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阿福”|乡村医生|卫生室|卫生站|看病|邓福如|阿福

六月底的午后，广东省，梅州梅县松口镇，粘稠的天气让人像是被直接送进了桑拿房，衣服蔫巴巴地塌在身上，空气湿度很大，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连为数不多的几家小商店，卷闸门都拉了下来。

但镇子边大黄村卫生站的门却始终是开着的。

屋里的老式风扇转得很慢，发出轻微的吱呀声，风顺着屋顶落下来，让人终于生出了一点凉意。有人身影还没出现，但声音已经先到，直至推门而入，“阿福啊，在冇？”

在客家话里，“阿福”是最自然不过的称呼。像阿炳、阿强、阿春一样，一个”阿”字，就能把人与人的距离拉得很近。

“阿福啊，在冇？”

阿福全名杨治福，他的卫生站就在进村主路的旁边，一个小小的门脸，约莫3、4米长的样子，60平左右，左侧的药房，诊疗室，医疗室一字排开，地方不大，但被规划得极好。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得是靠近门口的茶台，这显然已经被使用了很久，茶包少了一大半，连被用来泡茶的矿泉水也见了底，茶台上的茶具很多，一个小小的不锈钢锅里，放着不少的小茶碗，咕嘟嘟的煮着。

推门而入的人，有寻医问药的，但更多都是来唠嗑或讨口茶喝的。喝茶，似乎是每一个热情客家人最平常的生活，不管在哪，先从茶开始，而今年47岁的杨治福，在这里做村医也已经有了26年。

阿福回忆起来，20多年前，他还是从卫校刚毕业的大小伙，“21岁，刚上完学，我爸给了一笔钱，让我回村开诊所。（一个人开）怕的啦，怎么能不怕？”

那是2000年前后，广东沿海正是打工潮最热的时候。同学们陆续去了深圳、东莞、广州，有人在医院，有人在药厂，也有人进了医疗器械公司。对于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留在城市，收入和前景显然都比回村好。

阿福也心动过，2001年前后，他在深圳待过一段时间，还参加过招聘考试——笔试通过了，却倒在了电脑操作上。那一代从乡镇卫校毕业的学生，学的多是社区医学，真正接触电脑的时候并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机会留在城市，只是后来他没有再坚持。“原因也不只是考试，还是得照顾家里，这有我的根。”

父母舍不得他一直在外面，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上面只有一个姐姐。“兄弟少，就得留一个人在家。”多年后回头看，他依然觉得，那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决定。

只是彼时，他也没有想到，这一留，就是20多年。

第一天坐在诊室里时，他整个人都是发懵的，“没有老师，更别说带教和同事了，“别的人学医，家里好赖有个亲戚朋友能帮衬交流，但我们家没有当过医生的，我就是第一代，说实话，连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

病人坐到面前，所有决定他都要自己做。他回忆起来，当年没有手机，诊所旁边有一家小卖部，装着一部固定电话。每碰到拿不准的病，他就只能跑过去打电话，打给在医院工作的老师和以前实习时认识的医生。

一个问题，往往要问好几个人，发烧怎么办？腹痛怎么办？药是不是开重了？要不要输液？“就害怕自己出错，把人家耽搁了。”

夏天，高热病人特别多。有些孩子烧得满脸通红，父母抱着冲进诊所，他一边量体温，一边脑子飞快地转，到底是什么原因？病毒？细菌？会不会是脑膜炎？会不会已经脱水？等病人离开，他一点也轻松不下来。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还是白天孩子的脸，“睡不着，就算让人赶紧往大医院送，也还是操心害怕着。”

但天一亮，诊室的门又开了。

他迫切需要一个能在身边指导自己，或者给自己一些用药治疗建议的人，“可惜，真是没有，就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上，错了对了，治好了失败了，也只能自己认。”

后来，他终于慢慢不怎么打电话了。“打得多，也怕人家烦，人家好意帮忙，你总不能啥都去问吧，别人也有别人的工作，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没法持续找老师医生问时，他就只能逼着自己更认真的学习，记录；当地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各种村医培训，他也主动报名，不放弃每一次学习的机会。

书架上的《乡村医生手册》被他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快要翻烂了，但你不可能指着一本书就成神医了，这不现实。”

当医生，某种程度上，是经验积累，反复练习的工作，出诊、病人、失败、成功，都会替代课本成为他新的老师。但他也会感慨“有个经验老到的师傅指导，那跟自己一点点摸索肯定是两码事。”

阿福遇见“阿福”

在农村，像杨治福这样长年凭经验行医的村医并不在少数。梅县区卫健局数据显示，全区194名村医中，45岁以上的占比近七成，154人为大专以下学历，仅3人有中级职称。

为了解决村医们的现实难题，6月底，“乡村医生健康AI技能培训”在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开班，教村医们学习用AI健康助手蚂蚁阿福辅助日常诊疗。

