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躲在温州乡下的胡兰成收到张爱玲寄来的一封挂号信。
信拆开，里面没有别的话，只附了一张三十万元的支票，信上写着：“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胡兰成读完，据他自己后来在《今生今世》中的记述，反应是“竟不惊悔”，只到屋后菜地走了一圈，心里觉得“怎么这样简单，这倒不是意想得到的”。
这一年张爱玲27岁，她用两年时间看清一个事实：这个曾许诺“现世安稳”的男人，从始至终没有能力也不打算承担任何责任，而他自己甚至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感纠葛，要从1944年说起。
那年春天，胡兰成在南京颐和路家中养病，翻看《天地》月刊，读到一篇《封锁》，当下“身体坐直起来”，立刻写信给编者苏青问作者何人。
不久他回上海，下了火车便直奔静安寺路赫德路口张爱玲的公寓。第一次拜访吃了闭门羹，他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字条。
隔天下午，张爱玲竟主动打电话来，说要回访。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记录两人初见，写她“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又说“她的身世，她的才华，她都是那样的贵重，我不可能把她来比作什么”，夸得天翻地覆。
而张爱玲当时只有24岁，虽然写过《沉香屑》《心经》，在人情世故上却极其生涩。她赠给胡兰成一张照片，背后题词被胡兰成公开，遂成后世反复引用的名句：“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此后半年，胡兰成几乎天天登门。当时，他已有一妻全慧文，一妾应英娣，但并未影响他追求张爱玲。
1944年8月间，两人在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证婚下秘密立约，婚书上胡兰成写了前两句“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张爱玲接了后两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两人的婚约，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胡兰成当时仍在汪伪政权任职，娶一个沦陷区最当红的女作家，于他更像锦上添花。
婚后不久，胡兰成赴汉口接收《大楚报》，很快搭上一个年仅十七岁的护士周训德，呼为“小周”。《今生今世》中他写这段，毫不避讳，并且用一种近乎轻快的笔调描述自己如何一边与小周同居，一边写信告诉张爱玲“我与她不过是玩玩罢了”。
张爱玲起初也许并不全信，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兰成为逃避惩处，隐姓埋名逃往浙江诸暨，寄住斯家，又由斯家庶母范秀美一路护送到温州。在这逃难路上，胡兰成和范秀美同居，对外以夫妻相称。
听闻胡兰成的种种绯闻，张爱玲做出一个极不寻常的决定：千里寻夫。
1946年2月，张爱玲从上海出发，坐船换车，辗转抵达温州。胡兰成见到她，“一惊喜，心里竟即刻不自在起来”，嫌她来得突兀，让乡邻看见不好解释。
他安排张爱玲住在旅馆，白天去陪她说话，晚上仍回范秀美处。张爱玲要求胡兰成在小周与她之间做出选择。胡兰成的回答被他自己写进《今生今世》，一字一句足可做人格标本：“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亦无处不是行路之难，你与我与小周，岂是选择可以了事的？”
张爱玲听了，沉默良久，说了一句：“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这段对话，被胡兰成记下来，洋洋自得地刊印发行，仿佛那是一桩才子佳人的风雅故事，完全觉察不出话里的冷硬和辜负。
温州期间还有一件残酷而荒唐的事。
范秀美怀孕，胡兰成竟让她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上海找张爱玲帮忙。张爱玲并不清楚两人真实关系，只当是范秀美对胡兰成有恩，便取出一只金镯子，让她当掉作了手术费。后来张爱玲得知真相，震惊已极，但当时不曾发作。
