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迎来八十华诞，美丽的长春城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从1991年2月到1998年5月，我曾有幸在吉林大学工作和生活了前后八个年头，虽然个人经历见闻都还有限，也算有幸参与和见证了吉林大学（特别是中文学科）建设发展的一段历程。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可以说，在吉林大学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汲取最多、收获最大的阶段，不仅对我的学术成长、而且对我的人生发展，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46年，吉林大学创建于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之中，初名为东北行政学院，1950年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更名为吉林大学。这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学，也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所综合性重点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著名教育家匡亚明先生、著名科学家唐敖庆院士等，先后担任校长，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和改革开放，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他们活跃于祖国建设的广阔舞台，在各行各业立下了卓越功勋。
1991年春，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应时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喻朝纲教授的邀请，来到吉林大学来工作，主要任务是担任著名诗人和学者公木（张松如）先生的学术助手，协助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诗歌史论》。人们知道，吉林大学是一个具有深沉厚重的积淀的大学。这在中文学科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鲜明生动的体现。
中文系创建于1952年，是吉林大学最早开办的学科专业之一。首任系主任，是五四时期著名作家废名（冯文炳）先生。废名（1901—1967）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和诗人，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其代表作品有《竹林的故事》、《桃园》等作品。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曾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52年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为中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那时的中文系，堪称大师云集，学术实力非常深厚。五四时期著名作家杨振声先生，就是当时教授中的杰出代表。杨振声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后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西南联大秘书长等职。1952年调任吉大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玉君》，描写2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反抗封建压迫、争取婚姻自由和妇女平等的故事，展现了五四运动影响下一代新人的精神觉醒。他于1928年发表的《济南城上》，揭示了日本侵略者在“济南惨案”中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歌颂了了中国人民奋勇无畏的斗争精神。这些都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烙印。
著名教授中，还有蒋善国（1898—1986）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证书，曾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任梁启超先生的助教。蒋善国长期从事汉字学研究，其《汉字形体学》一书，系统归纳了小篆向隶书转变的偏旁分化规律；其名著《尚书综述》，被列为《尚书》研究的必读书目。吉林大学中文学科一代又一代学者，如刘禹昌、赵西陆、许绍早、王庆菽、刘柏青……等等，可以列出很长一份名单，他们薪火相传，著书立说，传承并创造着优秀的中华文化，他们深入研究着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也成为了历史中的一部分，并且是温馨而令人难忘的那一部分。
吉林大学中文学科不仅具有深沉厚重的积淀，而且具有博大包容的胸怀。在这里，流传着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中文系自己培养出来并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刘中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中时，涉及到鲁迅中篇小说《阿Q正传》，形成了与老师废名先生迥然有异的学术观点。本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的精神，他在教研室内部的学术讨论中，与废名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就《阿Q正传》的创作思想和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探索。这件事，受到到时任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的热情肯定，认为这是活跃学术空气的良好风尚，并鼓励他们把各自观点形成论文，予以发表。就这样，刘中树的论文《就<阿Q正传>的几个主要问题和冯文炳教授商榷》，发表于《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2期，而废名的论文《关于<阿Q正传>研究》，发表于同刊1959年第4期。师生之间、新老教师之间的热烈讨论和自由争鸣，有力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也成为兼容并蓄精神的有力见证。后来，已担任过吉林大学校长和资深教授的刘中树先生回忆说：“那是我作为青年教师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匡亚明校长的鼓励和废名先生的包容，使一个青年教师在独立思考的科研道路上有信心走下去，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到吉林大学工作时，刘中树先生已经是常务副校长了。