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社会学院暑期社会实践重点项目纪实（5）｜西社村：商以会聚，人以事立|商号|宅院|曹氏|民国时期|西社村|西街

北社乡西社村

商以会聚，人以事立

7月16日，北社乡调研组赴平顺县西社村开展田野调查，在田野中解读史料，在史料中理解田野。

行程概述

此次调研首先踏勘了西社卫公庙、观音堂、文昌阁、曹家大院和地坑院等古建民居，并对村中碑刻进行了排查、整理与释读。在此基础上，调研组原计划寻访曹致远、曹生香等晚清民国时期大商人的后代，通过对其进行访谈进一步了解当地历史上曹氏商人的商业活动与庙宇修葺、迎神赛会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诸种历史原因，曹氏商人的后代如今皆已迁出本村，大多定居外省，与本村失去联系，因此调研组转而在贺少雅老师的带领下，分别访谈了现任村支书、前任村支书后人及曹家大院的当前住户，通过其丰富的讲述，重点了解了曹氏商人的家族历史、商业历史以及当下西社八音会的组织结构与活动情况。

晚间讨论

当晚，调研组成员在贺少雅老师的指导下，聚焦碑刻所见之商-庙关系、西社村的建筑布局、当地商人群体“离土离乡不离村”的特征和“会”这一基本社会组织逻辑的延续性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1.碑刻与寺庙中的曹氏商人

就碑刻所见，调研组注意到，清代道光年间，西社村以曹姓富户为首，加上大量商号的捐赠，募集了超过3000两的修缮资金，从1837年9月到1840年8月，历时不足3年便全面整修了卫公庙、文昌阁、观音堂、土地祠、龙王庙、五道庙等多座庙宇的上百间殿宇堂阁，其财力与影响力远超北社乡的其他村庄。此外，自道光年间至民国时期，西社村有数块与村庄公共事务和村规民约有关的碑刻，涉及禁赌、水利、诉讼、学校等方面，且曹致远、曹生香等地方巨贾皆积极参与其中，反映出这一时期曹氏商人卷入村庄事务的程度和西社村较强的村庄凝聚力。并且，村庄西部街道的居民集资建设的观音堂具有本街道之社庙的属性，其社会组织存在由“会”发展到“社”的阶段的趋势。

据了解，无论曹致远还是曹生香都积累了大量货币或黄金，这表明西街居民中不乏完成雄厚商业资本积累的商人家族。据此推测，倘若按此发展，至少西街范围内，很有可能形成以“社”为中心、向心凝聚的地方社会组织形态。不过，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经商的曹氏家族后人逐渐迁往外地，与村中联系随之减少。

2.建筑布局与区位演化

就建筑布局而言，调研组了解到，解放前西社村分为泾渭分明的东西两部。曹氏富商皆聚居于村落西部的街道上，他们在此修筑曹家大院等深宅大院、挖掘具有蓄水功能的水利池塘西社发源池，且传说从前西社商人与外人谈生意不在家中谈，而是在相距不远的北社街上的商铺中谈，使西社西街俨然成为门禁森严的“富人别墅区”。与之相对，普通民众乃至棚民则聚居于靠近村口的村落东部，甚至要依靠人工挖掘地坑院栖身。据口传，即便居住在东部的曹氏族人发家后，亦会在西街购买土地修筑宅院，因此村落内部的格局分化并非天然，而是人文区位演化的结果。

调研组注意到，西社村地势较高，且遗存宅院外墙高耸而门洞矮小，宅院内部修筑地道和无梯储物阁楼。这些证据皆表明，民居建设防御性特征。调研组推测，当地在解放前或曾面临较为严峻的治安环境，这也促使富商群体聚群而居、合力自保。