她离开温州那天，天降大雨，胡兰成送她到码头。在《今生今世》里，他写她“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而张爱玲后来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写九莉离开邵之雍时，只有一种麻木的安静：“船快开了，他竟出现了。她不理。船开了，他还在岸上挥手。她渐渐觉得那个人是真的爱她的么？”
对照读来，一方在文字中塑造涕泣凄美的被弃者，另一方却在虚构里剥离了所有抒情，只留下冷冰冰的自我审视。
那封附了三十万元的分手信寄出后，张爱玲没有理会胡兰成后续写来的信。胡兰成曾寄去《今生今世》上卷，试图重新建立联系，张爱玲不作回应。此后两人的人生轨迹再无相交，但胡兰成在文字上的纠缠，持续了将近四十年。
他在《今生今世》里把张爱玲写成一个孤高绝世的“民国女子”，给出“临水照花人”的极高定谳，却又不断刻意释出诸多私密细节，包括她对自己的情感依赖，把她牢牢钉在“胡兰成的前妻”这个位置上。
他晚年旅居日本，到处演讲，动辄谈张爱玲，甚至说“张爱玲先生于我，不是一般人说的男女之情，而是天道”。这句话讲得玄之又玄，实质上不过是将一个具体的情感亏欠，强行哲学化，借以逃避道德诘问。
张爱玲对胡兰成的评价则经历了从热望、幻灭到厌弃，最后归于冰冷的漠视。
热恋时期，她写下“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那句话里的“懂得”，日后被证明不过是一场错觉。分手后她极少公开谈论胡兰成，直到六十年代胡兰成在台湾发表《今生今世》部分章节，并借朱西宁等人之口，试图传递重修旧好的意思。
1966年，张爱玲在致夏志清的信中直白地写道：“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引用我的一段话，说我讲他‘你像我手下的一支笔’，我从前根本没有说过这话。利用我的名字推销他的书，不能不追究。”
1975年，朱西宁写信给张爱玲，声称要写她的传记，并暗示促成她与胡兰成复合。张爱玲回信拒绝，并在致夏志清的信中说：“朱西宁那次来信想写我的传，我对他说明胡兰成的书不要引用，他听胡的话以为我还爱着他，真是天大笑话。”
1977年《今生今世》下卷出版，她给夏志清的信中语气已疲沓到极点：“他的可怜可恨处甚多，但我并不恨他，只是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人，也就不必计较了。”不恨，不是原谅，是连怨恨都觉得浪费气力。
晚年张爱玲动手写《小团圆》，在这部自传体小说里，胡兰成被化为邵之雍。书中借九莉的视角对邵之雍作了一次冷酷无情的解剖，其中一段话可看作她最终的评价：“他对女人太博爱，又太廉价，像是善心的老太太分糖果，每人一颗，他自己便以为功德圆满了。”
至于两人最后的结局，反差之剧烈，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悲喜剧。
胡兰成1981年7月病死于东京，与他合葬的是前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警卫队长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佘爱珍早年即以泼辣强悍著称，对胡兰成的那套才子腔调并不买账，胡兰成晚年在家中并无多少话语权。他死后墓碑上刻“幽兰”二字，依然不改自我感伤的本色。
张爱玲则在1995年9月被发现在洛杉矶租住的公寓内去世，已死去数日。遗嘱要求骨灰撒于太平洋，不留任何痕迹。她的身后遗物中，没有任何关于胡兰成的私人文书，那些信札，早在某一年被她亲手销毁了。
关于两人最尖锐的评价，往往来自旁观者。
作家木心在一篇随笔里曾毫不留情地说：“胡兰成是个连绵不断的‘飘零的隐士’，他能把一切卑鄙污浊的事说成艳异高尚，是文妖。”
台湾学者南方朔则评断：“胡兰成以多情掩盖不义，以慈悲消解罪责，把苟且写成哲学，把辜负说成懂得。”
而直接揭示胡张这段关系实质的，是刘绍铭引过的一句流传颇广的断语：“胡兰成之于张爱玲，是一场旷世的才女遇人不淑的典型，更是一个政治落水文人和情感寄生虫靠攀附并消费天才作家以洗白自己的经典案例。”
至于张爱玲的凄凉结局，没有人说得比她自己更冷静。
她在《小团圆》里写下九莉最后的那个念头，轻而决绝：“她不过陪他走一段，随时可以上岸。”她确实上岸了，用三十万元和一句话买了单，此后大半生，连回头看都不曾有过。
胡兰成却始终活在她留下的那片水域里，靠打捞自己投下的倒影，贩卖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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