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7.8级大地震夺走24万余条生命，整座城市化为废墟。50年过去，高楼早已覆盖伤痕，但亲历者的记忆从未褪色。
2026年7月28日，正值唐山大地震50周年，南都N视频记者重新回顾三位广东籍救援者——广州医生李瑜元、茂名军人邵定辉、汕头专家周福霖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时的口述，还原灾难现场的人性抉择与生命重量。
李瑜元在地震后约一周，随广东医疗队辗转六天七夜抵达唐山，负责转运伤员至烟台，如今他作为返聘专家，仍在医院坐诊；邵定辉抵达唐山后，四小时内背运四百余具遗体，参与抢修唐山大桥，目前在茂名电白生活；周福霖目睹幸存者质问“为何房屋全倒”后，决定将研究方向转向抗震减震，致力建造“震不倒的房子”。
三位亲历者，三种身份——医生、军人、科学家，他们的人生轨迹因唐山大地震在同一个历史节点交汇。他们的记忆不仅是灾难的见证，更体现了时代与个人命运的交织。五十年后，这些声音依然清晰有力，提醒我们勿忘伤痛，并向曾在废墟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致敬。
2026年7月28日，唐山市民在纪念墙前向罹难亲属鞠躬。新华社发
广州医生千里转运伤员
李瑜元，男，2006年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62岁，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前副院长，临床研究所副所长，1976年任该院内科医生，赴唐山地震灾区救援的广州医疗队成员。
李瑜元。
我当时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内科医生。地震发生后大约一个星期，广州市卫生局的领导召集我和其他几位同事开会，宣布组织上决定由我们4个人代表医院参加医疗队，前往唐山。
任务宣布后，我们每个人从医院领到一个药箱。医院领导叮嘱我们，回到家后要准备一些粮票，不能和家人透露太多此次任务的内容。
开完誓师会第二天早上8点，广东在火车站举行了盛大的誓师大会。当时火车站在现在的白云路广场上。广场站满了人，我们一边背着药箱，一边背着水壶，担架就放在车边上，行李十分凌乱。因为个子高的缘故，我被选为旗手，扛着大旗站在誓师队伍的最前面。
誓师大会上，省领导讲话，号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会后，我们上了火车，直奔唐山。
广东一共去了7个医疗队，每个医疗队一辆列车。医疗队里包括11个人，有医生护士、列车员和记者。
火车一路向北，但走得十分缓慢。一是因为地震毁坏了当地的铁路设施，二是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都派出了救援队伍，由于缺乏统一指挥，一开始组织上就比较混乱。全国的火车都在排着队进出唐山。我们在路上，少则等一两个小时，最多的一次，在河南的一个小站，等了24个小时。
每次火车在小站停下来，我们都可以下车走走，在站台上随便打点水洗把脸，但是又不能离开站台太远。那时候一个调度员站在站台上，举红旗火车就停，举绿旗火车就走。我们没有手机，要开车了列车员大喊，我们就要全部上车了。
天气太热，我们从卧铺跑到硬座的木凳上坐。火车过了天津后，沿途开始出现被扭曲的铁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深深的沟。
算一算，我们在路上一共走了六天七夜的时间。地震发生大约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们的列车终于停在了唐山火车站。空气里漂浮着一股腐尸的味道。从火车站望去，唐山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但路边的电线杆都没有倒，还能看出唐山街道的走向。
由于后面还有火车要等着进站，我们不能够在唐山多待。医疗队立刻向当地负责救援的解放军办理伤员交接手续。
在这期间，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废墟里走了一圈。我们到唐山的时候，地震已经过去了10多天，解放军手里拿着锄头、铁锹，在一些当地居民的指引下进行挖掘，但倒下来的都是些水泥柱，靠手根本就挖不开。
解放军身上的衣服上全是白花花的，那是汗水被晒干后留下的盐渍。在等待伤员时，一位部队的指挥员说，很多军人已经七八天没睡觉了。
伤员们都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帐篷里。我们抵达唐山两个小时后，军用大卡车就载着不到一百位伤员来到。由于我们的火车来得比较晚，重伤员基本上被附近省份的火车接走了，我们这辆火车基本上没有断胳膊断腿的伤员，大部分伤员只是皮外伤，而且已经基本上处理过，他们一直留在这里，是为了寻找他们的亲人。
来之前我们本来打算把伤员接到广州治疗，但是到了以后发现这批伤员的伤势不重，而且后面还有火车，我们不能走回头路，于是我们的列车只在唐山停留了3个小时，天黑之前，就向着山东烟台前进了。
伤员们上了火车后，我们一个医生负责一列车厢。我管的车厢有十多名伤员。虽然没有人哭，但车上的气氛十分压抑，伤员们都呆呆地坐着，很安静、互相之间都不交谈。对于每个伤员，我都询问他们的基本情况，如果有人需要用药，可以向我要，但我派出去的药不多，不超过10个人，都是一些简单的消炎药、抗生素。
有一位50来岁的教授让我印象深刻。地震时，他正好在书房，一个书柜救了他的命，他在隔壁睡觉的妻子当场身亡。而他的儿子被压在废墟里，腿被一根水泥柱压住了，动弹不得。在等待救援的时间里，这位教授就拿着一根水管喂儿子喝水，十多天以后，他的儿子没有了生息，他这才依依不舍离开唐山。和我说起这些话的时候，教授的脸上没有了表情。
还有一个出差去唐山的浙江人，地震当晚去看朋友，凌晨回旅店时，突然感到地动山摇。他赶紧跑到大街上，没受一点伤。但他的同事全部埋在废墟里面。这十多天他一直留在唐山不肯走，想把同事救出来。后来觉得没有希望了，才和我们一起离开。
