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志毓：在大浪淘沙的年代里，一群青年的抉择与命运|大浪淘沙|左派|李志毓

学人简介：李志毓，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社会文化史，出版专著《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大浪淘沙：中国革命中的国民党左派与知识青年》等，并曾在《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采访者：刘远鹏、倪道博，学人团队成员。

学人：李老师您好！特别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去年，您的新著分别以《大浪淘沙》和《1920年代中国的党派与青年研究》为题在两岸学界出版。据说您对这部脱胎于博士论文的作品打磨了十年之久，当然，“国民党左派”与中国现代革命的关系，是您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就一直在探索的问题。您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呢？

《1920年代中国的党派与青年研究：以国民党左派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

李志毓：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内比较激进的一个政治势力，这个群体比较了解19世纪以来西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比较关注底层民众利益，比较重视农民问题。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内忧外患，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他们试图推行一些社会改良政策，避免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例如主张停止内战，发展实业，建立国家信贷机构，限制高利贷，建立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调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政治路线，代表了一种改良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社会、政治、文化变革诉求。国民党左派也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

1928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迅速腐化，出现了社会腐恶势力纷纷混入国民党中的局面。他们号召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吸收青年人才入党，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他们“理想中的以党治国”，是将国民党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民选代议制政府结合起来，党治是民治的形式，民治是党治的实质。这套改良主义的社会整合方案，为当时同情底层民众而恐惧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人们打开了想象空间，吸引了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认同，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在后来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对这段历史几乎是一笔带过了，对于国民党左派失败的原因，也缺乏深入分析，至少无法解释我个人的困惑，因此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去一探究竟。但国民党左派议题本身的延展性十分有限，并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处理。后来比较吸引我的，是国民党左派提出的一些问题，例如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中下层知识青年的境遇问题，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更广泛的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的问题，以及从国民党左派的视野考察国民党可能带来哪些新的理解等等。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为观察二十世纪中国史打开一些新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解。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学人：很多读者都评价，台版标题里的“大浪淘沙”可谓十分传神。在近代中国的革命浪潮里，人们大多记住的是那些勇立潮头的身影，但在暗涌之下，其实更多的人最终陷入了折戟沉沙的命运。比起您上一部著作讨论的主角汪精卫，这本书似乎尝试进行一种从“精英”到“大众”的视角转向，这是否能如您所说，为理解20世纪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和心灵世界带来更加丰富的历史真相和更复杂的分析框架？

李志毓：上一本书是关于一个政治人物个人生涯的研究，探讨的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读书人在具体时势中的出处进退和成败得失。希望使人——当然首先是自己，能够有所反思，有所戒惧。人物研究只能围绕具体人物展开，这种研究路径有它的贡献，也有很大局限。这本书将考察视野从一个高层政治人物，转向“国民党左派”。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国民党左派”，最初并不是一个政治集团或政治派系，而是一种处于形成当中的力量。它承担着改造国民党，将其打造为改造中国的“中心势力”的历史任务。就像李大钊与《北京周报》记者谈话时指出，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首先要创造出作为中心的东西”，当前中国的改造，是要“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全力扶植国民党，使它更大，更有力量，将国民党改造为一个有广泛阶级基础的、维护工农利益的党。同时，当时社会上有很多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纷纷投入革命组织，所谓“国民党左派”，既有高层政治人物、军事将领，还有大量基层党部的知识青年，需要研究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但归根结底，我们关心的是现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中心势力”或者说政治主体怎样形成的问题，本书研究的是这个过程的开端。说到为理解20世纪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和心灵世界带来更加丰富的历史真相和更加复杂的分析框架，这本书里做的还远远不够，但它反映了我的诉求和方法。我们想要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和它的合理性，不是通过简单地锚定某些价值，或者回归某种关于革命的目的论叙事，而是希望回到特定历史环境，看到不同阶层的人如何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生活实践中获得“解放”。

《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版

学人：您在引论里提到，“大浪淘沙”这个名字其实源于一部60年代的同名电影，我在这里先给不熟悉影片内容的读者们简单介绍一下情节：故事发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一群青年因为各种原因一同逃离家乡，并因此成为义结金兰的结拜兄弟。在进入学校读书以后，他们和当时的进步学生们一样投身革命，并由于出身、经历和志向的不同，分别选择了国共两条道路。后面的剧情当然不出意外，在大革命落潮以后，国共合作破裂，四个结拜兄弟分道扬镳——一些人成为了经受住考验的忠诚共产党人，一些“落伍者”要么因自身的“软弱”“妥协”而退出历史舞台，要么通过被启发、引导乃至“改造”的过程最终认识到“革命的正确道路”；当然，也有“不知悔改”“一心与人民为敌”的反派人物，最终遭到惩戒和处决。

这种革命历史叙事的结构与母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大浪淘沙是历史的必然，大浪淘沙是革命的真理”。但是，上述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被建构的“后见之明”，革命历史的真实机制远比文艺作品的呈现来得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左派或曰“小资产阶级”也是在浪潮中被筛选和淘漉的对象，对此，您在研究中有什么感想和思考吗？

《大浪淘沙》，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65年，改编自朱道南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李志毓：国民党左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的确是失败了，我在书里从客观的历史条件到主观的行动主体两方面分析了国民党左派失败的原因。但一种政治力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提出的问题完全没有价值。他提出的问题可能被胜利者以不同的方式面对和解决，也可能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被搁置或压抑，而在后来变化了的历史环境中再次凸显出来。说到小资产阶级，它与国民党左派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尽管国民党左派宣传小资产阶级革命论，提倡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革命，但小资产阶级议题远远超出了国民党左派议题，它更复杂，更有延展性，贯穿整个中国革命。它既是一个社会分析概念，又是一个文化认同与思想批判概念。从国民党左派进入到小资产阶级，就从政治史进入到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这样一些更广阔的空间。中国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批判，在政治上、组织上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并不见得成功。文革后期到八十年代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回潮，这个问题有学者做过非常好的研究，它的直接原因来自对“文革”时期极“左”政治的反感，而究其深因，则是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一直没有建构起自己的“高级文化”（参见蔡翔：《1980年代：小说六记》）。所以所谓的“大浪淘沙”，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不能做实体化的理解，我只是想用这个词来描述一种历史的动态过程。

