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百年·回顾 | 葛兆光教授谈清华历史系复建|中国思想史|中文系|学术论文|清华历史系|清华大学|葛兆光

编者按

2026年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文史哲学科建系100周年。竭诚欢迎学院师生、历届校友以及关心支持学院以及文史哲学科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撰写回忆、纪念和研究文章，以存系史，以励后进。我们将选择刊发，并视情况结集出版。惠稿请邮：hechunmiao@tsinghua.edu.cn，并标注邮件主题为：文史哲“系史回顾”征稿。

葛兆光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1978—198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4—1992年任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92—2006年先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2006年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东亚及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宗教史，2026年6月获第七届“唐奖”汉学奖。

Q1：

当初您是怎么到清华工作的？学校希望您承担什么工作？

葛兆光：

葛兆光，2004年摄于清华

我是1992年从扬州师院调到清华大学工作的，那时清华大学只有中文系，中文系也没有本科生，只有编辑学双学位学生，所以我最初担任的是给全校理工科大学生开设通识课。记得我先后讲了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文化名著导读》，讲稿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经典十种》；一门是《古代中国文化常识》，讲稿先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古代中国文化十讲》，后来修订补充后，出版了《古代中国文化讲义》。

《中国思想史》书影

在清华大学的十四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安定、最单纯的时光，最值得纪念的是完成了《中国思想史》的撰写。因为当时文科很小，课程负担并不重，学校又非常支持学者外访，那十几年里，我有不少次在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港台地区大学的访问机会，这给我完成两卷本《中国思想史》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这部书第一卷是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时完成的，第二卷是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访问时完成的。我记得，甚至在2003年非典流行的封闭期间，学校还专门派车送我去机场飞往新加坡和香港。所以至今我还很感恩那时清华校方给我的宽松环境。

Q2：

您曾参与筹建国际汉学研究所，当时挂靠在中文系，但没有编制，办公空间和经费也不足。当时您是怎么考虑要创办汉学所的？

葛兆光：

国际汉学研究所初建的时候，确实挺艰难的。当时，李学勤先生和我都看到中国文史研究领域必须与国际学界互相沟通，了解国外的中国研究界究竟在做些什么，有什么大的趋向和动作，所以，当时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就支持我们向学校申请成立“国际汉学研究所”。1994年成立之初，我和李学勤先生打算做四件事，一是编辑一套海外汉学丛书，二是召开一个国际汉学的讨论会，三是出版“清华汉学研究”辑刊，四是收集各种国际汉学著作。

汉学研究所成立大会，左二、四、五分别为：李学勤、徐葆耕、葛兆光

尽管白手起家，条件艰难，但这些设想，后来真的陆续实现了。我们和法国远东学院合作出版《法国汉学》，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支持下，和香港的饶宗颐先生合作编辑《华学》；编写了《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等入门书；也出版了《清华汉学研究》辑刊（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当代国际汉学家论著译丛”（辽宁教育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年初，还召开了有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国内二十几位学者参加的“20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学术讨论会，这大概是国内有关海外汉学研究最早的讨论会之一，记得朱维铮先生还在会上大讲了一通“聋子的对话”，引起了大家的激烈争论。

Q3：

从亲历者角度看，1993年历史系“恢复建制”究竟改变了什么？您本人参与了哪些具体工作？

葛兆光：

我觉得，1990年代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建的过程，不应当看作是一个单线历史，而是一个复线历史。实际上它和中文系、思想文化研究所、国际汉学研究所都有关系。我那时在中文系当教授，但1993年起，却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担任历史学的博士生导师，与李学勤先生合作招收了清华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合作的博士研究生，第一位就是刘国忠博士，他1997年通过答辩后，就留在清华任教了。而且，1995年申请历史文献学硕士点，1997年申请历史文献学博士点，都是由当时在中文系的我来准备材料的。同时，因为我当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教授提名委员会成员，所以引进刘北成、张国刚等学者，也都由我去向学校人事部门汇报。我还记得，当时介绍刘北成教授，就强调他作为西方历史理论的专家，与本校何兆武、彭刚的前后传承接续的意义，介绍张国刚教授，强调他学术研究兼涉古代中国历史和现代欧洲汉学。所以，当时人事处的裴处长还非常赞赏我们的汇报材料，还说像你这样汇报，这样讲这些学者的价值，就连理工科出身的行政人员和评审专家，也都能理解和接受了。

所以我觉得，追溯1990年代清华历史系复建的过程，要把来自中文系、思想文化研究所、国际汉学研究所这几条线都汇在一起。

Q4：

您对“1994年开始招文科生”有哪些回忆？

葛兆光：

我对1994年招文科生的印象不深，印象最深的倒是清华大学2003年第一次真正直接从高考招收文科本科生。那一年，文科总共只有28个名额，开始大家混着上课，三年级后分流，要由中文、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四家去竞争，当时的社会科学和中文相对比较吸引学生，因此，为了给历史系争来学生，就派我和李学勤先生都去给他们讲演和上课。不知道跟我们的演讲和上课有没有关系，最终好不容易有7个学生投了历史系，正好是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后来跟随我读硕士，在香港中文大学师从梁其姿教授读博士的张学谦。