3.离土离乡不离村的行动逻辑

调研组亦注意到当地商人群体“离土离乡不离村”的组织特征。历史上曹氏商人的商业网络虽然辐射到北京、内蒙、东北等地并积攒了相当程度的资本，然而各家却未迁居到更安全的大城市中成为“不在地地主”，而是以捐资修庙、低息贷款、兴修水利、兴建学校等方式支持着本村的公益事业，并将家眷和资财留在家中。尤其如果考虑到本地较低的土地积聚水平（大商人曹生香在村亦仅有七八十亩土地），地主阶层离土离乡却不离村显得更难以解释。调研组认为，这一组织特征可能与当地商人的生计模式相关。大商号的经营种类多、经营区域广，掌柜和伙计需要相当程度的专业技能并具有高度的自主权，因此商号的建立、发展和维持以相当发达的商业组织为基础。然而，当地家族组织并不发达，且传统上由于掌柜和伙计工作艰辛，亦往往不由近亲属担任掌柜或伙计（当地传说担任本家伙计或掌柜者应避免“三爷”，即少爷、姑爷和舅爷）。因此，商号的运转难以单纯依靠血缘网络，而要依靠地缘性的乡土网络，通过“一个带一个”，发展出大量值得信任、可堪重任、具有商业专业技术的掌柜和伙计，同时庞大的地缘网络亦有助于降低在外经商面临的政治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

就此而言，商人群体非但不能脱离乡土网络，反而要尽力维持建基于乡土性之上的商业网络。自“内”观之，对于原本在地缘上松散关联、在血缘上关系或远或无的人群而言，人只能因“事”而立，因此村庄的公共事务成为以村庄为中心聚集的诸多人群的团结基础，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共之“事”，形形色色因商业而产生关联的“人”被团结聚合在一起。自“外”观之，当地商人外出经商讲究“见面三分孝”，见人点头哈腰称爷称叔，正因如此，当地庙宇留存了大量外地人经营的商号的捐资记录，向西社村庙宇捐资的商号及商人不仅限于本村，亦包括与西社曹氏商人有关的商号及商人群体，而捐资本身亦使外地商人得以被组织进地方社会之中。

4.“人以事立”的当代八音会

尽管曹氏商人群体如今已在西社村消失，但今天西社村兴盛的八音会群体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曾经曹氏商人的组织逻辑。八音会随王姓乐户在当地的定居传入西社，最初为家传技艺，土改后打破家族传承限制，曹姓村民开始学习。有趣的是，如同历史上的商号，如今西社村有多支八音会队伍，成为结合师徒传承、流动经营、商业化运作等特征于一体的文化公司。根据村民描述，八音会团体演出市场供不应求，其业务不但覆盖长治本地还拓展到河北、河南及港澳等地区。

和历史上的曹氏商人一样，如今西社八音会从业者人数达上百人，大多收入可观，在市区等地购置房产，但他们仍未切断与本村的联系。面对村内的岁时节庆和村民的婚丧嫁娶需求，他们经常为本村居民提供价格相对低廉的仪式服务，且部分艺人还在村修建宅院。更重要的是，八音会的师徒关系亦如同历史上东家与掌柜、伙计之间的关系，其商业经营高度依赖专业技能。徒弟、掌柜或伙计掌握技能后一般不会自立门户，而是更倾向于在师傅或东家的名下从事商业活动。而师傅或东家亦不会脱离西社，而是要尽力与村庄捆绑在一起，究其原因，八音会和老艺人的影响力，与“西社八音会”这一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密切相关，难以脱离乡土网络自存。在此意义上，脱离乡土网络也就意味着失去立身之本，这或许正是曹生香的大院墙壁上石刻“务本”二字的用意。

5.商与会的逻辑

在此意义上，“商”与“会”的逻辑具有内在亲和性，在长治地区，“会”或许是比“商”更基本的社会组织逻辑。在资源贫瘠、组织松散、历史上遭到多次社会变迁冲击的这一地区，因“事”而聚的“会”的逻辑较因“人”而聚的“社”的逻辑更具有生命力。无论是清代民国的商会，还是如今商业化的八音会，都是与血缘并无必然联系，建立在地缘流动性基础上的“会”。在此基础上，“会”不断扩大地缘影响范围，拓展吸纳不同人群，通过“事”将松散的人员汇聚组织起来。调研组注意到，西社村‘因事而聚’的组织逻辑，与华南地区某些以血缘、地缘固着性为特征的‘社’的形式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这为我们理解华北乡村社会的运作机制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