学人：《大浪淘沙》电影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背叛革命”的余宏奎想要用结拜兄弟之情打动共产党人顾达明、靳恭绶，但前者出生于地主家庭，而后者本身就是贫农出身，靳恭绶还曾因杀死地主受到通缉。可以想见，在抉择关头，“阶级感情”必然占据上风，压倒“手足相亲”——二者最终亲手枪决了曾经的好兄弟、如今的革命背叛者余宏奎。这其实也涉及您书中讨论的若干重要问题，即“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与“革命的情感动员”。您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要求一种“从下层看世界的眼光”，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关系。靳恭绶之所以能战胜“资产阶级的人道之爱”，与他自己的阶级出身不无关联，事实上，《大浪淘沙》的人物命运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出身所决定。而在您著作中讨论的国民党左派群体那里，对自我阶级属性的改造和革命主体性的锤炼是否构成了一个更加复杂和棘手的问题？

李志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国民党左派恰恰不涉及自我改造和主体锻造的问题。他们认为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主要应以制度手段加以解决，1928年改组派提出的口号是党的“青年化”和“民主化”。所谓青年化，是要将那些真正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吸收到国民党政权中来，解决国民党革命精神衰退和政治人才不足的问题。所谓民主化，就是恢复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国民党左派也意识到“组织”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提出党员要服从党的纪律，去除自私、自大、行为浪漫等“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还提出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与民众同甘共苦、接受民众的监督教育等主张。《革命评论》的作者群，是国民党内最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团体，但他们的主张只停留在“评论”的层面。事实上，正是那些不愿走农工道路、不喜欢严密组织纪律的许多自我认同是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最容易响应改组派的号召。这反过来也说明了改组派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学人：“娜拉走后怎样”是五四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在1920年代主要体现为女性在革命中的主体性。您在书中指出，中国革命女性似乎不能为西方女性主义所整合，因为后者的女权运动是在一个完整而明确的国家结构和政治秩序中实现的，并且，这一理论的“闯入”与90年代的后革命时代背景相契合。那么，在您看来，中国革命中的女性问题是否也拥有或需要像西方那样的“研究范式”？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革命女性的主体性问题？

李志毓：是的，我认为中国革命女性的生命实践还不能被当下流行的西方女性主义所整合，中国革命的妇女解放实践应该成为全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重要理论资源。1990年代社会性别理论传入中国后，出现过一些研究，强调从女性“真实”的日常经验与身心感受出发，揭露高举“解放”旗帜的革命运动中所隐含的奴役/被奴役结构，揭示民族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中的男权机制，以及各种宏大叙事对女性个体生存和身体欲望的压抑。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但不能片面强调，否则，一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革命效能的女性主义批判话语，在解释中国经验时反而可能出现认识偏差和去革命化的效果。所以我想妇女史和革命史应该结合起来。一方面妇女史研究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结构里，不能仅仅从妇女的角度看问题，要看到妇女问题在中国革命整体处境和面对的各种问题中的位置，同时革命史也不应忽视千百万妇女迈向新生活的真实经验。

1935年，由“左联”领导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电影版《娜拉》

学人：感谢李志毓老师！最后，我们想问您一个更有现实感的问题。您在引论的结尾借海登·怀特之口提出，“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让人们认识到，他们当下的状况从来都是人类选择的结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人类的行为改变。”因此，在2026年的今天，重新思考一百年前的知识青年的处境和遭遇就显得颇为重要。曾经的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境下投身革命，在“大浪”中锻造新的自我，但在当下这个“后现代”或曰“后革命”的时代里，今天的青年似乎很难找到感召式的、信念般的方向，用一些人的话说，“孔乙己的长衫”脱掉后却发现依旧遍地鸡毛，新的一波小资产阶级的精神困惑再次来临。所以，我们想请问李老师的是，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有思考两代青年人在抉择和命运上的关联或相似之处？在今天重审大革命“大浪淘沙”的历史，对当代的我们有何镜鉴？

李志毓：谢谢你的这个问题。的确，我的博士论文写完之后就放下了，十多年来，我都没有想要修改它的动力，因为我已经理解了“国民党左派”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弱点和它失败的原因，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就结束了。促使我重新讨论“左派”“青年”“小资产阶级”的，正是近些年来，我对青年人生存处境和自我状态的观察。包括“毕业即失业”的生存压力，那种对于前途的迷茫和无所适从，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又比较虚无和脆弱，很像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青年。但也有很大不同，可能一百年前的青年更容易选择“相信”，而今天的青年更容易“怀疑”。如果说在今天，重新讲述“大浪淘沙”的故事有什么意义，我想引用一段洪子诚老师在《内部的反思——“完整的人”的问题》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这并不意味着转而选择怀疑，‘而是决心相信睁开的眼睛’，‘去重新获得我们的确信’；其中重要的一项是，重新思考革命文化实践主体的性质和位置。加罗蒂的表述是，‘自我’不应是消失于集体主义文化要求之中，对这种要求将‘既作为一种强制的必然来经受，又由一种自由而孤独的选择的责任来承担’，因而为实践个体的独立思考打开空间，……为实践主体的创造争取必需的空间——而这一空间在过去被极大地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