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发生未遂枪击案，这件事本不该令人意外。美国不仅拥有全球最活跃、实际上深度影响共和党的轻武器产业，记者们也短暂体会到了美国——而且几乎只有美国——中小学生每隔几个月就在“逼真”的活跃枪手演练中经历的恐惧。
美国还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仇恨放大产业。为了“提高参与度”而不断放大仇恨与撕裂的算法，让马克·扎克伯格跻身全球最富有的人之列，坐拥超级游艇和位于夏威夷、带有末日避难设施的庄园。
埃隆·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X”则已沦为充斥纳粹式言论的污水池。据《华盛顿邮报》统计，仅过去七个月，马斯克本人就发布了850多次赤裸裸的白人至上主义口号和表述。
共和党整体上也从这一切中获益。该党在20世纪中期经由尼克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南方战略”以及里根对“州权”的拥抱，被重塑为一个以白人男性至上为核心的政党。今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仅存的4名黑人共和党议员也都将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最后，亿万富翁阶层以及让他们致富的那些庞大垄断企业，同样从仇恨产业中获利。因为一旦工薪阶层被动员起来，按种族、宗教、性别及性别认同、国籍或政治立场彼此仇视，他们就更不可能联合起来，争取工会权利、福利、医疗保障、教育以及更高工资。
也有人据此认为，如今美国共和党的腐败、亿万富翁的贪婪以及社会仇恨的蔓延，已经证明民主走到了尽头。耐人寻味的是，最常这样说的，恰恰是那些亿万富翁本人，或者是他们追捧、资助的那批阿谀奉承的“黑暗启蒙哲学家”。
这种反民主世界观其实有着漫长的历史。
柏拉图本人就曾主张，民主最终总会导向暴政，因为民主规则极易被威权主义者利用民主本身的工具加以劫持。卡尔·波普尔在1945年对此作出过系统反驳，认为民主社会必须“对不宽容保持不宽容”。换句话说，当某些“言论自由”被用来破坏并最终摧毁民主时，民主国家就必须为其设限，德国就是这样做的例子。
欧洲的做法会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发生冲突，因此美国必须找到别的办法来应对这个“仇恨工业复合体”。可行路径其实有几种。
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改革方向，是把“承载言论”和“放大言论”区分开来。如果有人想发布恶毒但不违法的内容，根据第一修正案，这可以被允许。但如果一家公司的软件算法识别出这类恶毒内容更能带来利润，并把它强行塞进数百万人的信息流里，那就不再是被动承载，而是主动推广。既然是主动推广，就可以监管。
另一个办法，是强制提高透明度。要求这些公司公开披露，它们的算法究竟在奖励什么。它们是否仅仅因为能给背后的亿万富翁所有者带来更多广告收入，就优先推送愤怒反应、阴谋论内容、恐惧、部落对立和无休止的末日式刷屏？应当让独立研究人员审计这些系统，让公众看清幕后的仇恨是否正被人为设计成一种盈利工具，并通过公共舆论压力加以遏制。
最后，还应当把真正的选择权交还给社交媒体用户。拆分社交媒体垄断企业。比如，要求平台提供简单的时间顺序信息流，允许用户轻松退出基于操控的推荐机制；同时，当平台明知自身会把人一步步推向极端主义或暴力时，应承担法律上的注意义务。
这样一来，言论自由依然存在；企业失去的，只是利用机器中那套看不见的部分，为了赚钱而毒害我们的思想、孩子们的思想以及民主制度的权利。
不过，这些措施仍无法解决另一个问题：右翼亿万富翁收购大型媒体平台后，要求旗下员工以反民主、亲亿万富翁的方式扭曲新闻叙事。
但如果能够扭转里根在1983年基本放弃反垄断法的决定，以及他在1987年废弃“公平原则”的决定，或许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由澳大利亚亿万富翁控股的福克斯“新闻”等媒体给美国造成的伤害。
摆在美国面前的选择十分鲜明。要么继续放任右翼亿万富翁、垄断资本、枪支商人和仇恨牟利者挑动美国人彼此对立，同时从工薪阶层手中抽走财富与权力；要么重新记起民主最古老的教训：只要普通人拒绝被分化，没有任何寡头或亿万富翁能够与他们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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