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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四川秀山，一座十七米长的石桥正式通车。
村民们围着石桥欢呼，一位白发老人端着糯米酒，缓缓洒向桥基。
这座桥叫红军桥，是开国少将段苏权为报答一位农夫的救命之恩所建。
而这段恩情，已经跨越了整整五十年。
时间拉回1934年11月，18岁的段苏权正带着黔东独立师在秀山梅江一带激战。
他是师政委，年纪轻轻却已历经战火。
追击逃敌时，一枚子弹击穿了他的右脚踝骨，骨头当场碎裂。
部队遭遇伏击溃散，师长王光泽被俘牺牲，段苏权被两名战士抬到车田村的岩洞里藏了起来。
伤口很快化脓，高烧缠上了他。
这种处境下能活下来的概率极低。
幸运的是，土家族农夫李木富上山砍柴时，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
李木富没多想，背起这个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几岁的少年就回了家。
民国时期的川东地区，保甲制度推行得极严。
藏匿红军是灭门之罪，保长会定期带着团丁搜山排查，和现在的基层治理排查完全是两个概念。
李木富不敢大意，连夜把段苏权转移到后山岩洞，铺上干草遮身。
接下来的49天，李木富每天借着月色往返岩洞。
他用盐水、艾叶和山草药给段苏权换药，把家里唯一的干净麻布撕成绷带。
本来想光明正大照料，却只能对外谎称家里养了个外地哑巴亲戚。
最惊险的一次，保甲长带着团丁搜山，李木富让8岁的儿子假装放牛，把段苏权拄过的拐杖扔进深谷，才算躲过一劫。
段苏权曾含泪问他怕不怕，李木富只笑着说，你们红军把命都搭给穷人，我怕啥子。
这种勇气在那个年代，真的太难得了。
伤口稍愈，段苏权执意要找部队归队。
李木富给她削了两根拐杖，又把老伴讨饭用的粗瓷碗塞到他手里。
这只碗成了段苏权路上的依靠，饿了就敲碗乞讨。
途中他被恶丐抢走铜钱，差点病死在土地庙，幸得一位船家搭救，才辗转回到老家。
1937年9月，得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段苏权连夜赶往太原找任弼时报到。
老首长见到他又惊又喜，直言部队早已为他开过追悼会。
段苏权落座后，最先提起的不是自己的遭遇，而是秀山李木富的恩情。
任弼时郑重写下评语，称这些百姓是红军的亲人，更是共和国的脊梁。
此后数十年，段苏权转战南北。
他参与平北抗日游击战，在辽沈战役中屡立战功，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本来想功成名就后立刻寻恩，却因战事不断一拖再拖。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着红布包裹的粗瓷碗碎片，上面写着“救命之碗”四个字。
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多次托四川战友打听李木富的下落。
无奈秀山剿匪档案不全，寻访工作屡屡碰壁。
如此看来，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普通农夫，难度堪比大海捞针。
但他从没放弃，这份执念一藏就是几十年。
1983年，秀山党史办到车田村征集史料。
86岁的李木富在闲聊时，才淡淡提起自己曾救过一个红军娃儿。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段苏权连夜致信秀山县委，恳请帮忙寻找恩人。
三个月后，段苏权驱车赶到车田村。
远远看到拄着拐杖站立的李木富，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嘴里喊着“大爷，儿子来晚了”。
李木富颤巍巍扶起他，老泪纵横，反复说着活着就好。
段苏权提出接老人去北京安享晚年，被李木富拒绝。
他又说要给老人盖新房，还是被摆手回绝。
段苏权急了，问老人有什么心愿，自己一定办到。
李木富望向村口的小河，轻声说，下雨涨水时，学生娃蹚水过河太危险，给娃娃们修座桥吧。
段苏权立刻捐资两万元，在当时，这笔钱能盖好几座砖房。
他还协调川湘公路指挥部派来技术组，短短几个月就完成了桥梁修建。
1984年5月，红军桥建成通车，村民们杀猪宰羊庆贺，李木富把第一碗糯米酒洒向桥基，脸上满是笑意。
1985年初，李木富安然离世，享年88岁。
按照他的遗愿，家人把他葬在桥头山坡，墓门正对着红军桥。
段苏权因公务未能到场，却每年寄来钱款，委托村里定期给桥做“体检维护”，直到1993年病逝。
如今的红军桥，早已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毫无疑问，李木富的善意没有求回报，段苏权的报恩也超越了个人层面。
他们用一生诠释了，最动人的情谊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危难时的挺身而出，和岁月里的始终铭记。
这份跨越半世纪的双向奔赴，值得我们永远珍藏与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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