“要是那时候有这个AI就好了，我话费都能省一大笔。”杨治福开玩笑说。从培训结束，他就反复打开这个和自己“同名”的AI阿福，坦言自己很喜欢，“很实用，尤其我在村里，遇到很多皮肤病，中毒的，自己不敢下判断，用阿福给皮肤拍个照就可以帮我辅助下判断。现在农村外来物种好多，这些都超出了以前我们的学习范围，但是这（软件）里面，反应很快，还有那么多专家在，问了心里也更有谱。”

在村里工作，他发现，真正考验村医的，或许并不是疾病。“有人情，也靠你知道得多，见识得多，你不怵，心里有谱，才能让大家伙放心。”

如今，村里谁家老人很久没有来测血压，谁家只剩老人独居，谁家孩子身体不好，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村里人越来越少叫他的名字。他们开始叫他“阿福”、“药福”、杨医生。

有朋友推门进来喝茶，他打开蚂蚁阿福，作势要拍对方脸上的疤。朋友问他又在捣鼓什么新玩意，他说，手机上也有个“阿福”，“你们要是打电话找不着我，就问这个阿福。”

他觉得，现在老人越来越重视健康，可小孩子却越来越胖，饮料喝得越来越多，手机也拿得越来越久。“现在的人甭管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其实都需要更科学的生活指导。”他说，要是蚂蚁阿福能把健康管理的功能做得更细致点、村医能直接归类整理村民的个人电子档案，就更好了。

他像站在乡村最前线的人。年复一年，看着村子慢慢变化，也看着时代悄悄改变。

杨治福负责两个村子的卫生站。大黄村有1200多名常住人口，另一个横东村，每周也需要巡诊两次。

每天早上七点半，杨治福都会打开诊所的大门。老人们陆续进出，测血压、测血糖，看病、开药，构成了一天的忙碌。晚饭后，他又回到了卫生站，这一坐就又到了晚上十点。

为什么要待这么久？“村里人哪有什么真正的休息时间。”他笑了笑，“一些人把地里的活忙完，就算记起要看病也都到晚上了。”

杨治福的手机24小时开着，只要有来电，无论手头在做什么事情，他都立马放下、接电话。“谁知道电话那头会有什么事情呢？万一是啥大事。”他调侃起自己来，“这不就跟手机里的阿福一样么？24小时在岗，随叫随到。”

有人半夜摔伤，突发胸痛，有人孩子高烧。电话一响，不严重的，他叮嘱一番，安慰几句。严重的，他骑着摩托立马出门。在很多村民心里，阿福比120来得更快。

大黄村是远近闻名的柚子村。连阿福的诊所后面，也是一片茂密的柚子林。6月底，也是农忙的时候，这里的水果成片成片的要下市，荔枝，黄皮，桂圆，柚子……一茬接着一茬。果子成熟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会来到这里。可也是那段时间，诊所最忙。阿福回忆，“有人摘果时从树上摔下来，有人套袋时踩空，有人骑车运柚子出了事故，摔伤的很多很多。”

▲阿福的卫生站后面，是成片的柚子树

阿福已经数不清，自己的车拉过多少伤者。他想起来，去年冬天，一个喝醉酒的人摔得满脸是血。救护车离得远，他直接把人抬上自己的车。一路上，病人不停呕吐。“那车都没法子闻，但你能咋办，不都得忍着么。”

阿福是极爱自己车车的人——他在车里粘上扇着翅膀的漂亮蝴蝶，车头处还有睡得很香甜的毛绒小狗，可即便如此，在需要自己车送病人的时候，他也依旧会义不容辞。把病人送去医院，这些城里医生很难做的事情，几乎却是村医工作的日常。

阿福记得一个食管癌晚期病人。老人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直直地望着他，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个眼神。”“他就是想活。”阿福知道，自己救不了的。“大医院都已经放弃了治疗，我能有什么办法？可还是得尽力，让老人不要那么痛也行。你站人家旁边，可能就已经是一种安慰。”

很多时候，村医不是站在医学和疾病之间，而是站在现实和人情之间。没有哪一本教材告诉他们，应该怎么选。

20多年村医生涯里，他也越来越习惯面对这种无能为力。“很多病人，都是从大医院回来的。尤其癌症晚期。”落叶归根，是客家人的习惯，也是很多中国农村共同的习惯。可病人回家后，谁来照顾？谁来帮助缓解那些与日俱增的疼痛？谁来告诉家属，老人什么时候会走？最后，他们还是会想到阿福。

“这是村医和医院医生最大的不同。”医院可以分科，会诊，也可以转院。可村里没有第二个医生。“别人叫的医生，就是你，你必须赶到。”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就算解决不了问题，也要去。你不能辜负人家的信任，你是医生，穿上白大褂，就代表了这个队伍。”

可即便信念坚定，他也常有无力和困惑，“你说，要是因为我技术不到位，判断失误怎么办？”

村子的女儿

去镇上卫生院接受培训时，杨治福是带着期待的，他知道这是一个开放，包容，新科技的时代，他也想拥抱这种变化，看看AI到底能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什么。

▲村医章蔚征在培训现场

6月30日，羊城晚报社联合梅州市卫生健康局、梅县区卫生健康局、蚂蚁阿福共同举办的“乡村医生健康AI技能培训”在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卫生院正式开班，教村医们学用AI健康助手蚂蚁阿福辅助日常诊疗。