我们同住吉大文科楼附近的“教授楼”。刘老师住一单元一层，我住二单元五层。由于我当时一心读书，寡于交游，八年中居然从未到他的家中拜访。每次路上相遇，刘老师总是亲切地嘘寒问暖，了解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给予热情鼓励。1998年底，五校合并后的吉林大学深圳校友会举行成立大会，已担任校长的刘中树老师高度重视，亲自出席。那时我刚刚调到深圳大学工作，就到刘老师下榻的晶都大酒店去看望。进屋时，发现刘老师正忙于接受记者专访，我连忙点点头，就准备赶快离开。不料刘老师马上站起身，拉住我的手，一边对记者表示歉意，要暂停一下采访，一边带我进到里间卧房，就坐在床沿上，聊了好大一会儿。他问我调到深圳以后的情况，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并表示如果需要帮助，一定不要客气，他会全力支持。在刘中树先生身上，体现着吉林大学的可贵精神传统，时至今日，每每念及这些往事，我仍然会深为感动，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多年来，我一直和吉林大学的老师们、同事们、校友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
关于吉林大学中文学科的博大包容、奖掖后学的人文氛围，我本人是深有体会和感触的。我在1991年初到吉林大学任教前，与这所大学并无太多联系。来校工作后，除了读书教学，平时也很少走动。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我就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担任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还被派往美国留学深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冬天的傍晚，天色已渐朦胧，我正在家中准备吃晚饭，忽听几声敲门的声音，开门一看，原来是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喻朝纲教授站在门口。他微微气喘地告诉我，就在刚刚结束的学校会议上，我已被评为学校“跨世纪人才”了。我忙请他进屋稍息片刻，他只是摆摆手，就匆匆转身走下楼梯。那时，我住在五层楼上，楼道里一片黯淡，还堆放了各种杂物，喻老师就这样近乎摸黑上楼下楼，只是为了尽早告诉我这个来校不久的青年教师，我的学术工作受到了学校的肯定。
喻朝纲先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吉大自身培养的第一位词学家，他在词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在教书育人方面倾注了无数心血，堪称桃李满天下，后来享有盛誉的“吉大三剑客”，即国家级教学名师肖瑞峰、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晶，都是出自他的门下。我是由于喻老师的盛情邀请，才进入吉林大学工作的。但我在吉大工作的八个年头里，从未请喻老师吃过一顿饭，也从未向喻老师送过一份礼。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喻老师为培养我这个青年教师，默默花费了多少心血，我只能毕生铭记于心，永不忘怀。后来我在不同大学里担任过一些领导工作，我最关注的一件事，就是青年教师的成长。我想，这也是喻朝纲老师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致吧。
吉林大学中文学科，还以其所具有的进取奋斗的精神，给人留下难忘印象。这在我的恩师公木先生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公木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他早年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投身于抗日战争，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等一系列诗歌篇章，讴歌广大军民，激励战斗意志。其中一首《八路军进行曲》，经过历史演变，最终定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他以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应邀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并受到极大鼓舞。解放战争期间，他受命奔赴东北，参与创建东北大学（即东北师范大学前身）。解放后，他辗转各地，并于1961年1月，应吉林大学时任校长匡亚明先生邀请，前来吉林大学工作，担任中文系主任，后又担任副校长，为吉林大学、特别是中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木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经历过许多坎坷，但他从未气馁，从不放弃，永远是那样乐观开朗，充满战士的情怀和奋斗的朝气。我在1991年初来到吉林大学时，公木先生已是八十高龄，而我年方三十。但我们之间毫无代沟，我每每与公木先生交流，都能从他那博大的精神世界里，感受到永葆青春的力量。
当时，我主要是协助公木先生完成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史论》。这项工作，受到学校领导、省委宣传部、相关出版社和学术界的大力支持，汇集了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共同开展。期间，无论是在主旨思想、阶段划分、研究方法等方面，公木先生都亲力亲为，不仅亲自撰写了长篇导言，还对每卷著作的内容确定、章节安排、写作方法，加以精心指导，保证了这部大型著作全面系统的一体化推进。同时，他对我又是充分信任，放手发挥，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和进度。1994年，九卷本《中国诗歌史论》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广泛好评，并荣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在北大未名湖畔，季羡林先生曾当面向我称赞了这部著作的学术成就。在此过程中，我作为副主编和作者之一，也从公木先生那里，感受到思想的睿智、学识的渊博、态度的严谨，终生受益无穷。
后来，公木先生曾把他的一首颇具古风韵味的自由诗，亲手题赠给我：“斯人老矣童心在，国运昌兮正道隆。送君前往新世纪，脚比路长待驰骋。挥手向时间告别，每分每秒都是永诀。御风与流光同步，一瞬一息都将长住。”我想，这首意蕴无穷的大作，不仅体现了公木先生本人的乐观性格和广阔胸怀，实际上，也是吉林大学中文学科一代代师生精神气质的最生动、最传神的艺术写照。
2026年9月10日
（原载《长春日报》2026年9月16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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