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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天,老同学杨飞云叫我给学员示范画写生,特意赏我使用带天窗的画室。带天窗的画室,究竟不同,自上而下的光罩在画布上,仿佛就能画得好一点似的。画完了,同学们要我接着画,我应承了,不料接二连三画到去年秋天。画室租金,老同学不肯收的,交换条件是在这里办展览。我犹豫半晌,也只好应承了。现在这些毫无意义的画可以挂上墙给我自己看看,照规矩,先得谢谢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谢谢油画院院长杨飞云

画大致分成三类:一类延续我在纽约玩弄的老花样,摊几本画册,画写生;一类是人体或肖像,老实规矩,仍如初学时,导师就是我自己;再一类是带学生出外画农民,统称“下生活”,属于革命年代落下的病,近年重拾故技,我愿攀比的对象,仍是当年的我自己——这本画集的排版以作画年份为顺序,大约可以看出我的画由稀少而渐多,也看出我的手怎样由荒疏而稍许熟练。

为什么还在画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呢?一半出于谦卑,因我从未确信自己把握了绘画的法度;一半,说实话吧,其实是骄傲。“文革”期间,所有画家唯恐发表的创作不“革命”,现如今,又看见大家只怕手上的把戏不“当代”:真的革命画,真的当代艺术,我都佩服的,可是众人趋附的事,斜眼看去,我总不热心。如今,总算活到下笔画画不存意图的年岁了,回头想想,十几岁时初学油画的憨傻而专注,最是金不换。近年虽说画得少,却是了无挂碍,一笔笔退回初学时代的好心思,画画人像和静物,等于进了考前班——前些天,我瞧见中央美院周围停着几辆考前班的面包车,车身刷着大标语:“培养未来的大师”,我这独自开张的考前班,宗旨正相反:“回到过去,当个学习油画的初中生。”

回国定居,转眼十年了:写得太多,画得太少。荒在学院的六年固然一事无成,但我不想推说是无效的教学耽误画画;出版的集子居然能有读者,但我心里清楚,这类杂耍并不抵偿本业的荒疏,而我就此变成两个人,同时在做两件事:几乎每周,我被各种稿约引向陌生的话题;同时,偷得半日,立刻关起门来闷头画画,循规而蹈矩。我得承认,书写、言说,令我获得绘画从未给予的快意,而当闭嘴描画时,我再三庆幸画画比我所能想象的幸福,更幸福。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验:当我在写作的歧路上越走越远,回看小小美术圈的开幕闭幕,就心想,什么事至于这等兴奋呢;可是在厕所里审看新书的校样时——全是字,那么多字——忽然深感羞愧,想起以赛亚·柏林信奉的铭言:“不要有太多的热忱”。

人不免有外向或内敛的天性吧,写写画画,是在均衡这天性,抑或是一种我目前尚未了解的冲突?而绘画与写作的功效,比我想象的更有差异。前者是享乐的,自私的;后者似乎迎向公众,并被赋予暧昧的责任。在凌乱的写作或讲演中,我不愿,并很少谈及艺术,独自画画时,我却像个从未写作的人,一味自私,专心致志。我知道这些画不外是练习的游戏,我知道老朋友期待有一天我会画出新的“创作”,但我并不为此焦虑,也不知道何以不感到焦虑。当这些画挂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从未度过这般歧异而分裂的十年。

两小时前,我还在黄昏的微光下描绘模特的脚趾。时间、精力与视力,被写作支离损耗了,我的抽屉寄存着好几副备用的花镜与散光镜。可疑的是,我常毫无诚意地反悔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会怎样呢?一群人对我说:写吧,等你的新书,另一群人恳求我,以至警告:快回到画室去!有时我会默然听取,仿佛做了错事;有时,充耳不闻。写作使我藐视画画:瞧那股匠气,那点可怜的好奇心与归属感;画画却一声不响提醒我,文字——至少,我的文字——被假想而夸张的影响,何其虚妄,惟凝结的颜料才是真实的,可触摸的。每天,媒体与稿约会寻过来,我申说繁忙,借以推脱,其实不过是躲在画室里抽烟。展览等于公布了我的隐私:诸位看见什么稀罕的把戏吗?没有。我只是在画画。