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也举行首次会议。高市早苗政府复活“新战前体制”，又往前迈出一步。
一周前，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任命58岁的现任内阁情报官原和也为“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表面上看，日本只是将内阁情报室进行了“升级”，但细究起来，并不是换块牌子那么简单，此举意味着日本撕掉了二战后盟军亲手贴上的“情报封印”，更启动了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整合体系的新机制。
这一幕似曾相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就有整合并强化情报系统的做法。
当地时间2026年7月30日，日本东京，高市早苗抵达自由民主党总部。图/视觉中国
历史性转向
根据2026年5月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国家情报局承担安全保障、反恐、海外情报、防谍等业务，拥有对政府各省厅情报工作“一元集约”的综合协调权，有权指挥各部门开展情报搜集与汇总分析。
这一新体制带来的最核心变化在于首相情报权力的法定扩张。国家情报局之上是首相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局作为行政执行机构直接向首相、内阁官房长官汇报，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海外情报活动及防谍工作等，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一元集约”地搜集、分析情报的综合协调权。这意味着首相首次在法律层面获得掌握全国情报政策制定、情报处理和情报搜集的最大权限。
日本国家情报局拥有人事、预算与情报终审权，实现对全国情报资源的一体化运作。执掌730人编制的国家情报局的原和也，曾任警察厅外事课课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并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担任其秘书官，负责安全保障与情报工作。如今，他能够凭借该机构直接对首相负责，统筹统合财务、防卫、法务等内阁部门的情报工作，将二战后分散在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部门分散制衡的情报资源转变为首相垂直掌控的情报权力。
情报权力的高度集中，标志其情报体制向着可支撑对外军事行动的集权模式迈出关键一步。情报能力是军事与安全政策落地的基础性举措，当情报资源向首相集中，意味着未来日本启动攻击性安全保障政策的制度门槛被极大降低了。这一改革动向与近期日本“再军事化”存在密切关联，与防卫预算扩张、反击能力建设、安全保障政策持续加速右转形成政策链条。
情报权力的高度集中，将深刻影响日本安全保障决策链条。首相依托统一整合的情报资源与跨部门指挥权限，能够显著强化自身在修宪议程、集体自卫权启动、军事行动研判等重大议题上的主导地位，压缩省厅层级对安全保障决策的掣肘空间，为后续修订“安保三文件”、修改“无核三原则”、推动和平宪法修改等议程完成前置性制度铺垫，首相的专断权力在安全领域得到空前延伸与强化。这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体制发生历史性转向，要从战后美国情报体系的“依附者”转变为“情报提供者”与“前沿活跃者”。
日本政府在对外叙事中，将国家情报体系改革包装为应对外部安全威胁、补齐七国集团（G7）框架下对外情报能力短板的制度优化，强调此次改革目的是解决情报碎片化、提升国家安全风险识别效率。但是，日本国内的在野势力、民间反战团体对该机构设立带来的风险保持强烈警惕：一是缺乏第三方监察机构，情报收集与使用的全部权力由其自行裁量；二是国家情报局的情报活动缺乏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机制，其情报活动没有纳入议会监督的制度框架之内；三是情报活动边界模糊，引发国内监控扩张、权力滥用的担忧，日本舆论频频将其与战前军国主义情报机构的“特高课”进行历史比对。
“特高课”再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在政体上保留着二元君主立宪的制度外壳，国家权力名义上以天皇为绝对核心。但随着近代对外扩张的持续推进，这一体制逐步发生严重异化，最终演变为服务于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独裁体制，并成为日本走向战争的重要制度根源。
该体制最关键的制度漏洞在于“统帅权独立”原则。依据帝国宪法，陆军与海军的统帅权直接隶属于天皇，不受内阁、议会的约束与监督，文官政府无权干预军事决策。这一制度设计让军部获得了超然于行政体系的特殊地位，得以肆意干预国家政治，逐步架空文官内阁，把持国家内外大政，使日本政治彻底向军事独裁倾斜。
为巩固军国主义统治，日本统治阶层以“护持国体”为意识形态幌子，不断强化情报与高压统治体系。内务省下辖的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成为军国主义的重要统治工具。对内，该机构全面监控社会舆论，严厉打压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等进步思潮，压制民间反战声音，实现全社会的思想管控，为对外扩张稳定国内秩序。对外，该机构承担全方位特务职能，通过情报搜集、跨境暗杀、侦捕审讯、策反诱降等秘密手段，在海外制造混乱、培植亲日势力。
在此基础上，日本形成了武力扩张与特务渗透并行的侵略模式。日本军国主义一方面疯狂扩军备战，强化国内思想统治，消除战争阻力；另一方面系统性派遣间谍、浪人深入侵略目标区域，刻意制造外交与军事事端，为出兵侵略制造合法借口。这种体制使得军部与特务机构拥有极大的自主行动空间，屡屡通过私自挑衅制造既成事实，倒逼政府跟进妥协，最终不断推动战争升级，使日本彻底陷入对外侵略的失控局面。
以史为鉴，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权力架构、职能定位、运作逻辑与二战前的“特高课”高度趋同，有诸多危险苗头值得外界警惕。
一是重蹈“特高课”引导日本军事冒险的覆辙。依托公开信息与各类非常规手段搜集所得情报，最终将服务于军事行动。日本新设海上自卫队“情报作战集团”与陆上自卫队“情报作战队”，将与国家情报局的海外情报活动形成协同联动。这类情报积累，正是日本谋求发展所谓“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重要前置条件。通过扩张情报能力为自身军事扩张铺路，炒作推动集体自卫权落地，这套对外情报布局，会显著抬升亚太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现实风险，并可能助长“新型军国主义”回潮。
二是重蹈“特高课”钳制思想的覆辙。日本社会本身存在较强的从众心理，民众普遍担忧被社会标签化。相关法案落地后，持有反战立场、主张睦邻友好的普通民众，有可能被带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执政势力扣上“间谍”“外国代理人” 的帽子。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就曾警示，尽管政府表态不会针对普通民众开展任意调查，但法案并未清晰界定“普通市民”与需要重点排查对象之间的边界。一旦政治标准被肆意曲解滥用，公权力便会裹挟社会舆论，推动社会思想向军国主义方向回潮。届时日本国家情报局或将演变为压制一切反内阁、反战争异议声音的监控工具，日本社会或将复刻二战战前的社会生态，迫使民众在思想与行为层面被动服从国家的再军事化进程。
三是重蹈“特高课”系统性制造“外部威胁叙事”的覆辙。日本政府可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人脸识别等前沿技术，持续向国内民众精准输出所谓外部势力渗透的右翼叙事，并依托新设“国家情报局”打造覆盖全社会的历史修正主义认知茧房。这意味着早已消亡的战时特务机构内核，可能借由“国家情报局”实现借壳复活，战前皇国史观再度死灰复燃。借助这一机构，日本政府既压制社会内部的多元异议声音，也能打压异见，以便于集权扩权。如若成为现实，这无疑将是二战之后日本民主体制的一次重大倒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陈祥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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