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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句话，今天已经成了中国教育界的"圣经"。几乎所有大学都把它挂在墙上、写在宣传册里。但你知道梅贻琦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谁吗？

四大导师。

1931年，梅贻琦正式担任清华校长。他在就职演说里说了这段话。当时清华已经有了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大楼"已经盖起来了。但梅贻琦认为，真正让清华成为清华的，不是这些楼，是那些在楼里教书的人。

而那些人里，最让他引以为傲的，就是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因为他们，清华才真正配得上"大学"两个字。

一个大学，怎么才算"有大师"？不是把大师的名字写在荣誉榜上。是让大师能安心做学问、安心教书、安心做自己。梅贻琦做到了。他给四大导师最高的薪水、最少的约束、最大的尊重。王国维在清华期间，是他人生中最平静的几年。陈寅恪在清华期间，是他学术创作最丰沛的时期。梁启超在清华期间，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整理阶段。

1929年国学院停办后，陈寅恪留在清华，继续教书，直到抗战爆发。他后来双目失明，依然在中山大学口述完成了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口气——"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句话，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上写的。也是他自己用一生践行的。

梅贻琦说的"大师"，不只是有学问的人，更是有精神、有风骨、有独立人格的人。今天的大学，楼越来越高了，"大师"却越来越少了。不是没有有学问的人，是有学问又敢"独立"的人越来越少了。

当我们一遍遍背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大楼建得够高了，但"大师"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