国际健康展览会中国展区的参观者还可以购买展览图录，其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音乐文化以及乐队演奏的曲目。事实上，该图录甚至收录了乐队演奏曲目的乐谱，使英国参观者能够在家中演奏《柳青娘》、《王大娘》和《华祝歌》等曲调。赫德希望通过邀请这支中国乐队参加伦敦的大型展览，让英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及其文化。他深知，中国音乐是英国人了解中国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英国能够更接受中国音乐，他们或许也会更接受中国整体，从而促进两国间更加顺畅的外交和商业关系。
然而，尽管赫德希望这支乐队能够向英国公众展示中国音乐的精妙之处，但乐队的音乐却遭到了嘲笑。据《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报道，该乐队演出时，观众们被他们听到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噪音”逗得捧腹大笑。其他记者则运用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比较手法，其中一位认为，这支乐队让伦敦的观众想起了苏格兰高地的音乐。《晨邮报》（TheMorning Post）称，该乐队的音乐“对盖尔人来说比对南方人来说更有吸引力”。这种中国音乐与苏格兰音乐的比较并非仅仅基于唢呐和风笛的旋律管之间明显的音色相似性，以及中国和苏格兰五声音阶旋律表面上的共通之处。相反，这些表面上的音乐相似性在英格兰南部听众看来，暗示了中国人与苏格兰人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原始性”，这为英国听众提供了一个种族框架，让他们得以解读这种此前从未听过的音乐。在英国，苏格兰人长期以来被视为“野蛮人”的典型代表，英国人常常以此来比较新“发现”的民族。由于将中国与英格兰的苏格兰人进行种族比较，以及伦敦媒体对乐队音乐的普遍贬低，赫德试图通过音乐表演来改善英国对中国印象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尽管赫德竭尽全力，他试图通过音乐表演来改善英国对中国印象的努力还是失败了。1884年博览会餐厅里的英国食客们，尚未准备好体验一场中国音乐文化的美餐。
结语
十九世纪的音乐是构建文化、文明和帝国比较理解的战场。对于许多具有种族意识的十九世纪英国人来说，一个国家音乐文化的审美力量反映了其创造者的活力。许多音乐学家都持此观点，菲利普·博尔曼（Philip Bohlman）写道：“种族科学和音乐科学是现代性的姊妹论述。”因此，当英国人在十九世纪第一次聆听中国音乐时，他们听到了种族的意味。许多人对这些与英国以往听过的任何音乐都截然不同的音调、旋律和音色感到失望。这些听众将他们的反感转化为论据，证明中国在文明和种族上整体上不如英国。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削弱中国在十八世纪英国享有的高度尊重，并确立英国对这个帝国竞争对手的明显权威。但并非所有人都持这种观点。一些听众，例如罗伯特·赫德，认为中国音乐反映了中国文明的精妙之处，英国人可以被教导去理解和欣赏这种音乐。他认为，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是理解整个中国的重要象征，因此，它对于未来构建更有效的政治关系至关重要。十九世纪，随着英国和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音乐成为帮助英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塑造两国关系的重要新工具。
（作者单位：英国爱丁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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