约莫70余名梅县当地村医报名参加了此次培训，这其中，大部分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可以装进口袋里的专业医疗助手。

杨永清也是其一。

一大早，杨永清骑着摩托车，沿着盘山公路往山里的径礤村走——老人们的体检报告下来了，她需要一家一户给送去。村里的水泥路是前年才修好的，在此之前，这段几公里长的山路满是坑洼，雨天泥浆没过半个车轮。“那时候骑车，真是心疼，大半个轮子就掉坑里了。”

她几乎每天都要骑这条路。路的尽头，是越来越安静的村庄，“房子修得越来越漂亮，住的人却越来越老。”

有老人独居，有糖尿病、高血压病人，也有人已经九十多岁，还坚持自己种菜。村里的人几乎都有杨永清的电话——人们生病了找她，脚烂了找她，鸡吃的玉米没有了，也会给她打个电话。慢慢地，她发现，自己不像医生，更像这个村子的女儿。

但早先，杨永清本没有打算回来。2002年，她离开广东，到河北读医。那个年代，没有高铁，从梅州到河北，要坐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她学内科，也学外科。后来还去了河北一家医院实习。外科主任看中了这个认真、勤快的广东姑娘，问她愿不愿意留下？

留下，意味着比村医好得多的工作待遇和前景，可杨永清没有马上回答，她说要回家问问爸妈。家里只有她一个女儿，父亲那时候胃出血，母亲也年纪大了，而在新疆工作的弟弟回不来。她一直觉得，总要有一个孩子回来。如果弟弟不愿意，那只能是自己。于是，她放弃了医院和即将上任的城市工作，回到了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

2018 年，杨永清接手了松口镇径礤村卫生站。2021 年，因为梓育村没有固定村医，她又开始去那里巡诊。每周二、周四、周六，是她到梓育村巡诊的日子。

▲杨永清进山看病的村庄

她以为，自己只是换了份工作，但后来才发现，这是换了一种人生。她和距离自己30里路的杨治福面临一样的问题，医院里的医生，往往只需要负责一个科室。但村医则需要什么都会，内科、外科、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家庭医生签约、上门巡诊……每天都是新的问题。“1000多个人，你得掌握清楚他们的情况。”

更大的困难，来自那些偶尔倔强又不听话的老人。她千叮咛万嘱咐，糖尿病老人要忌口，但还是挨不住老人偷偷吃炸鱼面。“脚烂了，皮肤抓一下就破。”她只能一次次上门，一边换药一边叮嘱。“后来看到我真心为他好，他才变了。”

也有老人不听儿女的话，儿子打电话给她：“杨医生，你帮我劝劝。我爸妈他们都听你的。”她骑上摩托就开了过去。慢慢地，老人们开始把她当自己人。

冬天，她骑着摩托车进山，有位老人怕她没吃早餐。把家里刚烤好的红薯，悄悄挂在卫生室门口。还有老人，下雨天把自己的雨衣塞给她，怕她淋湿，也怕她摔倒。“他们觉得，我一个女孩子辛苦到这儿，不容易。”这些事情都很小，却一点一点，把她留在了这里。

但她最难忘的，还是那个早先每天给她送红薯的五保老人。老人身体一直不好，后来要去市里的医院，临走前，他对杨永清说：“杨医生，谢谢你来到我们村。”接着又说了一句。“我可能回不来见你了。”杨永清愣住了。她安慰老人：“不会的。”但七天后，她的电话响起，对面传来老人兄弟的声音：“杨医生，你好啊，大哥走了。但还是很感谢你对他的照顾。”

后来，她经常回想起那个早晨。她总觉得，是不是自己能力不够，自己懂得不够多，“村里每有老人去世，我都会难过。要是当时多注意一点，老人是不是就不会走得那么快？”她有点懊恼和挣扎，“如果及时找了更专业厉害的医生去帮他，会不会他能再活得久一点。”

而杨治福和杨永清曾经面临的那些不管是技术上难题，还是治疗后内心的遗憾，在1600公里以外的贵州山区，普安县兴隆村的村医刘婷婷也遇到过。

今年25岁的她，是当地最年轻的00后村医，“一开始，光是让大家认可我这个小孩都很难。”刚到村里时，村民看着这个00后姑娘，常会质疑：“年轻人都往城里跑了，你这么小，来村里当医生，是不是来骗钱的？”但真正让她赢得信任的，不是解释，也是一件件具体的小事。

村卫生室只有她一个人，村民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来找她，大医院医生没有时间解释的复杂检查报告，也会被拿到她面前。“这是求助，也是对村医能力的考察。”

过去，遇到看不懂的报告，她只能“求着师哥师姐有空帮忙看一眼”。如今，她有了AI助手“蚂蚁阿福”。给检查单拍张照片，就能快速得到专业分析和相关知识，不仅帮助她理解复杂的检查结果，也让她在面对患者时多了一位24小时在线的“同事”。

刘婷婷说，AI不能替代医生，但这让独自在村卫生室工作的她，少了一些孤军奋战，多了一份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