1994年，《光明日报》报道：清华恢复招收文科生

Q5：

您的“中国文化名著导读”是当时影响很大的通识课程，此外，还有“历史理论研究”等课程，对此，您还有印象深刻的学生或事情吗？

葛兆光：

我在清华大学上过好些课，除了上面说到的“中国文化名著导读”和“古代中国文化常识”之外，1995年给本科生（大概是编辑学双学位）讲“中国思想史”，这就是我后来撰写《中国思想史》的缘起。记得当时一边写，一边讲，有时候甚至是刚写好就去讲，这样也好，它逼着我在1995年到1997年紧赶慢赶写出《中国思想史》的第一卷。

另外，我还接替刘桂生教授，给研究生上“历史理论研究”，因为当时我全副心思都在琢磨思想史的理论与写法，所以就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给研究生讲思想史研究方法和理论。除了中国思想史的问题之外，还包括年鉴学派、福科、后现代理论、日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等，这就是后来陆续出版，最终整合成三册《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的来源。

不过，我自己觉得最有纪念意义，也是我在清华十几年里上过的最愉快的一门课，却是2004年秋天的“大一新生研讨课”。清华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让资深教授给刚入学的新生开设一个学分的小班讨论课，文理兼有，规定人数在15人以内，我记得杨振宁、王大中、黄克智等，都曾经担任过这门课。我当时负责的那一班，15个都是理工科学生，课名叫“文史新研”，除了导论和结论，五讲的内容分别是“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说《无双传》与《秦妇吟》”“在艺术史与文化史之间：古代图像中的殊方异域”“在科技史与思想史之间：思想史中的古地图”“在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之间：风水术及其历史”“社会史与戏曲史之间：有关民间戏曲的社会学调查”。让我感动的是，这些从高三刚刚升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所以我开玩笑说，这门课是“高三下下”课）都非常认真，而且思想极为活跃，讨论的时候，往往火花四溅，虽然他们都是理工科大学生，也许他们都对人文知识很有兴趣，所以才选这门课，并且都真的听进去了，所以至今还有一两个学生和我保持着联系。

Q6：

您是怎么在图书馆发现老清华的毕业论文的？当年整理老清华毕业论文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葛兆光：

1992年我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总觉得应当给清华做些什么，怎样让新清华恢复老清华的传统。大家知道，1990年代学术史非常热，晚清民国的学术史被重新发现，并且被寄寓了很高的学术理想，所以，当年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他们的学术与思想都被重新诠释，特别是1925年至1929年的清华学校研究院（这才是准确的名称，现在称“清华国学院”其实并不准确），更是成为传奇，1994年前后，清华中文系还编辑出版了“清华文丛”，包括《古史新证》《吴宓与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等。我也对这一段学术史很关注，陆陆续续写了好些纪念老清华的文章，后来还编过一本《走近清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选了不少老清华时代的文献。

《走近清华》《学术薪火》书影（图片来源于网络）

至于您说的整理老清华毕业论文的事情，这是很偶然的发现。1990年代，清华文科还很小，清华老图书馆的藏书，看的人不多，我常常去随意浏览，特别是顶上的阁楼，很少有人上去，但那里堆放着很多东西，上面蒙满了灰尘。我是学文献出身的，对所有文献都有兴趣，于是1997年，在图书馆齐老师的帮助下，我花了一点时间去阁楼上翻找，结果发现上面堆放了好多老清华的毕业论文，我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本一本地看，觉得很有价值，所以就选了若干本，编了一册《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毕业生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在序言里我感慨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初一出手竟然有如此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今天还在教书的老师反省，也不能不使现在还在号称做学术的人汗颜”。对比那个烽火连三月、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时代，和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看上去很安定的时代，有关教育的问题，在反省和汗颜之后，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深思的？是学术体制的问题，还是时代环境的问题，或是大学本身的问题？

Q7：

您如何评价清华历史系复建的过程？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您对清华历史系有何寄语？

葛兆光：

1990年代以来，清华大学恢复了文科，历史系也重新建立起来，这真是让人欣慰。我1992年到清华，工作了十四年，2006年底离开清华，到现在也已经二十年了。其间偶尔回到清华，看到文科图书馆建立起来，人文学科搬进了新的大楼，清华的历史系也已经很有实力，真是感到高兴。一时间我很难想到什么合适的“寄语”，姑且挪用清华前辈陈寅恪先生的名言，一是期待历史系始终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二是祝各位历史学者，预世界学术之流，发扬当年老清华历史系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