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凌晨，咸镜北道安城郡一座破旧的安全部招待所里，20岁的李天明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命令他立即赶往机关值班室。广播里反复播报南北开战，他挎上苏制步枪，心里却暗暗嘀咕：难道这不是又一次边境摩擦？
他出生在1930年的咸镜南道永兴郡，14岁辍学进了清津仁谷洞的五金厂当搬运。那时日本宪兵到处搜查稻米，谁私煮白米就得挨耳光。更有年轻人被拉去日本和伪满州当劳工，命悬一线。
1945年8月，苏联红军炮火临海而至，日本警署一夜逃散。乡亲们举着太极旗涌上街头，吼着“独立万岁”。可刚喘口气，就有人挨了当头一棒：苏军士兵在市区抢掠，李天明的姨妈金相玉险遭侮辱，父亲的金怀表也被夺走。初尝“胜利”的味道，是苦的。
苏军占领后，内务体系迅速搭建。1948年，靠父亲的旧识，18岁的李天明进了平壤内务省安全军官学校，苏联少校当教官，学员们天天端着墨绿色莫辛步枪劈刺、集体背诵《内务兵守则》。1949年秋，他以中尉军衔被分到咸镜北道内政厅，任务是“摸底潜在敌对分子”，表格上“地主”“伪官”“资本家亲属”等标签赫然在列。
战火突至，全境总动员。清津被美军航弹撕成焦土，钢铁厂的高炉化为焦黑废墟。男人上前线，妇孺守残垣，逃兵却越来越多。李天明带队挨家搜人，跑断鞋底也难觅其踪。内政厅于是发出“抓到即使当场处决亦可”的密令。
10月13日夜，安城郡丰仁山谷。140名囚犯在冷风中排成长龙，多是日据旧日地主、伪警一家，或被冠以“叛徒”之名的工匠、教师。枪声连绵，山谷回响，第二天一早，官员们挥铲掩埋血迹，再回去接收新的名单。
处决像工厂流水线。卡车奔走于村巷，门板被踹开，镣铐哗啦作响。一位老妇扑车痛哭：“他不过是个木匠！”尘土扬起，回答她的只有远去的发动机声。抓到的人若试图逃窜，几乎都倒在枪口下。
月底，钟城郡“西北青年团”案爆发。27名青年暗印太极旗，盼望美军北上。头目徐嘉拔枪射杀民政官，自遭乱枪倒地。23名男生女生被连夜押到东浦里山坳，车灯照着脸，子弹随即划破夜空。唯一跳车逃生的李润植，消失在山林。
1951年4月，李天明在清津码头伏击五名韩国特工，中枪负伤。右肩骨碎，转入铁郡战伤医院疗养两年。战事僵持后，他调任铁路安全处，任务是查验旅客身份、搜捕“可疑人员”。
战后社会远比枪火复杂。1955年，28岁女商人徐月氏被捕，理由是“流动可疑”。四个月苦刑搜查一无所获，预审科长许东九却借机行苟，借口再审与其私通，随后放人。女子出境后检举，许因结交上峰得以脱身，却很快因同样的丑闻被革职，流落煤矿。
1978年，清津公交售票员、年仅28岁的女子再度触动李天明的记忆。她的父亲当年在丰仁山谷被枪决，致她终生被视作“可疑分子”，婚事屡遭拒绝，遂萌生逃华念头，被捕后遣入寿城劳改营，再无消息。
1987年，庆兴郡五峰里的废矿洞重启，工人铲出散落的白骨。追溯档案，原来是1950年11月被棍杀的16名“潜敌”。那份逮捕决议，正有李天明的签名。谁也没敢声张，矿山最后被悄悄封填。
时光推到1999年，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安全军官跨过鸭绿江，在延吉的招待所里向《朝鲜月刊》记者低声叙述当年往事。记者追问：“若能重来，你会扣动扳机吗？”他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模糊的叹息：“时代推着人走。”然后，他拉紧了外套，走进清晨的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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