从唐山到烟台，列车开得很快，一天多的时间就到了。在烟台，我们把伤员留下来，由当地政府安置。我们则取道上海、花了两天时间就回到广州。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唐山。
茂名军人背运四百多具遗体
邵定辉，2006年接受南都记者回访时55岁，广东茂名电白县博贺镇新沟坝田村村主任，1969年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1师53团汽车连。如今，邵定辉已经75岁，仍生活在电白区。
邵定辉。
我1969年入伍，属于铁道兵。1973年开始，驻地就从陕西安康转到了北京密云，离唐山大概有300来公里。
7月28号凌晨，营房也有震感，不强烈。早上5点多，听到紧急集合号，指导员说：马上开车去唐山，时速要达到120公里，只许快不许慢！出发后才听说唐山地震了。
大约早上七点多，我们赶到唐山。此时，已经有三路部队赶到现场救援了。进城路口也已经有部队把守。
所有的士兵被分成三路，我被分在第一路：从废墟里挖人。四个小时内，我背了四百多具遗体。
记忆深刻的另一个细节，是抢救孕妇。人被挖出来后，军医一检查，大人看来是不行了，就将小孩取出来。剖断脐带，吸上氧气，放在一个铁桶里。就这样，不少婴儿居然成活下来。
28日下午，我们开始执行自己的任务：抢修唐山大桥。此时，30个钟的时限已经过去五六个钟了。
唐山大桥在唐山市区东北，铁路已经变形得不成样子。我们先把旧铁轨、枕木拆掉，然后铺新的。原来的桥墩全断了，我们就用横木一层一层架起来做桥墩。第二天下午，大桥抢修完成，比预定时间还提前了几个小时。
任务完成后，我们被要求继续留在唐山参与救援。
大约一周后，陆续有各个地方医疗队赶到。每个医生也要由两个兵陪着。一天，我还听到有医生在讲白话，跑去一问，果然是广东来的医疗队。我就天天去给他们帮忙。
我们部队在唐山待了总共有十多天时间。事后，我们这个排被授予一等功，我个人被授予二等功。
汕头专家立志建“震不倒的房子”
周福霖，汕头潮阳人，1939年出生，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工程结构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国内外著名的隔震减震控制专家，我国结构减震和振动控制领域的先驱之一。
周福霖。
1976年，我在洛阳的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院工作，是一名结构设计人员。那一年，我37岁。
7月29日，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唐山发生特大地震，要求机械部派出专家调查组参与灾后地震调查。设计院派我和另外一名老同志去。当时，我的女儿出生才3个月。
设计院的初衷是一名老专家带领一名年轻人搞调查。临行前，老同志患上高血压，组织批准他不用参加调查。我成为设计院里孤身奋战唐山的唯一人。
害怕？那是当然的。开赴唐山前，灾情的惨重就早有耳闻，余震，瘟疫，死亡，一切都是未知之数。“我还能够活着回来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踏上了去唐山的火车。没想到它就这样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当时通往唐山的铁路已经瘫痪，地震后的第三天，我们一行人乘着吉普车赶到唐山。进入唐山后，马路上，一根直指苍天的断柱分外刺眼，上面挂着“唐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牌子。在崩塌剩下两层的医院里，病床横七竖八地挂在断柱和预制板之间，隐约看到穿着病服的遗体夹杂在瓦砾中间。
我们住在解放军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每天的口粮是馒头，大蒜，咸菜，都是由军队每天运送才到达唐山。来前的恐惧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大家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工作。
我的专业是土木建筑，在唐山灾区的工作就是调查楼房倒塌的机理和地震对建筑所造成的破坏。每天扛着从苏联进口的120相机，两人一组，一人爬废墟，一人搀扶。在断壁残垣中间攀上爬下，白天拍照做笔录，晚上点着蜡烛分析数据计算结果。
调查工作要求我们必须一栋房子挨一栋房子进行实地调查，余震和濒临倒塌的危房，都是一个个陷阱。
有一天我去到一栋倒塌的建筑调查，四层楼房崩塌到只剩两层，我沿着残存的楼梯爬到二楼，拿出相机正要拍照，突然脚下一晃，大地开始发疯似的摇动。“地震！”我赶紧死死抱着身旁的一根柱子，脑海里空白一片。
大概十几秒后，晃动逐渐在减弱，地震停止了。那次我幸免于难，但是在唐山调查期间，不少人就是给余震倒塌的瓦砾砸死的。
从地震发生后3天到达唐山，我足足工作了三个月才回北京，拍下了过万张照片。
现在那些受灾者的脸还不时在脑海中出现。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身材佝偻的老大爷，带着四五岁大的孩子，趴在瓦砾上，一手一手、机械式地扒地上的碎砖和土，不时发出几声干嚎……原来他的老伴，儿子，媳妇都埋在地下。
刚到唐山的那天，存活的居民们一听说我们是专家组，就将我们团团围住质问：这么大的地震，你们为什么预测不到？地震来了，房屋都倒了，为什么？
离开了寂寞的老人，有个念头就开始在我心里扎了根：我一定要建出一种新型的房子，再大的地震也不会坍塌的那种房子。
原本我的研究方向是房屋新结构，已经设计出新型的厂房结构，专家的评价也很高。但从唐山回来后，机械部建立抗震研究组，院里唯一去过唐山灾区的我，成为了组长，我的研究方向就直接转到建筑抗震领域。
出品：南都即时
采写/梳理：南都N视频记者 周敏萱
资料来源：南都2006年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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